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说与儒家学说都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准确地说，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时代，法家学说产生于战国时代，法家比儒家要晚一些。

法家学说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一个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法家学说以国家与民族富强为目标，以赏罚为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以法治为实施正确赏罚的保障体系。

可以说，法家学说就是一个为了实现目标而形成的一个科学的工具系统。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衣食住行是其生存的必需品，这些东西就是财富，就是利益，因此，趋利避害就成为了人类的本能。而法家主张的治国手段-----赏罚，就是针对这个人类的本能而提出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赏为利，罚就是害，以此驱使人们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为了保证所有的赏罚措施都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不使赏罚措施被滥用，不使赏罚的导向偏离根本目标，就必须有法治的保证。

赏可以有很多形式，除了直接的物质利益的奖赏外，还可以有名誉、地位等，其实名誉地位等也是与物质利益有关联的，有了更高的名誉地位，其获取物质利益就会更容易；罚也可以有多种形式，砍头、徒刑、劳役、罚款等，这一切的刑罚也都与物质利益相关，所有的刑罚也都直接导致了物质利益的损失。

在国家与民族富强的统一大目标之下，一切有利于富强目标的行为都应奖赏，依据其贡献的大小应有不同级别的相应的奖赏，这就需要有一个较为详细法律制度的规范；同样，一切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的行为，都是有悖于富强目标的行为，都应受到处罚，依据其行为的恶劣程度应有不同级别的相应的处罚，这就同样需要有一个较为详细法律制度的规范。这就是法治体系对赏罚措施的保障的体现。

人是趋利动物，人的一切作为，建功立业与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都必然有其利益的根源，法家主张的赏罚与法治，就是要以利益迫使人们必须向民富国强的目标努力，违者必受惩罚。

作为代表国家或君主，执掌一定赏罚权力的官员，官员也是人，也有趋利的本能，这也就是官员们腐败违法的根源所在。执掌赏罚权力的官员一旦腐败，法律也就败坏了，赏罚导向就会偏离了原本的目标。所以《商君书》上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使法必行”，这是法家学说主张法治的根本保证。如何使法必行呢？使法必行的根本所在是执掌赏罚权力的官员不能腐败违法，必须依法行事，保证了这一点，法治就有了保障。那么如何保证这一点呢？商鞅实行了告奸之法，“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官员周围之人，如果发现官员违法，可以向上级部门检举，检举人无罪，无论检举人地位的贵贱高低，一经查实，检举人可以获得被检举官员的官职、爵位、田地和工资。

试问在这一制度之下，哪个官员还敢腐败违法？法必行矣！

对于法家的治理成就，儒家的看法是什么呢？“民免而无耻”，就是说人民由于惧怕必然面临的刑罚而不敢违法乱纪，但不讲道德，所以不知羞耻，根源在于法家主张利益驱动，当人民处于法治不及的地方时，为了利益照样会违法乱纪。还有人评价说，法家把秦国百姓培养成了一群只知为利益而战的狼群。事实也的确如此。

法治的结果就是如此，古今中外都是这种结果。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正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其人民在国内遵纪守法，到了国外却一样是作奸犯科无所不敢为。

只为利益而战，这是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所以国际场合我们总会听到美国利益这个词。为利益而战，在中国，在儒家文化的语言环境之下，利益成了一个羞于言说的东西，为利益而战就成了无耻！真是奇哉怪也！

儒家批判了法家，自我标榜如果推行儒家学说，可以达到“民免而有耻且格”，就是说，儒家学说可以使人民不仅不会去作奸犯科，而且讲道德、知羞耻、有人格，即使到了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也不会为了利益而作奸犯科。因为儒家提倡君子，崇尚孝道，君子是只讲仁义道德而不谈利益的，自然不会为了利益而犯罪，孟子曰：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孟子见梁惠王》）；作为孝子，百孝顺为先，何为顺？听长者的话是为顺，一个听话的人怎么会去犯罪？是否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经不得认真分析。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其荒谬究竟在哪里，先说孝子，当一个孝子他爹快要饿死的时候，老子命令这孝子去偷点东西回来吃，以免饿死，这孝子是去偷还是不偷？不偷是不听话，是不孝，听话去偷是犯罪，犯了罪遗羞先人，同样是不孝，这样标准的孝子何其难为也！

再说说君子，君子是只讲仁义道德而不谈利益的，而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个矛盾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两类君子，真君子和伪君子。真君子是只讲仁义道德而不谈利益的，这类货色一般是满嘴仁义道德，不通实际事务，按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废材一个，这种人没能力有节操，“平日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说的就是这种真君子。而伪君子也讲仁义道德，但是假的，只是要求别人的，其本人是绝对逐利的，同样会为了利益无所不为，这种人一般有能力却无节操。

