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柯小刚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这是作者2010年11月22日为同济大学中医大师传承班所作的讲演材料。
一、中医的困境与话语权的争夺
非常感谢同济大学中医研究所的邀请，来与中医大师传承班的学员交流思想、互相学习。我今天准备讲两个词。一个是《黄帝内经》上说的“阴平阳秘”（《生气通天论》），一个是《论语》里说的“文质彬彬”（《雍也》）。前者是中医追求的身体气血方面的良好状态，后者是儒家追求的性情文化方面的良好状态，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以中和、平衡、无过无不及为最好，而不是以某种极端状态为最好。在以中道为至善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是一以贯之的。上至数千年文化变迁，广至五大洲文化交融，大至天下国家政治文化，小至一身上下五脏六腑，无不是用这一个中庸平和之道来调理。《汉书·艺文志》在总结医经和经方等方技类图书的时候说：“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人们也常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些话之所以讲得通，都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治国治人治病都是一以贯之的中庸之道。
今天我要来与大家交流的就是这个中庸之道。这个话题无论在经学方面还是在中医方面都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我们今天要尝试的是把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来谈。而且，我们的谈法还特别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背景，就是中医要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在中医史上本来并不陌生，也远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譬如说当仲景面对《素问》《九卷》旧典和遍野伤寒的时候，当叶天士、吴鞠通面对《伤寒》《金匮》经方和瘟疫流行的时候，肯定都深思过岐黄医道往哪里去的问题。但今天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处境似乎更加严峻，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无论仲景还是温病学家在考虑医道未来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检讨中医的根本道理也就是阴阳中和的道理是否成立，而只需在这个既有的框架之内作出适应时代变化的调整；而今天，中医面临的挑战不但是在阴阳五行框架内部的调整，而是面临更具有颠覆性的质疑，即阴阳五行这套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问题于是就超出了古今之变的历史范围，而是加入了中西之辨的地理维度。而且，这个地理维度不是在并列的意义上说西方如何、中国如何，而是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合法的，谁是非法的？这样一来，问题就搞得极为紧张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面对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中医界一般的反应似乎是两种，一是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从疗效入手，把问题转换为谁是有效的，谁是无效的，或者说谁的有效率更高？另外一种是论证说，科学有不同的形态，你是一种科学，我也是一种科学，我们是不同的科学，可以对话、结合。很可惜，这两种回答都是弱回应，因为它们都是被动的应激-反应模式。被动应激-反应模式的特点是毫无反思地接受对方的前提以及建立在那个前提基础上的提问方式。这样一来，无论你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在回答之前你就注定失败了。因为，无论你对中医做出何种辩护，你的标准已经是对方设定的。这样的辩护必定是失败的，即使它能暂时争取到一点呼吸空间，苟延残喘。它的失败并不是败在回答论证严密与否，而是败在想都不想就拱手让出了提问的权力。所以，在中西之辨的困难处境中，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把中医带出困境，带向未来的话，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主动进取的提问模式，而不再是满地找牙一般寻找那些由人家为我们设定的问题的答案。主动进取模式的特点是：我们首先是作为提问者而不是作为回答者来面对西方。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急于回答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应该面向西方提出我们的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是否合乎中道？