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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研究形象辩证思维,把握全球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作者:[生源] 来源:[] 2023-10-16

思维方式指人们的思想方法及其应用和表达的具体形式,是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观察、研究事物和现象所遵循的规则和方法。具体展开讲就包涵抽象的形式逻辑思维和形象的辩证逻辑思维以及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认识论领域的对立统一等命题。形象辩证逻辑思维(也可称为“意象辩证逻辑思维”,下同)作为一种与抽象形式逻辑思维对应的思维方式,在我国有浓厚的文化沉淀。应用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来观察和判断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深化改革方向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重要。

一、研究思想方法是我们党思想路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他还曾指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陈云同志晚年还曾回忆说:“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文选》第1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从本本出发,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倡导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是思想路线建设的重要内容。
抽象的形式逻辑思维与形象的辩证逻辑思维作为人类两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是辩证关系,互为依存,缺一不可的。可惜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往往由于长年累月的教科书式学习和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很容易陷入从抽象形式逻辑思维形成的概念和假设出发,而将形象辩证逻辑思维看成是一种朴素的、零碎、低级的感性思维,不能深刻地认识到形象辩证思维也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是认识和把握事物整体发展趋势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以至于把象中医这样具有几千年实践积累的,以形象辩证逻辑思维为主的人类宝贵遗产,轻率地以概念模糊等理由,斥之为不科学,甚至要摒之于医疗体系之外。
实际上,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规律,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的,值得认真探索与研究。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就体现他是非常重视形象辩证逻辑思维及其应用的,他对对称问题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极为重视。当时李政道以笔尖在纸上转过来转过去来演示,并指出“这运动没有一刻静止,但这整个过程却具有对称性。毛主席非常欣赏这种演示,并且问到对称的更深含义,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3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主席总是善于应用“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样的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来比喻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进程,也即它体现了事物发展的现象背后有其定性的规律。他还特别善于用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来创作气势磅礴的诗词和教育一代的革命队伍。

二、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论的重要精髓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而构建的医学体系,这是众所周知。老子《道德经》中也有“执大象、天下往”的阐述,意思是“观察事物宏观具有整体意义的现象变化,就能够把握事物的整体发展规律,从而能够判断事物的整体发展趋势”!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子在总结国家管理的七种方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管子·七法》)中,就包括有“象”的方法,并将它作为处理国家宏观复杂系统事务时的有效手段,体现了我们民族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对这七法中有关于 “象”的解析:“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显然这是应用我们传统文化中观物取象和立象取意的意象思维方法。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不少文化经典和著名学者也有大量的关于“象”的描述。如“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指出:“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也十分强调:“我们要多宣传这样的一个观点,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局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法,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页)。所以这种形象辩证逻辑思维实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在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北宋哲学家张载就曾深刻地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则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他将辨别和认识这种具有对称意义的“阴阳”、“矛盾”双方及其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和互相转化的规律总结的淋漓尽致。
从《周易》的立象取义,到庄子的得鱼忘筌、得意忘形以及中医的“医之为言意也。”(《后汉书·郭玉传》)等等。通过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来会意,在“意”的层次来把握事物运动的本质规律,这是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工具,它对于判断事物整体的内在本质,把握事物的必然发展趋势,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三、研究形象辩证逻辑思维,积极开展话语体系建设,主动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当前,全球化浪潮在曲折迂回中前进,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呢?这需要我们洞清察明东西方文明的本质规律。按照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说法:“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思维。西方重分析,东方重综合。西方文明辉煌了二三百年,这是三十年河西,下一个将是三十年河东,人类发展亟需东方文明的纠正,否则世界前途将危机重重。”显然,从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层次去揭示东西方文明的本质,这是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融合发展的内在需要。
近代以来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结为没有(形式)逻辑思维的缘故,因此从启蒙学者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莫不重视逻辑学问题。我们以中医为例,它是以形象辩证逻辑思维来进行辩证施治的,形象辩证逻辑思维具有前语言性的纯直觉思考方式,其心理过程是一种意象活动,有类比、联想、辩证和阴阳直觉的特征,它可以在某一事物于某一方面具有相似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同一的认识,因此哲学家冯友兰说:“《易经》是个框,什么都能装。”其思维方式就是将各种象在会“意”相同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同一类。而抽象形式逻辑思维众所周知是通过抽象的概念来进行的。显然,形象辩证逻辑思维重综合和演绎,和中医的辩证施治必然关联,而抽象思维重分析和归纳,它成为形式逻辑应用的基础。作为两套不同的认识论,应该是两只手、两条腿的关系。我们应该协调使用,而不能让它互相对立和掣肘。
当前,东西方关系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冲突、融合、重构的焦点。如果我们从思维方式的深处来分析就能看出其内在对立统一关系。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西方的所有学问都是建立在抽象形式逻辑基础之上的,其“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决定了其是同质的、离散的二值逻辑,也就是“非是即非”;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甚赞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它强调的“致中和”是在“是与非”的基础上,加上“也是也非”的定性异质连续的三值逻辑也即辩证逻辑。易经里有“叁天两地而倚数”之说,就生动地说明了我国传统文化认识论强调的思维方式是逻辑上的连续二分法,它与西方的离散二分法不仅有本质的区别,更有包涵的关系!即同质的离散二分法的抽象形式逻辑是形象辩证逻辑强调的连续二分法、即异质定性辩证逻辑的特例!这就是我们文化自信和未来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文化认识论与逻辑学基础!按照现在的语境,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提出:关于反映事物整体的规律与反映事物局部的规律不同,犹如老子在《道德经》里描述的“天之道与人之道”的不同一样。至今我们依然未能将中医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实是混淆了两者的关系,陷入了关于局部规律语境之故!显然,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智勇双全,需要“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来正本清源和推陈出新,来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化从思维层次的“非是即非”的离散二分法,决定了其战略上必然采取零和游戏,这是人类谋求共同发展及和平事业的巨大障碍。而中华文明的连续二分法,由于其承认矛盾,因此它正是协和万邦的重要认识论和逻辑学基础。但是,也因此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认识矛盾、驾驭矛盾和转化矛盾问题!即如何把握好各种事物发展过程中关于度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从我国的现实看,诸如:如何处理好一国两制、中医与西医、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分析与综合、中央与地方等等矛盾关系。现实不仅需要质的规定性,同时还需要可操作的量的规定性!显然,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课堂里通过哲学讨论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抽象形式逻辑方面的可操作性的量化支撑,需要躬身入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未来我们将迎来难得的历史机缘是将新一代数字技术与组织管理的深度结合。一个民族的哲学认识论一旦得到技术的支撑,就必然转化为生产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这方面也必将得到生产力的有力支撑!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刻地理解钱学森同志提出 “定性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具体地看到历史正酝酿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正如《易经》泰卦中说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东西方关系正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思维层次发生冲突与融合,并驱动着人类去实现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质的飞跃!因此,研究和掌握两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不同应用范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就是我们必须把握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制高点。

