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如田齐的黄老之学和汉初的黄老政治都是官学、显学，用来治理国家，并成就了齐国霸业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国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现了“贞观之治”。明初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仁宣之治”。清初推行轻税减赋政策，成就了“康乾盛事”。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间接在道家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一、田齐道法结合的稷下黄老之学

公元前481年田和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齐平公，自任齐相。继而先后驱逐了世袭贵族监氏、国氏、高氏，由独擅齐政而夺取姜氏齐国政权，位列诸侯，史称田齐代姜齐。田和称王的第二年就死了，其子田齐桓公也无明显政绩，其孙齐威王立志改革，齐国再次称霸。齐威王说：“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齐宣王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他们以欲一统中国的气魄，再造姜齐桓公之霸业，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为东帝。

1、田齐推行黄老之学

田齐替代姜齐立国时，引起了普遍不满，齐王则用小斗进大斗出、授田、减税等措施收买民心。在政治上，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黄老之学，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代替姜齐的政治借口。田氏代姜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尊崇老子，因为田齐与老子是同乡，都来源于陈国。《史记》说：“苦县属陈国”。齐国从姜太公立国起就有重“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祖先、同乡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家理论——黄老之学（熊铁基，2001）。

关于黄老一词的来源，有学者认为，齐威王政治上大力推行“高祖黄帝”、“尊黄用老”政策，于学者们遂将黄老联称，共尊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这可能是黄老之学最早的来源。

2、稷下学宫及其稷下黄老之学

从齐桓公开始，在国都临淄的稷下置学宫，招聚天下贤士。《史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桓公用“高门大屋”等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齐威王即位后立志改革，称霸诸侯，一方面鼓吹“高祖黄帝”为纂权正名，一方面任用稷下学士邹忌、淳于髡等人改革政治，稷下学宫盛况空前。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规模最大，达“千有余人”。《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接子、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学士复盛。”

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文化的中心，也是东方学术文化的中心。由于田齐政权的大力倡导，黄老之学成为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齐宣王授予的76位上大夫中，黄老学者也占了大多数，如接子、环渊等。但田齐统治者对非官学的其它各派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着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又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提出了“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一派是环渊。据说《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郭沫若，1954)。

稷下黄老之学虽属道家思想，但它与老子、庄子的注重修身养性、回避政治的思想不同，主张“君人南面之术”，主要是讲政治，讲执政之道的。其主要思想有“因循天道”、“君道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因道生法”、“因道变法”、“执法平等”等。稷下黄老之学其主要著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

3、齐威王用邹忌改革

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对田齐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齐立国初期，就采用授予农民定量土地的授田制度，实行了户籍制，推广铁器，减免赋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治国措施，这与官方推行的黄老之术也基本上吻合。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采纳“谨修法而督奸吏，减吏省员，使无扰民”等建议，使齐国迅速出现了大治局面。司马迁说：“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史记》）

齐威王改革后，齐国日遂强大，在桂陵、马陵两役中重创当时的霸主魏国，遂成战国七雄之首。齐国历经威王、宣王、愍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强盛。齐国日强，诸侯恐惧，乐毅合纵连横，游说六国，率六国联军伐齐，齐丢掉了50多座城池，仅剩下2座城池一直死守，齐国从此衰落。齐国是战国后期第一个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致力于一统中国的强国（白奚，1998）。

4、稷下黄老之学与田齐称霸的关系

近年来，研究稷下黄老之学的人多了起来，但研究先秦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直接的历史记录，《史记》、《资治通鉴》等也是后人补叙的，不全也不直接，道家、儒家、法家等分类也是西汉才由司马谈首次提出，早期不可能有道家及其治国成效的历史记录。