这样一来，双方争夺的其实不是某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对问题的设定权。更深一步说，争夺的不是什么答案，也不是什么问题，而是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话语。这是因为，一种医学作为一种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它的话语方式就是这种文化的生存方式。一旦不用这种话语来说话、思考、提问题了，这种文化就亡了，或者名存实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那样的话，使用那种话语方式的医学也就亡了，或者只不过成为行尸走肉了。
二、从我自己的两个医案说起
我主要是研究中国经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医是自学的，临床经验不多。诸位都是全国各地经验丰富的临床中医大夫。在诸位面前，我岂敢班门弄斧。但是为了便于引出“古今中西之变与中医的未来”这个话题，我还是先谈两个自己的医案，以便逐渐从中引申说明：在古今中西的文质之变中，“文质彬彬”的理想如何仍然能指导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这种“文质彬彬”的文化如何能继续为“阴平阳秘”的中医思想提供话语。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大家谈谈各自的经验，有以教我。
医案一：取桂枝汤方义治皮肤奇痒。2010年8月。中年男子乳头奇痒难忍，挠至皮破流血。时发时止，尤以晚上为甚。从去年冬天开始，已有半年，原因不明，各种西医外用药膏不效。察其脉略浮弦，苔略白厚。食即出汗。诊以营卫不和、肝风挟湿发越于表。试取《伤寒论》桂枝汤方意，加减治之。方拟：生何首乌8克、桂枝5克、生白芍6克、柴胡8克、茯苓6克、五味子3克、炙甘草4克。嘱服三剂，结果服二剂即愈。未再复发。
医案二：小柴胡汤加减治目疾。2010年9月。青年女子，三年前在国外学习时，因所在国家的大学图书馆从来不关空调，长期在里面读书，遂至眼睛常常突然刺痒、眼红、流泪、视物昏花，闭眼半小时后自行恢复正常。国外西医给予眼药水，每发作时滴入，略能缓解，但未能根治。回国后仍然时有发作，每月两三次，伴发偏头痛。延余诊治。察其脉象，左关弦大，舌红苔厚略黄，巩膜略黄。当为三年前感受空调风寒，郁于少阳化热，引动肝风上扰眼睛。治宜小柴胡汤加减，和解少阳，兼以疏泄肝风，清利胆湿。方拟：柴胡12克、黄芩5克、生何首乌6克、茯苓6克、炙甘草3克、党参5克、茵陈5克（后下）、生姜3片、大枣3枚（掰开），煎汤冲服珍珠粉0.6克。五剂告愈，诸症解除，未再复发。
我讲桂枝汤治皮肤奇痒的例子是为了引出“阴平阳秘”的话题，讲小柴胡汤治目疾是为了引出“文质彬彬”的话题。我的讲法是通过易卦来解释我的方理，然后从易理出发，谈到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平和思想如何可以继续指导中国文化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在古今之变中由文返质，在中西之辨中以文化质，让中国文化自身固有的话语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从而带领中医走向未来。
三、桂枝汤、泰卦与阴平阳秘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那个桂枝汤医案的方理。在那个医案中，我并没有固守桂枝汤原方，而是法其所以为法，以生何首乌疏泄在表肝风为君；桂枝、芍药调和营卫为臣；柴胡佐首乌疏风，茯苓伍桂枝柴胡，利在表风湿；五味子收敛，辅助芍药，与桂枝、柴胡之发散相伍，共奏开阖调节之效；使以甘草，调和之功毕矣。本案之所以说是法桂枝汤之所以为法，是因为用柴胡-五味子的对子取代了生姜-大枣的对子，因为前者专入肝肾，更加切合本案病机。当然，主体结构中的桂枝-芍药这对散收出入的对子是不能动的，因为它构成了决定性的方理。桂枝汤之所以为法，大概就是这个阴阳出入的道理。从这个道理出发来理解，桂枝汤的方义也就是《内经》“治病必求其本”的具体体现了（“本”即阴阳之道）。只有从阴阳出入的根本道理出发来理解，才能领会桂枝汤这个貌似简单的方子为什么是伤寒第一方和群方之冠，而远不只是一般方剂学教材所谓的“发表剂”、“感冒药”所能范围。
桂枝汤的方理，如果要想更深一层理解的话，不妨联系到《周易》的泰卦。这样的联系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化裁道器，贯通体用，把中医带回到中国文化的话语母体，认识到中医的困境和未来发展的问题，根本上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存亡问题，而不只是怎样想办法在西方医学体系中讨口饭吃的问题。因为，通过这样的联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话语虽然可以非常具体，但也绝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降低为一种中性的工具性语言，以便纳入到西医框架里面去。