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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中国某些人的西式民主大梦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3-03-15

与中国古典政治反对党派竞争,注意整体和谐不同,从雅典时代起,西方传统政治就对党争持容忍的态度。古希腊政治改革家梭伦不是要消灭党争,而是努力维护党争的秩序,要人们必须加入一方,如果有人不参与党争,就会丧失公民权利,这在中国古典政治中显得不可思议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介绍说:“他看到国家经常处在党争状态,而有的公民竟然漠不关心国事,听任自然。因此他制定了一种特别的法律对付他们,规定任何人当发生内争之时,袖手不前,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丧失公民权利,而不成为国家的一份子。”(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12页。) 

过去一百年来,当中国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政治制度时,习惯性地忽略东西方思维方式、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上的不同。比如国家最高元首的民选一直是中国某些人的目标,但他们似乎忘了,中国政府同时要承担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而西式普选只能选择政治忠诚者,而不是道德上的领袖——事实上西方人在选择教皇时也不是普选。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战胜利后那样具备实现美式民主的条件。国内方面,有武装的共产党和没有武装的第三方(以民盟为主体的民主党派)都要求民主。第三方的口号特别合乎当代某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口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口号十分厉害,前者反对政治独裁,后者反对武装割据,前者要求国民党让权,后者让共产党交枪。但事实证明它们相当于什么也没有说,第三方最多只能在国共政争的夹缝中苟延残喘,更谈不上左右政局。后来有人问梁漱溟国共由政争走向战争的原因,他回答:症结么?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连梁漱溟本人都不清楚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民主党派只是好看的西式空中楼阁。第三方著名人物黄炎培在1944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坦言:参与者实际上“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的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36页。) 

国际方面,1945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核心是要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建立民主政府。杜鲁门特别派了二战英雄,刚刚卸任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关系,马歇尔的目的很简单:将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到中国。

这位享有崇高国际声誉又好人缘的将军不了解,在中国政治权威与军事权威合一的条件下,只有拥有武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而一个拥有武装的反对党又不符合美式民主,所以等待他的只有失败。1946年12月18日,在中国政治战场上惨败的马歇尔回美前怀着酸涩的心情对罗隆基说:“正像以往我一度为国民党所利用,现在我已经在为共产党所利用……但是,我不能听任我被任何一方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的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8~469页。)

今天,有学者还认为未来只能仰仗西式民主了!他们的所有改革方向都指向“德先生”,希望他能像科学“赛先生”一样在东亚大陆上早日安家;这些人忘记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体制性腐败,如政商旋转门,游说集团的合法存在等等。

世界上没有预言家,我们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终会走向何方,但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当一些人近乎狂热地拥抱所谓世界民主的滚滚大潮时,他们不要忘记从五千年文明源头奔腾而至,席卷一切的中华文明长河——过去四千多年来,中国选举制度的核心都是选贤任能!

无论是你爱她还是恨她,你都无法忽视她,这就是文明的力量。文明的力量有时是内在的,却永远是现实的。无论西方的治理经验多么成功,无论他们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都不能保证平移到中国不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或者根本无法越过太平洋平移到中国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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