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任卫生部部长，刚调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强的一番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比较，并不太高。一是我国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二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但时过不久，最有力的耳光还是来自地方政府的丑闻。

　　继长春市公安局花费近3万元购买笔记本电脑被曝光引起各界议论后，很快有网友在云南省政府网上发现：“昆明市纪委一次购买上千件办公设备，花掉近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一次采购服务器4台、台式机68台、笔记本电脑8台，花掉近58万元……”。另外，“昆明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添置茶几、沙发、老板桌若干成交价是548000元”，“昆明市公安局‘巡逻及运兵车’24辆丰田柯斯达20座标配（柴油）成交价：10426000.00元，每辆43万多”。几天前山东省粮食局孟局长，还有粮食局两位副局长及3位处长在济南市舜耕山庄贵宾楼6688客厅的餐饮消费账单也被曝光，餐费是1000元/位的标准，12人总共12000元。一壶“日照雪青”260元，一盒软中华118元，一瓶34度白趵精品198元。加上矿泉水、醋饮以及其它零碎消费，这顿饭总共吃掉14810元。账单登记的宾客名字为粮食局，百分百属于公款高消费。

　　与这些频频爆出的政府“豪华采购”、“天价餐”事件所显示出的政府奢侈相比，社科院一份人才报告显示，百万蚁族蜗居在城中村，过着连农民工都不如的生活。二者之间如此的不协调，是中国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的又一征兆。更让人寒心的是，面对这些对任何民选政府来说都是天大的耻辱事件，我们的政府官员却不思如何进行整改，而是极力用所谓的“业务需要”为由来进行辩护，看来只有粮食局的官员不好意思以此做借口了。

　　众所周知，公车也是“业务需要”，但公车私用现象却比比皆是。即使真是业务所需，是否就必须如此奢？如此滥花民众的血汗钱，事先是否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可惜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们看来，“屁民”们根本就无权过问这些问题。在这些丢脸的事件被无意中曝光后，也只是不得不用“业务需要”来搪塞一下而已。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为52.9亿元，占行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1％。到2003年增加到了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而同期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和21.97倍。要知道这部分行政支出并没有包括预算外支出，从1996年到1999年，预算外支出都占到了行政总支出的一半。进入21世纪后，预算外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数还是在逐年提高。虽然无法确知预算外支出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属于行政支出，但可以肯定它是行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3年开始，仅通过预算的行政成本支出基本上就占了财政支出的20％。据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叶青透露，每年仅公车公宴公房话费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总的行政成本占比在30％以上。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之高更是一目了然。以2003年为例，中国这一数字为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

　　但相应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却极为吝啬。据统计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但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的。在OECD国家，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几乎都在70％以上，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制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88％。在中国这部分有限的支出有多少用在了政府官员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人员身上、又有多少用在了真正的底层民众身上？虽然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老百姓的感受是真实的，教育、医疗、住房日益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明证。

　　政府本身并不生产任何物质财富，它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于民众的税收，在中国它还来自于民众先前劳动的积累，譬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国有企业的收入等。之所以把这些财富交给政府，是为了让它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跟民众把钱捐献给NGO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如果一个NGO把如此高比例的捐款用于自身开支，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社会信誉，资金来源断绝而无法存活下去。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则是利用强制力把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在民选政府体制下，政府的胡作非为还有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中国，政府的运作向上级负责，虽然也会向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但由于大多数民众与“人民代表”之间是隔绝的，这就导致他们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所有见不得人的龌龊行为都害怕暴露在阳光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不仅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尤其是牵涉到财政的收入、支出上必须公开透明化，这本来就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最方便、最有力的反腐手段。唯有此，才可能提高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度，才能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寻找借口是简单的，但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财政部的统计数字现实，我国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有可能超过8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收益等将达到10万亿的规模，有望成为全球第二。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