譬如关于出汗情况的描述，表面上可以与西医看起来一样，但是一到什么是汗，为什么出汗这样的问题，中医的解释就必须用阴阳的话语来说话了，而“《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专门讲阴阳的经典就是《周易》了。对中医语言的理解深度，体现了一个医家对中国文化道体的体认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对病机的把握和方药的运用是否到位。如果反过来，用西医的解剖学来理解什么叫表里，用西医病理学来解释什么叫汗出恶寒，用药理学来解释桂枝、芍药有什么作用的话，桂枝汤就死了，变成了一种“感冒制剂”，失去了应化无穷的生命力。这样一来，当临床遇到诸如皮肤奇痒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个满脑子西医观念的“中医”就绝对想不到去化用一种“感冒药”来治“皮肤病”。
泰卦的构成是乾下坤上，也就是天在下面，地在上面。画成卦象就是三个阳爻（乾）在下面，三个阴爻（坤）在上面： 。《序卦传》解释说：“泰者，通也”。泰何以通？“小往大来”也（小指阴，大指阳）。“小往”是说地在上，地气自然下降；“大来”是说天在下，天气自然上升。地在上而气降，天在下而气升，于是就“天地交泰”，有上下交通、阴平阳秘之象。又下卦主里，上卦主表，所以，“小往大来”也就是表里出入、调和营卫之象。《伤寒论》关于桂枝汤的一则条文说：“太阳中风，阳浮阴弱，热发汗出恶寒，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与之”。“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假令阳能沉，则热自解；阴能强，则汗自止。[1]《黄帝内经》说“阳加于阴谓之汗”（《阴阳别论》）。太阳中风之汗是浮阳加于弱阴之汗，故谓之表虚之汗。桂枝俗谓发表之药。何以汗出而复与桂枝汤小发其汗？以太阳中风之汗，非阴平阳秘之汗也。阴平阳秘之汗，犹如泰卦阴阳交泰、云蒸雨降之汗也。今太阳中风，阳浮阴弱，正否卦大往小来、天地不交之病。故治之以桂枝汤。桂枝汤组成，以桂枝平芍药、生姜伍大枣，一散一收，一出一入，又以甘草居中调和，竟奏小往大来、阴阳交泰、营卫调和之功。以桂枝汤群方之冠，泰卦当之无愧也。医家治人，不过求得阴平阳秘、阴阳交泰之平和象耳。故泰卦宜为经方家之首卦。
四、小柴胡汤、贲卦与文质彬彬
上面用桂枝汤结合泰卦讲了“阴平阳秘”，下面我们用小柴胡汤结合贲卦来讲讲“文质彬彬”，然后，我们再把它们结合起来，思考今天的中医在古今中西之变中的位置和未来的发展。贲卦的卦象是离下艮上，也就是“山下有火，贲”： 。从这个卦象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刚柔交错的局面。根据《彖传》的意思，这个卦是从泰卦变过来的，也就是说，贲卦的刚柔交错局面是在泰卦天地气交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中间结果，就好象少阳病是在伤寒六经传变过程中，因为太阳证未及时解除，热郁表里之间形成的一个中间结果。
具体而言，《彖传》“柔來而文刚”，是说泰卦的坤之六二跑下来居于下卦乾的中间，这样就使下卦形成了离的局面 ；又说“分刚上而文柔”，是说乾的九二既然被上面下来的阴爻占据了位置，它就跑到上面去，但是没有占据上卦的中间，而是居于上位，成为上九，这样就使上卦形成了艮 。离是火，艮是止，离下艮上就好象热郁少阳，发汗发不出，清下下不来。造成这个胶着局面的主要原因要归之于下体乾卦的阳气上升过程中，乾的九二跑到上面去，上冲发越得太过，冲过了中位，跑到了最上面，形成了艮止，就把离火郁在中间，出出不去，下下不来，使得阴阳二气的升降从交泰局面变成了郁结状态。这就好像少阳枢机不利，胆火过亢，热郁表里之间，寒热往来，胁肋苦满。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伤寒论》的治法是禁汗禁吐禁下，只能和解，所以是用小柴胡汤主之。用《周易》的话说，就是只能用文明而有节制的方法，通过信访和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刚性的刑罚。可以设想，如果少阳胆火没有过亢，持守中道的话，那么泰卦下体的九二在向上升发过程中就不会跑到最上面去了，而是处在上体坤卦的中央。如果是那样的话，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坎卦的局面 。这样一来，加上下面的离卦，就是一个水火既济的局面 ，那就善莫大焉了。所以，贲卦局面的形成主要在于一阳升发太过形成艮止的问题，犹如少阳证的形成主要在于少阳相火过亢形成枢机不利的问题。
所以，总结说来，周易贲卦与伤寒少阳病的互证大体有这么几条：“刚柔交错”：寒热往来也，非表非里也，寒热并用也。“文明以止”：禁汗禁吐禁下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和解少阳、调和肝脾也。“柔来而文刚”：芍药当六二也（指四逆散的芍药），阳中之阴也。“分刚上而文柔”：柴胡当上九也，阴中之阳也。肝体阴而用阳，贲六二上九之义也。
