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提案第4883号 已立案
案由（提案主题）： 中国现在需要鼓励生育 姓名：刘忠良 会员编号：64756
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提案人： 刘忠良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主办（上报部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协办： 计生委
提案类别： 时政类提案 提案时间： 2010年03月07日
会员口号：
人民网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88434&boardId=2&view=1
中国现在需要鼓励生育
中国人口自有史以来，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同时期世界人口约为3000万。五千年来，中国人口经常可以达到世界人口的1/3左右。在西汉02年，中国人口达6000万，占世界人口30%，GDP占世界总GDP的40%。在唐755年，中国人口8000-9000万，占世界人口总数比率达35%，GDP占世界总GDP的比例高达50%。北宋1100年，北宋境内人口增加到1亿左右，占世界人口总数比率高达40%， GDP占世界总GDP的80%左右，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比例中的最高峰值。明1600年，中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记录，占世界35%，GDP占世界总GDP的40%。1830年中国人口达到4亿，占世界40%，GDP占世界33%。但随后中国的人口就停滞下来，不仅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萎缩，GDP占世界的比重更是萎缩。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占全球的比例从1830年的40%降低到25%。到1950年人口达到5.5亿，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到2005年则进一步降到世界的19.3%。与中国人口在世界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相反，许多民族和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上的实力却不断上升。1804年世界人口只有10亿，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05年12月19日突破65亿。2009年世界人口为68亿，比2008年增长8300万。预计2011年突破70亿，2050年达到92亿。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净增人口为692万人，2007年中国净增人口为681万人，2008年中国净增人口为673万人，显然2009年中国人口增量至多也只占世界的8%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领土，因为若无人，再大的领土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不是资源，因为若无人，再多的资源也没有意义。我想，它也不是制度与文化，因为若无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它是人。又由于决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数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励或抑制生育），所以我进一步的认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历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灭绝了。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和最终所有者，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没有人口就不能称为国家或民族，没有生育就不会有国家与民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一再证明，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人，能谈什么？什么都不能谈。人的力量才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谓物质力量，那都是暂时的，那都是人创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没有人，什么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纵观人类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一切经济的优势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科技的先进都会落后，一切军事的强盛都会衰落，一切国力的强大都会被送进历史的课本，只有子孙兴旺延绵不断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还有机会；缺乏人口，一切机会都不属于你！人在，机会便在！人在，机会在，强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人旺人强，她一定会强；人衰人弱，她一定会弱！历史的机会总是大而重，历史的机会最终只属于拥有强大人口与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渐淡出。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指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位一体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可以说，人口是一个民族一切的一切，因为民族的定义就是人的群体。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没有自己的领土，但一定不能没有自己的人口。民族因其人口存在而存在，民族因其人口发展（包括素质提高）而发展，民族因其人口实力强大而强大。人口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的根本。没有人口就没有民族，只有人口的强大才有民族的强大。人口再生产能力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能力，因为人口再生产能力最终决定民族的实力，而民族的实力决定着民族的荣耀和命运。同样，在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不断相互学习和相互紧密跟进的今天，人口再生产能力也是一个国家长期最核心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决定人口实力的对比变化，从而在长期上决定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就像法国哲学家孔德曾经所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国家崛起，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实质是在一定人口（指在一个时代和一定范围内能够创造出足够国家力量是国家崛起的人口数量，否则它会因人口太少而无法崛起）基础上，通过军事的、制度的和经济的时代差别来崛起的。如西班牙、葡萄牙的枪炮轮船，荷兰、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的工业革命，都是与当时的大部分民族和国家有一个时代的差距，才让这些相对中国、印度的“小国”崛起。即便如此，此时的人口仍有决定性作用。虽然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依靠轮船和枪炮占领基本上还处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美洲和非洲，17世纪荷兰通过股份制、银行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但三国人口分别只有800万、200万和100万，无法保持长期的强盛地位，后来被综合三国所长（轮船、枪炮和资本主义制度）且人口更多的英国所取代。而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始后，通过制度变革和工业革命，大国崛起就变成了经过这两种革命后的人口大国崛起。也即是说，在现代制度革命和现代经济革命后，只要通过新制度和新科学技术装备国民，人口大国的人口力量必然会通过制度与科学技术对人口力量的倍乘效应使国家力量显著的大幅度的增长，如后来欧洲新崛起的德国、俄国，美洲崛起的美国，和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都是比前面几个国家人口更多的“人口大国”。今天来说，比如中国、印度、巴西的崛起，又全是人口大国。因为在国家制度革命和工业革命后，彼此之间的制度、经济及军事的时代差别趋于消失，变成一个时代内即现代社会内的竞争，而不是资本主义与旧封建主义、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热兵器与冷兵器的竞争。在国家制度革命和经济革命后，人口就成了国家崛起中最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人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一切实力的载体，人是人类一切力量的源泉。综合国力永远可以这样简单表述：综合国力=人口实力×制度×科学技术装备×规模效应和政府协调能力。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载者，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识技术和物质资源使用无国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实力和财富。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和吸引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保持或促进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将是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具根本性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发展，制度因素趋于同质化，经济基础差别鸿沟消失，人口因素将更趋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地位。