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废伪”的争论已归于平淡，我们也能够开始冷静而深入的思考问题。其实就“伪科学”一词引发的科学界的种种现象和讨论，怎一个“废伪”能解决得了，更深入的是人们把目光指向了科普界指导思想体系。这不得不提到迷信与科学。 　　

    迷信是迷信精神的产物，它并不只有封建迷信，还有个人迷信、商业迷信(如传销)等。迷信精神和科学精神是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把握不好两者的界限，而从科学精神走向迷信精神。人类面对自然界和整体社会如感到困惑和压力就易产生弱势心态，迷信精神膨胀。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虽科学精神日益强大，但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又被新的更强大的迷信问题所困扰。总之，两者在此消彼长的状态下共同成长。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消除迷信精神，但不断正视新出现的迷信问题，了解它产生的原因，抑止它的泛滥，消除它的影响，将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当今最有迷惑性的就是在科学界产生，而后蔓延至整个社会的科学迷信。可以说，现今中国科学界存在的科学迷信现象，即“视已有的科学理论和结论为‘金科玉律’，视近代科学(还原论科学体系)为科学发展的终极，因而提出凡是向当前科学理论挑战，与已有重大结论相违背的成果就不分清红皂白一概予以否认”。由于科学主义泛滥和对科学圣殿过度正面宣传，导致的科学迷信，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现象，本文将试为剖析。 　　 　

    现象一：民众的科学创新权利被剥夺

    “反伪科学”既然写进科普法，那谁有权利判定科学的真伪呢?民众吗?不是。几乎每个人都相信科学是万能的，而科学工作更是高尚的，因而普通人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胆量对科学说三道四的。科学迷信在社会上的泛滥不断加强，导致科学界内部也不敢面对已发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科学体系的局限性和科学体制的种种弊病，加之大多科学工作者又不愿在科普宣传上耗费精力，于是分辨科学真伪的大权实际已落在了“科学警察”手中了。科普法的“反伪科学”一词的确立以及对“伪科学”解释权的控制更是强化了“科学警察”的权利。他们面对有任何胆敢挑战已有“共识”理论的言论或质疑者，立即扣上“伪科学”的帽子，乱棍“毙”之。

 　　仅因为民间科学家不太会使用“合法”的科学格式阐述研究成果，其科学成果就统统被轻易全盘否定，甚至被打成“伪科学”。即使科学圣殿内的科学家，不管他们曾经有过多大科学成果，仅由于新成果是扎根于中国整体论科学体系上，对已有科学理论形成了挑战，则同样不会被承认，也只剩下含冤冷遇的份儿了。总之，在“科学警察”的努力下，一批批科学圣殿内外的创新者、挑战者只能战战兢兢，黯然神伤了。 　　

    如此科学研究环境，如何创新? 　　 　　

    现象二：轻视民众对科普的高水平需求，科普功能被狭窄化 　　 　　

    长期的科学迷信，导致科普工作重点为：仅仅使民众成为接受已有科学知识，崇拜现有科学理论，迷信还原论科学体系的虔诚者，而不是激励民众成为大胆的科技探索者；不是鼓励民众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碰到的科学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判断。而民众只作为受体，给什么，学什么。授“鱼”而非授“渔”。对于民众来说，科普知识陈旧、教条化、跟不上时代，脱离现实的需求，也只能忍着。科学研究更是与大众无关。你们没有科研水平，也不会使用科学术语和规范，根本无权参与。 　　

    在当今社会信息快速更替的时代，这种科普功能狭隘化的状况如何使民众成为科学的自立者?与欣欣向荣的民营企业、民间教育、民间艺术文化相比较，民间科学至今仍毫无起色，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下，远远滞后于民众对科学的渴望。 　　

    在科学迷信的影响下，在学术地位上，科普工作者远远逊色于科学工作者，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今大部分科学工作者不愿意写科普文章，觉得降低自己的身份。而事实上，科普工作却急需前沿科学家的直接参与，能使民众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反过来民众科学素养的整体提升，又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希望科学界能创造较多的条件，使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能走出圣殿到民众中来。“百家讲坛”的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等学者走出书斋面向大众，而后取得的巨大反响，这不就是民众对高水平科学知识饥渴的强烈反应吗? 　　 　　