那么，这与“文质彬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涉及贲卦的卦德大义了。《序卦传》说“贲者饰也”，也就是文蔽装饰的意思。贲卦用事的时候，正是文明礼乐达到繁盛的极点，并开始由盛极而转向衰落的时候，就好象《伤寒论》的三阳病传变到少阳的时候，就开始向三阴病传变了。所以，贲卦的最后一个爻就是“上九白贲”，饰极反素，文疲复质，所以，“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贲卦的极度繁荣后面紧跟着就是层层剥尽繁华的剥卦 （坤下艮上，山剥为平地之象）。那么，贲卦的文明鼎盛又是怎么来的呢？它又是从上一个周期的盛极而衰、质而渐文逐渐发展而来的。前面说到《彖传》认为贲卦局面的形成是泰卦地天气交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呢？《序卦传》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解释：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这就是说，从上一个周期的末尾否卦开始，历经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历史又开始聚气，闹革命，建国，搞建设，文治武功，礼乐刑政，文明教化，逐渐达到盛极而衰的转戾点，也就是贲卦。贲之后就是剥，这个发展周期也就结束了。不过，“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从复卦开始，又逐渐从质朴开始走向文明繁华，直到最后，再一次经历盛极而衰、文极返质的过程，开启新一轮的文质相复。这种文质相复的历史观点，就是从易经的思想来的。[2]孔子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就含有这方面的意思。在《礼运》里面，孔子感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上古圣王之治，就是有感于春秋时代周文的过度繁华，特别需要上古的质朴来矫偏；另一方面，他又说“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雍也》），则又是希望当时的春秋霸主能脱尽蛮夷的质野，回到周文的大道。总之，犹如《内经》里主张“阴平阳秘”的黄帝和岐伯，孔子既不主张片面的质，也不赞赏片面的文。只有“文质彬彬”，朴实而不简陋，文明而不虚矫，礼乐出于自然，畎亩通于庙堂，才是君子之国，华夏之邦。
五、古今文质之变与中医的历史
从文质史观出发来看，今天的中医在古今之变中的历史位置，就处在一个盛极而衰、由文返质的阶段。即使今天流行的那种用西医概念来理解中医的做法，也不过是这种黜文复质要求的表现。如果中医本身并没有走在一个文疲复质的历史阶段，而是处在继续繁荣上升时期的话，西医的还原归约思路[3]也不会吸引中医。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大略回顾一下中医的发展史。从上古伏羲的阴阳八卦传统、神农的本草传统、黄帝的阴阳五行传统、伊尹的汤液传统开始，到《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汤液经》的形成，中医经历了第一个由质而文的历史过程。从东汉末年医圣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开始，中医重新由文返质，在浩繁的经典和纷纭复杂的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一套清晰简练的六经辨证纲领、一系列方便实用的病脉证治方案，以及全套组织有序、法度谨严、针对性强而又灵活多变的经方。从这个新的开端出发，医学又逐渐繁荣，由质复文，积累了更多的方药经验，历经王叔和、皇甫谧、陶弘景、王焘、葛洪、巢元方、杨上善，到孙思邈集大成，这便是中医的第二个文质历史过程。王叔和、皇甫谧、巢元方、杨上善皆以整理医经著名，陶弘景、王焘、葛洪、孙思邈皆以整理本草、经方著名，都不是基本理论的创新工作，所以都是文性的工作，不是质性的工作。这个质而渐文的过程，从组方用药的味数也可以看出来：《伤寒论》很少有超过九味的方子，到《千金方》十几味以上的就很多了。
但是，在这个越来越文的趋势中，已经开始酝酿着由文返质的苗头了。《旧唐书·方伎传》记载过一位当时很有名但没有著述的医家许胤宗。他说他看病是“单用一味，直取彼病”，而当时医家的积习却是“多安药味，多发人马”，冀望总有一味药对上病症，总有一队人马遇到兔子。他还说“医者意也”，很难言传，所以无法著述经验。所以，他的不著书很有点禅宗不立文字的意思，他的单用一味直取病所也有点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意思。禅宗也是唐代开始兴起的，同样是中国文化再一次由文返质的表现。唐代在文化最盛的时候开始出现质性反动的苗头，犹如中医说日中午时一阴始生。
这种质性的倾向在宋代理学和心学中得到极大的发扬，奠定了第三轮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与之相应，在中医上的表现便是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建树。四家之中，刘主寒凉，张主攻下，李主培土，朱主养阴，都表现出由文返质的倾向。他们的质性一方面表现在都试图用一个比较单一的原则（如火之于刘，邪之于张，土之于李，阴之于朱等等）来构建一个完备的解释系统，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们用药的阴性偏好上（比较多用寒凉清下、滋阴润燥之品）。同样，宋金元时期医学上的这两个偏于质性的特点也是与当时的哲学思想相应的。譬如刘河间说“六气皆化于火”就好像程子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二程遗书》卷二），也好像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卷三十六），都是试图用一个单一原则解释一切。又譬如张子和强调“邪去则正安”的思想和朱丹溪重视养阴的思想，也可以比之于宋明理学提倡的静坐节欲、慎独自省的学风。