在人口这个竞争上胜利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就跟着胜利了。而在人口竞争上失败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败。无论过去他多么强盛多么辉煌，人口竞争的失败将注定一切的失败。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识技术）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和存在基础。若制度等基本不变，则人口发展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经济社会变化主导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变化，进而主导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人口主导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大国经济变化主导世界经济变化，大国经济竞争主导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因而人口最终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和大国的起落沉浮，新兴国家的崛起实质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发。加拿大领土面积比中国大，没有人说加拿大崛起；澳大利亚比印度领土面积大，没有人说澳大利亚崛起。由人类发展的规律所决定，无论看中国、印度或者说巴西，当今大国崛起的实质是人口大国的人口力量不断被释放出来，从而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任何国家崛起的根基在人口，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
无论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或军事的竞争、政治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国家的竞争都必须由人来进行。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作为国家整体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因而国家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人口的竞争（暂不考虑制度等因素，或认为制度是同质的或制度的结果是同质的），人口是国家竞争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保持强大的人口实力，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保障，是国家未来竞争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崛起最根本最基础的保障。
为进一步了解人口问题，首先介绍一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数。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那么这个数字自然就是2，也即是生育率（本书以下所说的生育率皆是指总和生育率）处在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性别比正常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西欧国家、日本、中国港澳，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医疗保障差、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如中国需要在2.3以上，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需要2.5到3.3个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所以一般国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比如说1/3的夫妇生3个，1/6的夫妇生2个，1/6的夫妇生1个，1/6的夫妇由于不育或不愿生育从而一个不生（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而且还在增加），最后剩下的1/6夫妇生4个及以上（按4.5个计算），则1/3×3＋1/6×2＋1/6×1＋1/6×0＋1/6×4.5=2.25，暂时还达不到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别比正常、儿童死亡率下降以后可以达到）。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人口将不断萎缩，直到种族灭亡。但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5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5个，发展中国家为2.8个。200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
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为简化分析，我们首先假设新生儿性别比是100：100，儿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过30年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设第一代是800万人，则第二代是400万人，第三代是200万人，以此类推。可以简单的认为这时的人口结构是800：400：200，总人口是1400万人。而30年后人口结构为400：200：100，总人口是700万人。可见，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0%，90年后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8（即12.5%），18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64（不足1.6%），300年后减少到原来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国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则7代人之后（约210年）中国人口就会从目前的13亿降到1000万，再过7代人的时间就会再下降到不足8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几乎可以说就已经绝种了。事实上，新生儿性别比不可能是100：100，儿童不可能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大约至少0.1的生育率是无效的（随社会发展程度而不同，发展中国家则比这要高）。也就是说1.1的生育率就可以使人口每过一代就减少一半。如果是1.2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人口减少45%。如果是1.3的生育率，则每过一代减少40%。以此类推，1.4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5%，1.5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0%，1.8的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15%，而2.1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则可以维持人口世代不变。
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孩子总数量，以下简称为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仅有4.7亿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若在此基础上再过一二百年，中华就接近亡族了。以这样的人口形势下去，我们中华民族何谈复兴世界第一？
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细胞，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再生产，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体。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无法维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中国现行仅为1.38的政策生育率和自1990年代以来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再生产，必定使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式。很显然，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改变的时候，而不是一味的要少生孩子。像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
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维持这个力量之源的强大。支撑一个国家实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发展，又取决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要保证中国的成功崛起，必须保证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做支撑，中国崛起就无从谈起。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理想，希望中国未来能成复兴世界第一；许多中国人坚信，我们的国家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可是，历史真的那么轻易如此吗？我们自信的基础是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大国中持续保持第一！