但依据《史记》、《资治通鉴》以及道家、儒家的有关记录，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稷下黄老之学推动了田齐崛起，其理由有六：①田齐政治上推行“尊黄重老”的黄老之学，不仅有众多记载，而且山东等地出土的陶磁器上也有“高祖黄帝”的字句；②田齐推行的经济政策，减免赋税、因其俗、简其礼、自由工商、便鱼盐之利等，带有明显自由放任的特点，符合黄老之学特征，再说经济从属于政治，不可能另搞一套（白奚，1998）；③齐威王用邹忌的改革，其目标是吏治，督奸吏、减吏省员、无扰民、无掠民等，也正是黄老道家倡导的；④稷下学宫及其主流的稷下黄老学派，实际上是齐国参政议政的一个参谋班子，齐威王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黄老学派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的田骈与宋钘、尹文、环渊、接子，各进其言，取用所长。其中，田骈善于谈辩，尤好争论。因此，人们才称他为“天口骈”（熊铁基，2001）；⑤儒家当时在齐国政治上没有地位。据记载孟子曾两次去稷下，两次都没有受到重视。孟子第一次去时，齐威王忙于改革称霸，又崇奉黄老，孟子的仁政未受采纳；孟子第二次到稷下时，名声早已很大，齐宣王当时立志统一中国的大业，与孟子谈了几次，孟子口不离仁政，孟子政见未被采纳。⑥西汉黄老政治成效突出，但郭沫若却说黄老之术昌盛于田齐，那是否意味着田齐黄老之术的还要高于西汉。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郭沫若，1954)。

二、西汉黄老政治与文景盛世

与田齐稷下黄老之学不同的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西汉人，而且司马迁也是个黄老政治崇拜者，对黄老政治及其创造的业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西汉太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首次把先秦诸子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因此，西汉应用黄老政治治国，就有了明确道家理论指导，并且有详细历史记录。

1、黄老政治来源及其内容

黄老政治中的黄是指黄帝。黄帝不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样。《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也是法治的典范，因此，黄老政治是道法结合的一种治国术。

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一是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实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三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五是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又开放山泽，让人采掘垦殖，给工商业带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六是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甚至在冶铜铸币这样的货币发行领域，也都向私人开放。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现了文景盛世，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史杰鹏，2007）。

2、西汉黄老政治的详细情况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缛节不感兴趣，惟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比较对口味。刘邦采用黄老之术治国，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重要谋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王陵等，也都爱黄老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本或无言字)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孝惠帝在位三年，生性仁厚，因受吕后的肃杀行为的恐吓，羞愧作为天子，很少理朝政。前少帝在位4年，后少帝在位一直到吕后去逝时，但两位少帝都没有亲政。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继续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说：惠帝吕后时期“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政不出房门”。

汉文帝以代王身份继承大统，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文帝好黄老之学，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风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史记·礼书》也说：“孝文好道家之学”。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恢复了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田租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其间还有2年全免，徭役则从一年一月减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此外，文帝还下诏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废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废除连坐法、诽谤妖言罪、肉刑等（陈功镇，2001）。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

汉景帝在位16年间，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他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与民休养生息，田赋三十税一，人民负担减轻。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还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以促进农业生产。景帝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地，引起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率军三个月平定叛乱，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史杰鹏，2007）。

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这45年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术，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窦太后有个规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她的孙子汉武帝即位后，要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窦太后为此大发雷霆，逼着汉武帝罢免了一些官员，汉武帝第一次独尊儒术的图谋就失败了。司马迁记载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

3、黄老政治的治国成效

汉初黄老政治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粮多的没地放，铜钱多的没线穿。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汉书·食货志》也夸曰：“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汉初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黄老之术起了重要作用（史杰鹏，2007）。

三、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幺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1、尊老子为圣祖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对老子尊称有加，自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并诏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它教派的发展（汪钱，1981）。

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

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老子，他说过“老子为帝室先系”，下诏扩建鹿邑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庙。

第三代高宗李治在历史上对老子最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举子皆习《老子》。他曾亲临鹿邑县太清官拜谒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并下诏书改鹿邑县为真源县，寓意鹿邑为真理的发源地。

