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有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非停滞不前，则迷惑失途。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为风俗，则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销而云散。

   中国文化传统，緜延数千年，乃由吾中华民族所独自创建，自有其独特性之存在。即就中国社会风俗言，虽数千年来历时递变，然亦有其前后相承，一贯不断之独特性。即以当前可目睹者言，全球社会，各地风俗，可谓无一相似。风俗然，学术亦然。中国学术，显亦有其独特性。苟不然，此社会风俗之独特性，又由何来。惟风俗易晓，学术难明。其间分别，如是而已。

   中国与外族文化之接触，最先为即度佛教之东来。佛教虽为一宗教，而其所内涵中之学术意义亦特丰。佛教之中国化，则胥由中国学术传统中所赋有之独特性之功。南北朝隋唐高僧，多采通内外学，遂使中国学术逐渐渗入於佛教信仰中，而佛教之在中国，乃亦随之而变。

    近代中国，与欧西文化接触，双方文化传统各不同，因此上而学术，下而风俗，双方亦各不同。近代国人，乃有国学一名词之兴起。或疑学术当其世界共同性，何可独立於世界共同性学术之外，而别标国学一名词。不知同属人类，斯必具人类之共同性，然亦何害於各人有各人之个性。即就西方言，不论文学史学哲学，英美法德诸邦，纵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亦复有其在学术上各自内涵之独特性之存在。更何论中国与西欧，其相互间，在学术上之不能无相异，事更宜然，理无足佐。

    今国人一切以信奉西方为归，群遵西方学术成规，返治中国传统旧存诸学，精神宗旨既 各兴趣，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绳律，则中国旧学，乃若不见有是处。抑且欲了解中国旧学，亦当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有求了解，否则将貌似神非，并亦一无所知。既所不知，又何从而有正确之批判。

    或又谓时代变，斯学术亦当随而变，此固是矣。不仅西方学术，远自希腊，迄於现代，固已时时有变。即中国学术亦然。自西周以迄先秦，下经两汉，循至於近代，亦何尝不随时有变。如人之自婴孩而成年而壮而老，岂不亦随时有变。然而各有生命，各有个性。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此则终有其不可变者。故人贵求自立，谓他人父，而血统终不属，此亦无奈之何者。

    今人又竞言复兴文化，又必申言其决非复古，斯亦是矣。然复兴究与改造有不同．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旧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谓之是复兴。若必待彻底毁灭了旧中国旧文化，赤地新建，异军特起，此又乌得谓之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复与。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与。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

    推此言之，如欲创造中国新文学，仍当先求了解中国旧文学，期能从旧文学中翻新复兴，而后乃有合理想的中国新文学之产生。若一意模仿钞袭西方文学，决心舍我而从之，此非中国文学之复兴，乃属中国文学之革命，其事易知，不须深辨。而且以中国人使用中国文字描写中国社会人生，亦决不能即成为西方文学，邯郸学步，非驴非马，其此之谓矣。 

    今若谓中国旧文学已死去，则中国社会人生依然存在，中国文字亦依然使用，只把这的那吗换去了之乎者也，何得云中国文学已死。若仅谓近代中国人已不能读中国古书，故说中国旧文学已死去，则正贵有志创造新文学者，能从中国古书经楚辞文选乃及唐宋以下各家诗文词曲说部中，熟玩深思，取精用宏，独具机杼，使其推陈而出新，乃庶有当於文学复兴，或中国新文学之称。否则只是西方文学之侵入与替代，断非中国文学之复兴与创造。抑且即在今日，能读诗经楚辞文选古籍者，亦尚有人。又乌得谓旧文学已全死去。纵谓其非社会大众所知，则岂阳春白雪，亦当不得预於歌唱之林，乃惟下里巴人方得为音乐之正宗？试问西方，亦岂如是。

    要之，中国学术之必有其独特性，亦如中国传统文化之有其独特性，两者相关，不可分割。非了解中国学术之独特性。即亦将无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独特性。惟从另一面言之，亦可谓不明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即无以明中国学术之独特性。
 
