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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六经——中华文明的顶层设计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4-04-24

六经,又称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大类先秦典籍。

“经”和”艺”,这里都有法、常、常法的意思,指中华民族垂范万世的大章大法、价值理想,规范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是中华文明的顶层设计,大一统国家体制中思想统一的基础。

李澄源先生(1909-1958年)写道:“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1】

《左传·昭公二十年》:“布常无艺,征敛无度。”晋代学者杜预注:“艺,法制也。言布政无法制。”又《国语·越语下》有:“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清代学者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下》解释说:“‘用人无艺’者,人犹众也。言用众之道无常也。”

经,也指普遍性的原则法度。《诗·小旻》毛传称:“经,常也。”《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东汉郑玄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所以守为法式也。”东汉经学家刘熙《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六经与六艺的意义相同,所以汉人常常二者混用。比如西汉经学家、官居丞相的匡衡论经学说:“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旨,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2】

匡衡所说的“永永不易之道”,不是说经学没有变化,不随时变,而是说它的原理性。犹如我们讲牛顿物理学,它诞生于17世纪的农业时代,其中的宇宙观念已过时,但它仍具有真理性,300多年后的今天,任何学物理科学的人都要学习牛顿物理学。再比如西方的基督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主导着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其理论形态和社会地位与中世纪有大不同。

我们要理解21世纪的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准前进方向,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可不回归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人类轴心时代,从当时的中国公共经典——六经中找到走向未来的方向和动力。

这也是东西方主要文明复兴的普遍规律。无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唐代统一思想于《五经正义》都是这样;宋代理学家建立新儒学,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也是通过重新阐发轴心时代的四本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精辟地论述道:“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3】

今天有些学者罔顾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见到研习中国文化者,就给扣上保守主义的大帽子,认为研究经典就是刻舟求剑,不识时务。他们则将西方的学术拿来作自家珍宝,美其名曰现代、先进。殊不知,若离开轴心时代的文明成果谈中华文明复兴,无异于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最后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具体来说,六经在社会生活中有何功用和意义呢?战国秦汉时期,先贤对此已有基本共识,并作了详细阐述。为让读者诸君一目了然,我们将先贤对六经相关阐释列表如下。除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其他资料皆出自战国时期。其中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掘出的郭店楚简,测年在公元前四世纪末的战国中期。郭店楚简中多次提到六经,说明“六经”的提法在当时已相当普遍。

比如郭店楚简《六德》谈到基本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时指出,夫、妇、父、子、君、臣这六者(位)各行其职,则毁谤狂言就无从产生了。看《诗》和《书》,道理就蕴含其中;看《礼》和《乐》,道理就蕴含其中;看《易》和《春秋》,道理也蕴含其中。文中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讪夸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4】六经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大治,天下太平。如果说基督教教义存在于一本经典《圣经》中,那么中华文化根本精神则存在于六大类经典中,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论情志、价值观念的《诗》;论政治、社会治理原则的《书》;论社会生活规范、原则的《礼》;论以艺术教化实现社会和谐的《乐》;论宇宙人生阴阳变化规律的《易》;论道义名分之所在,并以此区分是非的《春秋》。

对于六经社会功用和价值,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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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经解》开篇,孔子论六经的社会教化功能及其流弊之所在,要我们在研习经学时,避免流弊,回归中道。东汉郑玄《礼记目录》:“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

先说《诗》。孔子指出,进入一个国家,人们性情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这是《诗》教的结果。如果学《诗》过了头,不能节制,就会变得愚蠢。所以国民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是深染《诗》的教化了。“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郑玄注:“《诗》敦厚,近愚。”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进一步解释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再说《书》。书是夏商周三代的政府档案,但又不停留在档案上。孔子选取其中重要篇章阐述治国理政的大法,供后人效仿。所以学习了《尚书》,就能通达政事(大纲),熟知历史;了解过去,指导未来大方向。若学习《尚书》不知活学活用,就会没有章法不切实际。如果人们通达政事,熟知历史,又做事有章法切合实际,就是深染《书》的教化了。“疏通知远,《书》教也……《书》之失,诬……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郑玄注:“《书》知远,近诬。”孔颖达《礼记正义》:“‘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

次说《礼》。三代之礼是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的基础。国人端庄恭敬,这是礼教的结果。若学礼不知节制,就会成为繁文缛节,这就失去了“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本来面目。我们恢复中华礼义文明,是恢复其礼义精神,而不是恢复古代繁琐的仪轨——礼节适合时代需求,不繁琐就可以了。孔子说:“恭俭庄敬,《礼》教也……《礼》之失,烦……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礼记正义》:“‘恭俭庄敬,《礼》教也’者,《礼》以恭逊、节俭、齐庄敬慎为本,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也……‘《礼》之失,烦’者,《礼》主文物,恭俭庄敬,若不能节制,则失在于烦苛。”