武则天称帝后并不逊色，于载初元年下诏改真源县为仙源县，意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则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别的朝代更捍卫老子及思想的至尊地位。

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玄宗说老子是“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玄宗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还三次给老子封爵加号，拨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庙宇。又下诏全国增建老子庙，并命各地铸老子像（严耀中，1991）。

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2、垂拱而治与贞观盛世

唐朝尊老子尊道教，可能是务虚之举，以抬高唐王的历史地位。开元25年正月，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以老子《道德经》为宗首的道家学说。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应该是务实之举，以提高治国水平。唐玄宗也曾说注疏《老子》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的词语，从务实主义出发，着重阐述的是治国理身的理论。

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 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

四、明初休养生息政策与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从小放猪放牛为生，当过和尚讨过饭，历经磨难。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明朝从太祖到宣宗，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这与明太祖开启的“休养安息”政策是分不开的。

1、明初休养生息政策与仁宣之治

明太祖从叫花子到皇帝，平身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最同情平民百姓。因此，明初的吏治是历代王朝中最为严酷的，他曾经6次大规模肃贪，15万贪官人头落地，从驸马、侄儿、宰相等到都成刀下鬼。但明太祖对待老百姓还是非常宽厚的，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折枝、小鸟不可拔羽”。明朝初年,人口减少，田地荒芜。为安定社会和增加财政收入，明太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政府奖励垦荒，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到明太祖后期，田地大量开垦，军队粮食基本自给，政府税收大大增加（刘韶军，1997）。

明太祖也中国历史上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之一，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要亲自注释《道德经》，可见明太祖对道家理的重视程度。《道德经》对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影响很大，明太祖在其《御注道德真经》序中，讲述了对犯人从极刑改为劳役的原因，“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吴晗《朱元璋传》引述了此段史实，并说：“由此可见，明初处罚官吏到淮、泗一带屯田工役的办法和《道德经》的关系。”

明太祖后建文帝即位，建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仁慈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紧张的吏治气氛，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均免赋役，精简机构，革除冗员，还选派24人分巡天下，兴办利民之事。建文帝在位四年间，撤销了9个州39个县以及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但建文帝过于仁慈害了他，燕王起兵后他坚持“我要活的叔父”，让燕王多次死里逃生，燕王夺得皇位后，朝内转投永乐帝的文臣只有24人，而自杀的却有千人，可见建文帝在文臣中地位是相当高的（高阳，2006）。

永乐帝后仁宗在公元1424年即位，他效法文景之治的做法，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下令减免赋税，对灾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宽待流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明仁宗虽然在位时间仅10个月就去世了，但仍无愧于一代仁君的称号（高阳，2006）。

宣宗及位后继续推行仁宗的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任贤纳谏，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政治较为清明，出现了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宣宗在位仅10年，染不明之疾而逝，但他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学家称之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让明王朝的“仁宣盛世”达到了顶峰（高阳，2006）。

2、仁宣盛世与文景盛世的比较

明仁宗能当上皇帝，主要得益于儿子。明成祖不喜欢其长子朱高炽的仁孝，他常说，“怎幺越看他越象建文帝”。但他特别喜欢孙子朱瞻基，孙子出生的那天晚上，他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象征权力的大圭赐给了他，大圭上镌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孙子长得也非常像自己，脸上有一团英气，这件事对以后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役作用很大。因此，后来朝堂一旦有人对于朱高炽提出批评，想要废太子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说，好太孙，好太孙，这孙子真好呀。朱高炽的媳妇特贤惠，明成祖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妇，经常说一句话：要不看这个媳妇的面子上，就早把你废了。但朱高炽熬了二十多年的太子，一共就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离奇的死亡，这也成了明朝一大谜当。宣宗即位后，也仅当了10年皇帝，就染上不明之症，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短命的父子皇帝，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留下了两个千古谜团，也留下两大历史遗憾。历史评价明仁宗，说是：“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关于宣宗，在历史上也有“明有宣宗、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之论。可见，历史学家都把仁宣二帝与文景相比，这恐怕不是巧合吧（高阳，2006）。仁宣盛世才短短11年，老百姓好日子还没过够，因此，又有很多人遗憾的说，假如仁宗多活10年多好呀，假如宣宗多活10 年多好呀。