    今姑举其最大者言之，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国学术亦然。近人率多认文史哲诸科谓是属於人文方而，其实中国学术之有关此诸科者，其内涵精神亦复有其独特处。
 
   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於人，而非人属於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於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中国自古亦即有所谓专家畴人之学，如天文历法算数医药之类，此皆近代所谓属於自然科学方面者，此等诸学，每易使人隐於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故中国古人传统，每若对此等诸学较近忽视。实非忽视，乃求矫人之专一於此等诸学，各不相通，而易起其他之流弊。即如孔门六艺，体乐射御书数，亦何莫不然。一若此诸艺皆独立在人之外，人乃从而学之，此则学为主而人为从，乃为孔子所深戒。故孔子告子夏则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若仅知玉帛钟鼓谓是礼乐之所在，此即谓之小人儒。求能超乎玉帛钟鼓，而知礼乐之中主要在有人，复有人之心之存在，斯乃为  真知礼乐者，如是而后始得谓之君子儒。故孔子教人学六艺，乃必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艺与道不同。苟徒知游於艺以为学，将使人没於艺，而终必背於道。近代科学发明中有原子弹，然原子弹若果不能召致世界和平，则亦艺而非道。故谓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所在，乃在其重人尤过於重学，重内尤过於重外，重道尤过於重艺。能由此思之，亦不难窥见中国传统学术之甚深独特性所在矣。   

    本书取名中国学术通义，亦可简称国学通义，乃汇集避赤氛来港台近三十年中所为杂文之有关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所在者。首篇曰四部概论。中国学术自魏晋以下，向分经史子集四部。分而论之，合而观之，四部学之大要，约略可见。次为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

    儒学尤为中国学术之中心。四部之学，莫不以儒为主。亦可谓儒学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心。明於古今儒学之流变，即知中国学术文化古今之变，与夫其为变之所在矣。第三篇曰朱子学术述评。朱子为孔子以后儒学之集大成者，其於四部之学皆有关涉。文自魏晋以下，儒术释道三家之相争，乃由朱子而融会归一。此下八百年，述朱反朱，亦莫不以朱子为中心。明乎朱子之学，则先秦以下中国学术关键，胥莫外於此矣。本书中惟此稿，成在民国三十四年对日抗战期间，距今适三十年。篇中见解，幸有改进。取材一承旧稿，而阐述微有增易。今不知此所汇集，谬误又几何。恐年老更无长进，歉凁何似。又次曰中国文化中之史学。昔人谓六经皆史，欲冶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主要即在其历史，昧忽其历史实，则一切皆落於虚谈。尤其中国史学，乃更易见我所谓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所在。近日国人不治史，不明往昔，而好作讥弹，此皆如无的放矢。又或以西方人眼光治中国史，仍将渺不得国史真相。下有附篇，同明一意。又其次曰中国文化中之文学。清儒章实斋有言，后世集部，即古代子部之流变，此论殊寓深义。若如所言，则中国古代有经子，后世衍出史部与文集，本末一贯。四部之学，可以归纳而为二。章氏之为文史通义，即此意也。近代又谓中国以前旧文学皆已死去，不知中国各代文学中皆寓有各代之人生。谓旧文学已死去，即不啻若谓吾中华民族自今以前之旧人生旧文化皆已死去。则当前吾国人，将尽如行户走肉。提倡新文学，乃欲为当前国人借魂起户，其为狂妄，实莫甚焉。

    读者试综合上列诸篇，而会通观之，庶可知中国学术，实自有其独特性，而非可以专凭西方成见以为评骘。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规以资研穷。治国学则必先导究穷治国学之方法与途径。下附泛论学术与师道，及有关学问之系统等诸篇，皆近通论性质，可资读者有志进修之借镜。学术明而后文化明，学术复兴而后文化可复兴。区区之意，窃在於此。其或语有不择，见迂当世，知我罪我，所不敢计。是为序。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春上元节钱穆自识於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