    现象三：学术共同体被神化，学术腐败问题被掩盖 　　 　　

    许多人受科学迷信的影响，认为科学共同体有自我约束和提高的能力，孰不知这几年科学圣殿内却有大量的学术腐败问题被揭露，触目惊心，已充分说明科学迷信的危害性。 　　

    多年的“唯我独尊”和商业化的洗礼，在科学界内部的基金发放、成果验收、职称评定等等利益上，出现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应是容易理解的，因这在世界任何国家的科学界也是难以杜绝的。但问题是科学迷信使科学神化，人们不再对科学成果和现有科学体制心存质疑。对科学圣殿的工作长期正面化的宣传，导致科学工作者在民众眼中也全部成了集智慧和品德高尚于一身、毫无瑕疵的“圣人”。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亟待做的是尽快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构建起科技创新型体制，健全和加强各种管理制度。我们不能容忍人数众多的民间科学家长期被排挤在科学体制外，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得不到国家科学资源的任何支持，致使民科与官科越来越对立的不和谐局面继续。 　　

    多年来，国家科研投入越来越大，但创新能力似越来越低，而申请课题个人致富、浪费现象日益严重，投入产出越来越不成比例。这种在神圣科学掩盖下的种种反常现象应是令人深思的。可关键是我们至今羞于承认这是长期的科学迷信造成的。中国科学界可怕的不是出几个“黄禹锡”，而是明明有，却不敢承认。

　　现象四：反“伪科学”渐成为灭亡中国传统文化的借口 　　 　　

    我国科普事业是在破除封建迷信中发展起来，功不可没。但迷信精神所产生的迷信现象是多种多样的，故科普工作应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针对出现的各种迷信现象进行斗争和抑制，不能长期局限在破除封建迷信一个方面。这样不仅不能根本上消灭封建迷信，反而使一种倾向的极端化导致了另一种迷信的产生和泛滥，当前科学迷信恶性膨胀造成广泛而严重的危害正说明我国科普事业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亟待反思和纠正。 　　

    对近代西方还原论的崇拜，不仅阻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整体论科学体系优越性的认识，使学术界“中国古代无科学”论复燃，而且轻易把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的重大原创新科技成果一个个打成“伪科学”，把体现民族文化优势的民间科学妖魔化至今压在底层。科学迷信的恶性膨胀，终于导致一些西方中心论的代言人向中国传统文化下了狠手。他们丑化中国传统整体论体系，散播民族虚无主义，宣扬什么“中国文化90％是糟粕”、“中医是伪科学”、“阴阳五行是伪科学、反科学”、“汉字优越论也是伪科学”，十分猖狂，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当代科学正由还原论向整体论发展；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非线性研究进化中，中国古代整体论体系可以发挥重大创新作用，这不仅是理性的思考更有大量成功事例。但由于对还原论的迷信，已阻碍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的开发。 　　

    综上所述，由于科学迷信(主要对西方还原论科学体系)的泛滥，我国科普事业方针受到歪曲：迷信“共识”，迷信已有的科学理论，缺乏科学创新精神；迷信权威，造成对民众科学辨别权利的剥夺；迷信官办科研工作，造成民间科学长期被排挤在体制外：迷信权威，形成了学阀专政，使许多重大挑战性创新成果几年、几十年被尘封。 　　

    面对这些严重现象，已不是科普法中一个“废伪”能解决得了的。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如何修改科普法时，应首先确定修改的纲领。为此我们建议如下： 　　

    第一，提倡以科学精神为纲，正视科学迷信给社会及科学界带来的危害性，并用一定的时间设法消除它在中国的不良影响； 　　

    第二，应根据《宪法》，公民科学研究应享有公平、公正的权利和义务。把辨别科学真伪的根本标准归于实践；把科学研究的权利还给民众。科普法的制定应有利于促进而不是打击民间科学的发展；应有利于推动实现官科、民科的团结和优势互补。 　　

     第三，科普法要与中央的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科技创新型体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大政方针一致。 　　

    第四，在修改过程中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对科普问题思想意识转变带来的各方面过渡问题，以避免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 　　

    第五，希望在破除科学迷信和修改科普法之后，科普和科普法能真正服务于民，使科普工作和科普法改变高高在上的状态，开创中国科学和科普发展新进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