五、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

所谓“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续115年。某些学者作家们颂扬这百年辉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历史奇迹”。

1、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定都北京的皇帝。清世祖信佛，但这并不彷碍他对道家的喜爱，他四历史上第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他在《御注道德经》注中，称赞道家的“治心治国之道”。他在《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刘韶军，1997）。值得一提的是，道家思想对顺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国理念的形成贡献很大，这其实与黄老学派“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法治而臣人治”观念很接近。顺治帝也崇尚道家清静无为治国术，对儒家爱民如子的说教提出质疑，他说：“以爱爱民，爱必不周；以事治国，国必不治。清净无为，则民自化矣。”。

康熙即位后，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谕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康熙还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归还农民垦种，奖励垦荒屯田，并实行“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计十年，方行起科”等办法，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康熙51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减轻百姓负担。（李治亭，2005）。

雍正帝是一代被深度误解的英明君主，其印象不佳主要是为人刻薄，但近年来其治国才能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雍正最大的功绩是整顿吏治，他能洞察秋毫，以铁的意志，在全国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取得了圆满成功，许多做法让人叫绝，如减少额外杂派的“火耗归公”政策。中国历史上也这类吏治改革曾有过很多次，都虎头蛇尾没有一次成功的例子，明太祖明元璋“剥皮实草”杀了15万的官，80%官做不完3年任期，也整不好吏治。乱摊派也是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一大顽疾。其次，雍正帝极度勤政，每天平均批阅的奏折7000-8000字，他还建立不究形式的密奏制，让地方官给他汇报实情。再次，雍正推取消人头税，推行按田征收的“摊丁人亩”税制，使田少的农民负担大减，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等官绅特权，削除山西、陕西贱籍制，后来浙江、安徽、广东、江苏也相继跟进，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又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等。为此，历史学家评论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乾隆帝是一位被严重夸大的了帝王，他在位60年间，自身建树很少，其所处的盛世主要得益于雍正帝，乾隆只不过他贯彻和执行前朝的政策比较彻底而已。乾隆施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三大政策都不是他发明。收归流民的“改土归流”政策源于顺治，盛于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都是雍正发现采用的政策，乾隆反而是受益者。但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他爱好阿谀奉承，重用贪官和绅，致使后期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六下江南，耗尽民财；大兴文字狱，动辄杀头充军；搞虚荣心外交，肯向大清国进贡的小国，能得十至百倍回赠；自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把盛世的家底耗尽，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易中天，2006）。

3、康乾盛世与道家思想

康乾盛世主要得益于清朝初期实施的一系列整顿吏治、予民休养等政策，使民心得以凝聚，人丁得以兴旺，人口由康熙时8000多万到乾隆后期增长至3亿多，国力得以恢复，疆域版图得以扩大。乾隆前期时，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有二三千万两。但是，多年来，公开怀疑康乾盛世的人也不少，理由是百姓就没有真正富过，有学者还以数据指出，清初铁和棉的产量远不及明朝，但清朝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却是明朝的好几倍。鲁迅就公开怀疑康乾盛世，说那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同期西方传教士的叙述比较可信，但这些叙述也都表明，中国当时处天赤贫状态。也有人认为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武力下大一统的空架子（易中天，2006）。

清朝初年予民休养等政策，与道家不扰民、不掠民、无为而治等思想是相吻合的，如顺治以来“宽待流民”政策，雍正减少农民负担和摊派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政策，特别康熙“永不加赋”政策，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地区性减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减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也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顺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国理念也与黄老道“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法治而臣人治”观念很接近，顺治帝还在《御注道德经序》中说：“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明清静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