次说《乐》。乐,不单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它在古代包含诗歌、音乐和舞蹈等,指所有文学艺术的总和。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宗教性社会,礼乐承担着主要的社会教化功能,直到今天,国家仍然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教化作用。艺术教化能让人心胸广阔、简朴善良。但文学艺术上太过强调了,就会陷入奢侈淫佚。人们心胸广阔、简朴善良,又不奢侈淫佚,就是深染《乐》的教化了。孔子说:“广博易良,《乐》教也……《乐》之失,奢……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礼记正义》:“‘广博易良,《乐》教也’者,《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乐》之失,奢’者,《乐》主广博和易,若不节制,则失在于奢。”

以上《诗》《书》《礼》《乐》,古代称“四术”,西周至孔子,都以之教人,《诗》《书》重言,《礼》《乐》重行。《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春秋时期,贵族教育内容多样化了,但都以先代圣王的典籍为基础。大体并没有出《诗》《书》《礼》《乐》的范围。比如楚庄王与大夫申叔时讨论太子教育问题,申叔时所说的教育内容除了《诗》《礼》《乐》,还包括《春秋》,《世》(即先王世系之书,如后代《世本》),《令》(先王法令),《语》(记载治国言论的书,如《国语》),《故志》(记载先代政治成败之书),《训典》(当是先王训诰典制之书)。对于这些教育内容的功用,申叔时也有论述:“(庄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意思是,用《春秋》历史来教育他,使他懂得褒扬善行而贬抑邪恶,来戒勉他的心;用先王的世系《世》来教育他,使他知道有德行的人能名声显扬,昏庸的人要被废黜,用以鼓励和约束他;用《诗》教育他,对他宣扬先王的德行,引导他的志向;用《礼》来教育他,使他知道尊卑上下的法度;用《乐》来教育他,去除他身上的污秽,使他稳重不轻浮;用《令》来教育他,使他懂得百官的职事;用治国嘉言《语》来教育他,使他发扬美德,知道先王务必以德行对待百姓;用《故记》来教育他,使他懂得历代成败兴衰的道理,使之戒惧;用先王的《训典》来教育他,使他知道宗族的发展演进,行为符合道义。

楚庄王死于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时代。孔子所传六经,实际是在《诗》《书》《礼》《乐》“四术”的基础上,将鲁史《春秋》和周代的《易》义理化了,提升为与四术齐平的经学。孔子对这种革命性做法感到不安,所以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7】

孔子以《易》言天道,以鲁史《春秋》言人道——此二书一出,孔子天人之道尽矣!二书亦经亦子,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西汉人尚明了这一点。《汉书·律历志》引刘歆的话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本是三代卜筮之书,春秋时人也用其言说义理,至孔子作十翼,将这种义理化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阐述宇宙人生法则的经。孔子指出,国人性格正直沉静、洞察精微,那是《易》教的结果,如果学《易》不知节制,就要伤害人。正直沉静、洞察精微,又不伤害人,就深染《易》教了。他说:“洁静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贼……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郑玄注:“《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礼记正义》说:“‘洁静精微,《易》教也;者,《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易经》言天,亦不离人,所以学习《易经》,会使人少犯错误。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

孔子居春秋大乱之世,平天下理想难以实现,他就用鲁国史书《春秋》阐述自己大一统、王天下的世界和平理想。孔子实事求是,赞扬齐桓公、晋文公维系天下秩序的霸道,多军事战争内容,若学习不当,会有人用之作乱。学习《春秋》要人贯通理解文句,进而举一反三地应用于现实。他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郑玄注:“《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礼记正义》:“‘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者,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春秋》之失,乱’者,《春秋》习战争之事,若不能节制,失在于乱。此皆谓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济、节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司马迁创作《史记》,也是以《春秋》为榜样,他给予《春秋》高度评价,认为其是社会秩序(礼)的根本,和平统一的大方向所在。《春秋》阐明上古三王治道,辨别当今社会准则: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惩恶,尊重贤能,鄙薄不肖;恢复已灭亡的国家,继续绝了的王国世系,补救其敝病,振兴废弛之业,这些是王道的精髓。《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西汉末年,刘歆将五经与五常联系起来,突出后起之《周易》,总述经义多玄理,录在这里仅供参考。《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东汉《白虎通·卷八》有:“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 《白虎通》五经与五常相配又与刘歆不同。

我们上网查六经的相关内容,会看到以下文字:“《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学者多以西方人对待灭绝民族的史学观念定义中国经学,致使经学只剩下历史躯壳,千古大义尽失,这是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愚昧主义!如果我们剥离宗教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将基督教《圣经》定义为两千多年前的神话传说总集,还能识得西方文化吗!

离经叛道,灭绝文化,于此为甚——可怜可恨!

怜国人失经学安身立命之本,恨学人灭经学社会功用之魂。

作此文,以待有志复兴中华政教者。

注释:

【1】李源澄:《经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版,第4页。

【2】《汉书·匡衡传》。

【3】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4】《史记·滑稽列传》。

【5】《国语·楚语上》。

【6】《孟子·滕文公下》。

【7】马王堆帛书《要》。

【8】《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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