在这里，君子或伪君子的定义应该是尊奉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历史中，这两类知识分子都不少见，有无能挽救时局一死了之的真君子，比如文天祥、史可法以及南宋灭亡时陪那个小皇帝蹈海死去的一堆知识分子，他们的节操令人敬仰，但能力低下也不可否认；伪君子就更是多见，象秦桧、洪承畴等等，一直被人唾骂为汉奸，节操自然没有了，但其能力却不容否认。当然，这些知识分子还有另一个出路，危难时刻躲入民间不问世事，等时局稳定后再出来混个官作，这类人更常见，但其本质上仍是伪君子，与秦桧、洪承畴们没有区别，危难时刻有害就躲避，时局稳定后做官有利，就出来混个官作，正是典型的趋利避害行为，与儒家主张的的仁义道德格格不入。孟子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有了危险就躲避这还能叫“威武不能屈”吗？而孔子却也说过“君子不立危墙”，“邦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所以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东西，毫无逻辑可言。

应当说，儒家也是认识到了一定层次的人类本性，比如儒家认识到人性有善恶，却武断地下结论“人之初性本善”，这说明儒家还没有认识到更深层次的人性，善恶也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哪个正常人作出的恶行不是为了利益？儒家对人性认识的浅层次，可能也与儒家学说出现早于法家学说有关，毕竟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入的。但儒家学说的根本却在于希望改造人性，妄图使人性只向善的一面发展而摈除恶的一面，所以儒家崇尚孝道，提倡君子，只讲道德，不谈利益，提倡互相谦让，从而消除纷争，实现和谐社会。愿望是好的，但是却难以实现。儒家在战国时代不受待见，原因正在这里。人类趋利的本性是不可能被改造的，这才是儒家学说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后世儒家被独尊两千多年，现代的中国人仍然是会趋利避害的，中国人的人性没有被改变，中国也没有成为和谐社会，但中国却被改造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来咬一口的可口的肥肉。如果说中国建成了和谐社会，那也绝对不会是儒学的原因。

面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为了自我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大学成立了儒学院。他们认为，儒学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延续的根脉，不研究与发扬儒学，就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真不知道这些儒们要把中华民族复兴到哪里？重新复兴成一块人人都可以来咬一口的可口肥肉？人人都知道，驰骋天下需骑骏马，以发扬儒学而实现民族复兴，怎么总感觉就像要骑个老母猪去驰骋天下，或许这些儒家的君子们真能把老母猪改造成骏马也未可知。不过本人的看法是老母猪绝对变不成骏马。儒家独尊了两千多年没有使中华富强兴旺，今天的儒们再去发扬儒学同样不可能达成民族复兴。

中国之所以变成了人人可咬的肥肉，其根本就在于儒学经过两千多年的独尊，彻底消磨了民族的血性。

血性是什么？血性就是人们为了小到自己的利益大到民族的利益敢于奋起抗争、浴血搏杀的精神。儒学教导人们讲仁义道德，远离利益纷争，做谦谦君子，“君子不立危墙”，躲避矛盾、远离危机，这里哪还有血性可言？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奢谈什么复兴，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绝不言利的儒家真君子，还是表面仁义道德背地里利益至上的儒家伪君子，面对当今这个赤裸裸的丛林世界，面对这些赤裸裸的利益第一的西洋列强和东洋倭寇，这些君子们哪有还手之力？这些君子们嘴里能说出民族复兴二字，真是天大的讽刺！

儒家独尊这两千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成功地消磨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其次就是彻底抹黑了法家学说。以至今日人们一提起法家，印象中就剩下了什伍连坐和严刑峻法，完全不知道法家学说的本质是什么。要说什伍连坐，蒋介石时代也有保甲连坐制，与什伍连坐几乎完全相同，难道蒋介石也是法家？简直是笑话。

法家学说就是一个建立在人的趋利避害本性之上的，以民族富强为目标，以赏罚为手段，以法治为保障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工具系统。古代商鞅变法，验证了法家学说的强大功效。面对当今这个全球范围的大争之世，中华民族只有重拾法家学说，坚决依法治国，重塑民族血性，中华民族才能强势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有学者评论中国的新法家思想是民族主义，这一点他说对了。法家思想就是要首先考虑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为了实现本国家的富强，敢于无所不用其极。两千年来儒家独尊的中国是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回避利益和血性的民族，哪来的民族主义？今日的中国要崛起就是需要民族主义。而我们一些研究法家思想的学者却还要去辩解不是民族主义，有必要吗？这说明这些法家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侵染，毕竟中国人一直以来就处于儒家文化独霸的语言环境之中，不受其侵染也是不可能的。

一些民主人士会说，法家学说是帝王专制的工具，不符合今天这个要求民主的时代，此话差矣，法家学说既然是工具，帝王用之可以富民强国，人民的共和国为何不可以用之实现民富国强？科学也是西方列强强大自己掠夺落后国家的有力工具，我们今天不是也在提倡科学吗？

民主与法治都只是治国的工具，不是目标，目标只能是富强，在富强的大目标下，任何有效的手段、办法、理论都是应该欢迎的。在富强的大目标下，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民主、法治、专制、共和，甚至法西斯蒂的方法，只要对民富国强目标的实现有利，都是可以采用的，不应受到任何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因为富强才应该是最高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