四、研究与应用形象辩证逻辑,为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规律性指导

人类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了我国全球化的战略选择。当前我们全面推进的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它也离不开处理好东西方关系的一系列矛盾。那么其方法论在哪里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的,“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显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根本方法论的。
由于思维方式本身就受到对立统一规律的制约,它的制约作用由里及表,实际上直接间接地影响人类的各种认识、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因此我们战略选择的出发点必然是——知己知彼、扬长补短!从形象辩证逻辑思维的角度看,东西方从本体论方面的气与原子,方法论方面的整体论与还原论、认识论方面的综合与分析以及形象辩证逻辑思维与抽象形式逻辑思维、宗教方面的基督教与儒释道、医学方面的中西医、所有制方面的公有制与私有制、公共治理方面的道德与法律、人权方面的个人与集体等诸多矛盾关系无不受到深层思维方式的制约。不了解社会各种现象问题的深层根源,只知其长而不知其短,或者是只知己短而不知己长,就不能扬长补短,洋为中用。现实中就有可能沦为邯郸学步的危险。表现在改革进程中就可能出现方向的迷失和不必要的折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记得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曾精辟地分析说:“中国传统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十六七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是从东西方文化历史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知道了抽象形式逻辑“排中律”的优点却不能不知道其不足;同样如果只看到形象辩证逻辑思维及“致中和”的巨大理论优势和本质规律,但是看不到形象辩证逻辑和事物各种“度”的把握的巨大困难,或者看到西医的优势而对中医却不能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来认同,而被本来就依靠不断否定自身的“科学”大棒所打到,那样就很容易丧失自身的文化自信而迷失了自己的道路,脱离了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为此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就需要分行业、分阶段、分地区地处理好诸多的辩证关系,把握矛盾关系的“度”及其转化问题。如果只知道产权清晰的优点,而看不到公有制产权形式具有实现国家整体统筹兼顾的巨大优势就是片面的,这样就很可能导致一味地以产权改革为唯一出路,而看不到国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即改善内部管理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看到市场手段的优点,而看不到它是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积累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看不到市场还有无效的领域甚至负面的领域,同样是片面甚至是危险的。农村改革如果一味地市场化、金融化,脱离合作互助,看不到它具有对冲经济领域专业化、同质化、规模化、市场化的蓄水池作用,一旦市场危机出现,大量农村人口没有退路同样是危险的;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如果只看到它有利于配置市场资源的一面,而看不到金融衍生环节监管的复杂性,以及从货币到资本本身的非中性,则必然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和加速社会不平等的风险;市场与计划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效市场与无效市场也是对立统一,它们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对立,如果只看到对立,没有看到依存和互补同样也是片面的,甚至是危险的。
为此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以《论十大关系》为例,其中提出的矛盾许多依然是我们大国治理的根本矛盾,而关键的问题在如何具体地通过组织行为操作下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将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应用的淋漓尽致。例如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些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我们必须遵循的战略原则。充分体现战略与战术、整体与局部、长期与短期、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辩证统一。尤其是把主观能动性,分解为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体现了目标和手段、主观和客观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但是战争年代是当年辩证法应用的特殊环境,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和平年代,辩证法的应用有了其新的环境条件约束。它的目标已经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发展经济,甚或是协调诸多经济领域的比例关系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卫生、教育等各领域的关系,显然目标对象变化了,辩证法的应用形式也必然需要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讲,抽象的形式逻辑与形象的辩证逻辑本身就是一对思维方式的矛盾关系,抽象形式逻辑应用需要形象辩证逻辑为其提供整体方向和度的把握,而形象辩证逻辑的具体应用,没有抽象形式逻辑的支撑,则难以操作。总而言之就是需要定性与定量的综合集成。因此曾参与两弹一星系统工程建设的钱学森同志晚年深刻地提出:“‘辩证逻辑’是什么?讲讲道理比较容易,具体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不好会犯错误,原因是没有形成规律。作为思维科学基础的辩证思维理论如何进一步规律化也是抽象思维学的一项艰巨研究任务。”为此,当前我们应该把加强辩证逻辑形式化、科学化、协调化的研究和应用,具体分析分清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及其应用范畴,研究各领域、各行业、各阶段矛盾关系的“度”作为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道德经》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看到对立面在统一体内的互补、依存关系,化矛盾对立为协同、相济,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扬长补短,实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重要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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