金元四大家之后，从这个新的质性开端出发，第三轮医学又逐渐走向文胜的局面：金元四家的学说，尤其是刘完素和朱丹溪的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温病学里得到了非常系统的发展完善，尤其是在叶天士的临床医案和吴鞠通的系统理论化中发展到了极致。《温病条辨》代表了这个发展阶段的集大成，而新的一轮文极返质运动也随后在清代和民国的伤寒派经方派崛起中应运而生了。这个过程可以对应于清代经学中汉学的兴起。汉学家主张越过宋明，直趋汉唐，犹如经方派认为汉唐以后医书不足观。
那么今天，我们处在文质历史中的什么位置呢？应该说正好处在一个质革文命已近结束，需要重新由质复文、重新建设文化的阶段。从易卦上讲，就相当于刚刚经历完了贲极而剥的阶段（近代革命），中国文化已经层层剥尽，九死一生，现在正准备走向剥极而复；又好比刚刚经历了井淤而革，目前正处在革故鼎新的阶段。[4] 在近现代历史的百年风云中，中国文化经历了疟疾一般痛苦的寒热往来。现在，吃过小柴胡汤之后的中国已经疏通了气机，条畅了血脉，正在从阴出阳，走向新一轮的文化繁荣。
六、中西文质之辨与中医的未来
近现代中国为什么那么积极地拥抱西方文化，狂热地要用西方文化来修正乃至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从上面一节的古今文质之变的分析看来，这其实不光是因为西方主动进攻所致，而且还是因为中国自身正好处在一个文质交接、文疲复质、以质革文的转戾点上。这就像《黄帝内经》上说的那样，“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百病始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只有内外合邪才会生病，而如果四季脾旺的话则是不会受邪的（《金匮要略》）。
然而，晚清和近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繁华落尽、万物归土的季节。土气已经在草木繁华中耗尽，正待西风劲起，阴敛肃杀，还精于土。正是这个时候，西方文化带着船坚炮利来了。中国人一方面抵制它，另一方面倾慕它。因为中国当时正需要来自西方的金敛肃降之气。清代的经学是朴学、小学、实学，可是西学进来之后，人们发现科学更是朴学、小学、实学。小学本来是贲极而剥的表现，它的兴趣是要剥落宋明理学尤其明代心学的伟岸，以小剥大，五阴剥一阳，把山剥为平地，以谦朴平实为美。等到胡适、顾颉刚等人把这种小学朴学精神与西方科学考据学相结合，中国文化最后仅存的一点阳刚之气就被剥落殆尽了。
然而，“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在闭藏养精的漫长冬天之后，新的春天必将来临。无论共和国前三十年说的“深挖洞、广积粮”，还是后三十年说的“和平崛起”，都是蛰伏潜修之象。今天，历史似乎已经到了一阳来复的时候。虽然文化的凋敝已经到了严冬夜半，坏证丛生，但新一轮的文化发展已经开始露出苗头。遍布城乡和媒体网络的读经热、国学热、中医热，表明中国文化的自信已经开始复苏。需要温习下面这些句子的时候就要来了：“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根据《内经》的告诫，未来的中医应该培养生发的志向、宽缓的胸怀，少一点与西方对抗的肃杀之气，多一些宽仁博大的理解力：理解过去，理解现代，理解中国，理解西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礼记·王制》）。《经》云：“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异法方宜论》）。无论经历多么艰难困苦的古今中西之变，只要坚持走在阴平阳秘、文质彬彬的中庸之道上，中医和中国文化就永远有希望发皇光大，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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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阴阳在这里可以是说脉象，也可以是说营卫，并不矛盾，因为脉象也不过是气血营卫的表征。
[2] 关于文质史观的更多论述，参拙文“文质相复还是圣俗二分：从文质史观来看现代性问题”，见收拙著《道学导论（外篇）》，华大师大出版社，2010年。
[3] 还原归约是西方科学的基本方法，即把众多现象化归到一个单纯本质，譬如在医学上就是归约到某些病原体，药学上就是重视提纯某些化学物质（“素”就是这个意思）。
[4] 《序卦传》：“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结合井、革、鼎的近现代史思考，另参拙文“慎终追远与往来井井”和“年龄的临界”，分别见收于拙著《在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和《道学导论（外篇）》（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