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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锦程: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反思 
作者:[翟锦程] 来源:[] 2010-11-30

    将先秦名学比附为西方逻辑并对之进行研究的方法,虽然对更新诸子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广泛传播西方逻辑有着积极作用,但对深入研究和认识先秦名学本身却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忽视了先秦名学的特有性质,而与西方传统逻辑进行机械比较。

先秦名学是先秦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以社会关系的变化在名实关系这一层面上的反映为基础,以名为专门研究对象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思潮。先秦名学有着它固有的对象、内容、目的和作用,而且它的发展和演变也受着先秦文化整体状态的制约。西方传统逻辑则是西方古代文化的产物,它的基础是具有严格演绎性质的几何学。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人就"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而且"已经开始讨论了有效推理的规则"。希腊人讨论有效推理规则的活动主要体现在数学方面,即把埃及人实用的具有经验性质的几何学上升到理论的具有演绎性质的几何学。正如M·克莱因指出的那样,"希腊人对数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根据明白规定的公理用演绎法推出",而当"希腊人在搞出正确的数学推理规律时就已奠定了逻辑的基础,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才能把这些规律典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科学",即西方传统逻辑。

由此可见,先秦名学与西方传统逻辑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产物,而将前者等同、比附为后者,实际上是忽视了两者问的文化差异,具有机械比较的倾向。

第二,忽视了先秦名学自身的思想发展轨迹,而应之于西方传统逻辑体系。

从先秦名学的自身发展来看,自孔子创立"正名"学说后,先秦名学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围绕着社会政治与伦理这一中心而演进的。随着名实关系问题讨论的深化,在先秦诸子中出现了逐渐脱离社会政治与伦理,在一般意义上来探讨名学问题的倾向,使先秦名学具有了针对社会关系的"明贵贱"和针对名实关系的"正名实"的双重内容。

作为西方传统逻辑来说,它的发展有着十分清晰的历史脉络,而且也具有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理论体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西方近代前期,西方传统逻辑形成了以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和证明论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体系去梳理先秦名学,必然会对先秦名学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多元化的理论形态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有所割裂,在很大程度上,会将先秦名学特有的和固有的相关内容搁置起来,而使之定位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框架之中,让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学术思想中的西方传统逻辑的形影,而非先秦名学本身。

第三,忽视了先秦名学的多元性特点,而以单一的模式为评价标准。

西方传统逻辑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到培根以前的发展,基本上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补充与完善,没有实质上的突破与创新,在发展上相对稳定,在内容上比较单一。

先秦名学作为先秦文化的产物与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本身又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系统。在社会形态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各家学派的思想体系中,由于诸子阶级利益和思想取向的不同,而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另外,先秦名学虽然与以谈说论辩为对象的辩学有密切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近代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名学与辩学视为一体,或者将名学视为辩学的附属内容,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论,从而将名简单化为命题中的词项。这种认识和理解实际上忽视了先秦名学在先秦文化中的思想价值,忽视了先秦名学相对独立的理论意义。因此,用西方传统逻辑这样一个单一的理论模式去分析和评价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复杂思想系统,其得失利弊不言而喻。

然而,如果我们从中西文化在中国近代交流会通的过程来重新审视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则可以发现其更广泛和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巧妙地掩饰了近代学者接受西学过程中矛盾的文化心态。

综观近代学者对先秦名学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主要方法,实质就是"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新知"指西学,"旧学"指诸子学, 具体说,就是"以欧洲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表现在名学研究上就.是用西方逻辑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去梳理和挖掘先秦名学的思想内容。虽然近代学者在研究和挖掘先秦名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注意以印度因明为工具,但最基本的方法模式是西方逻辑。

不容否认,这种方法在评价和挖掘先秦名学的理论价值和文化意义方面,特别是在传播西方逻辑知识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透过现象看其本质,这种方法的广泛使用,则是反映了近代学人十分矛盾和复杂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既要学习西方文化以自强,同时,又是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而深感不适,"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另一方面,虽以西学为新学,但在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的支配下,既不否认西学有多大先进性,又要显示"中学"之博大精深,无所不括,使国人能维护外国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的自信心和民族优越感,通过外国"之所以有","吾亦有"的情感安抚,来调节西方文化冲击下既自卑又自赁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使人相信"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而努力地接受西学。

从文化发展和进化的角度来看,在近代中国文化吸收外国文化由封建文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转变和发展过程中,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使人接受和认可西方文化的一种手段,同时又把先秦名学比附于西方逻辑,成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媒介体,通过认同西方逻辑,进而接受西方文化。近代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从名称的角度已经注意到先秦名学与西方逻辑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异,例如,梁启超认为,李之藻提出的"名理"之名,严复翻译的"名学"之名,虽为"聊原名",但还不足以用来涵盖全部逻辑的内容。严复在翻译西方逻辑学说的过程中则明确地指出,"案逻辑此番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穆勒名学·部首》)同时,他还认为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同上)但是,近代学者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背景下,且又碍于特殊的文化心态,而未能深入到先秦名学与西方逻辑的思想实质作出进一步的探究。

第二,有效地把握了接受和传播西学的进路。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虽然广泛地涉及到先秦诸子的思想,但其中以对墨家名学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和系统,而且近代研究家也多以墨家名学与西方逻辑,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表面是似乎是逻辑研究,而其实质则是传播西方逻辑、传播西学。如在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墨子之论理学》等著作中,介绍西方逻辑的篇幅要大大超过研究墨子思想本身的东述。通过先秦名学研究而接受和传播西学的文化进路是:以墨家名学为起点,连接先秦名学,连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连接中国传统文化;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起点,连接西方逻辑,连接西方近代哲学,进而连接西方近代文化。而墨家名学基本上等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甚至还早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因此,西方文化对国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两者的交流会通是可能的,而在先秦名学研究中这种可能就毫无障碍地成为现实了。

    (节选自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213~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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