2010年，中国有人口13亿，印度近12亿且每年增长约2000万，美国有3亿且可以保持长期持续增长。据国家计生委预计，2033年中国达到人口最高峰近15亿（以前预计是在2050年达16亿，但预计一次比一次的提前且人口更少。按近几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中国人口不可能增长到2033年，也不可能达到近15亿，实际连14亿都达不到。许多专家预计零增长点会提前且人口总量比计生委预计的低，如联合国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预计中国人口总数将于2020年达到顶峰，而易富贤根据统计局资料预计中国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峰13.4亿），然后下降。不少国民听了十分欣喜，中国人口终于可以在2033年减少了。对于2025年（以前预测是2050年，另有不少人口专家预测的比2025年还要早）印度人口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消息，不少国民自乐说：“我们人口世界第一的帽子不要了，让给印度人，让他们去当这个世界第一。”可是，让我们中国人自信我们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为什么我们又不喜欢人口多呢？难道中国与世界人口无论如何变化，我们中国成为第一都是天命所定的历史必然？
在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预计苏联要超过美国的时候，谁曾想到十几年后苏联就危机四伏呢？在1974年中东石油危机前，当日本GDP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的时候，谁曾想到它二十年后降到1%的龟速爬行呢？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被世界认为要超过美国的时候，谁曾想到它几年之后就一蹶不振呢？世界曾多次预言崛起者，但多数不久后就被现实的变化击垮。苏联垮下，除主导的制度因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且被掩盖的低生育率问题。而日本被世界热捧后很快一蹶不振，最核心的是它的人口早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持续的低生育率。
中国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其实根本就是：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二、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经济增长率最高。世界上最多人口和世界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两者结合持续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接着综合国力也世界第一。但无论是保持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还是保持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率都必须以充足人口再生产来维持，而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情况在1991年就开始严重恶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并处于超低水平，迫使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在2015年就开始衰竭。生育率自1991年下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就意味着我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力必将减少，而超低生育率将意味着中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力大幅度的减少。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大国中最快的经济增长率，这两个让中国人自信或着说自大的理由还能再保持15年吗？不能！也许10年之后这两个指标可能都属于印度。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吹嘘自己将成为世界第一，那时世界也吹捧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但90年代日本人就绝望了，同时世界也不再吹捧日本了。静下心来仔细想一下，我们自信或着说自大还能坚持多久呢？
也许有人会说：“不行了我们可以再多生吗？生孩子有什么难的？”持这种看法的国民也太多，他们以为生孩子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却不知生育有着强烈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你可以强制别人少生孩子，但却无法强制别人多生孩子，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别人未必就愿生孩子。生育自有生育的规律，并不是人为想怎么控制就可以怎么控制。人口规律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生育和人口的数量。易富贤认为，人类的人口数量由两只手——古代的“左手”和今天的“右手”调着。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抑制着人口的增长。虽然那时的生育率很高，但由于“左手”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及其的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现在，则通过“右手”调节，如：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无补贴，“造人”不如“造物”；2、养老逐步社会化，孩子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却是个人的高消费，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3、享乐主义与无孩子个人更自由思想的传播，生育意愿不断降低；4、养孩子成本增高，心理抚养能力下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2年来的中国，养孩子成本增长的速度世界遥遥领先，中国公民今天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在改革开放前至少可以养活100个孩子（比如我父母的时代，上小学交学费仅5毛钱，在那时10个鸡蛋就可以了。其它生活费用和医疗成本也是非常非常的低。抚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尤其在农村，在今天看来可以用低的要命来形容。而今天，仅孩子大学四年的花费也至少需要5到10万。总体下来，今天父母养一个孩子的货币成本至少是改革开放前的好几百倍。），这远远大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养孩子的能力大幅降低；5、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增加； 6、“就业替代”频繁，就像攀在快速行驶列车的窗台上，稍一疏忽就会被淘汰出局，现代经济对生育抑制力极大；7、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事业感增强，思想观念大幅转变，生育意愿大幅降低；8、婚龄、育龄延迟，由于女性生殖能力从27岁开始就明显下降，男性从35岁也开始下降，晚婚晚育使现代人错过最佳生育期；9、生育能力降低，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比例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而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10、由于性开放，“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11、现代社会的不良风气（如攀比、消费阶层化）和经济社会问题造（如住房、医疗）成生活压力很大，个人压力严重抑制了生育。所以在当今时代，生育率是降下来易，而升上去是难比登天。日本在战后很快出现生育高潮，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四五个孩子。为抑制高出生率，日本政府于1948年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实有少生优育，到50年代生育率降低了一半，60年代就接近了更替生育水平，70年代中期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说明抑制生育的效果是显著的。当时日本看到自己低生育率可能使自己的民族面临危险后，在1974年转变生育政策，开始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可以说是叫天天不灵。在鼓励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不但没有在更替水平稳定下来，而是继续向低和超低水平滑落，1989年1.57，1990年1.54，1995年1.43，2000年1.36，2005年1.26。日本和欧洲已经鼓励生育几十年了，但还没有解决问题，这说明生育规律的作用和低生育率的惯性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许多的国人对此太无知太乐观了。
但现在，不是中国人仍然仍然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是的，我们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多，但我们却看不到自己的领土面积也大，且自古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养人的地方。由于世界各国国土面积相差很大，用绝对人口数量比较各国人口是多是少显然是不科学的，人口相对量才是真正客观科学的比较。2006年，孟加拉国人口密度为1109人／K㎡,沙漠上极其缺乏水和耕地的以色列为325人／K㎡，山地占国土60%的韩国为490人／K㎡，日本350人／K㎡、新加坡6376人／K㎡、台湾省640人／K㎡、越南271人／K㎡、菲律宾 304人／K㎡、占印尼人口60%的爪哇岛（岛内人口1.24亿）979人／K㎡、斯里兰卡 308人／K㎡、印度344人／K㎡、巴基斯坦205人／K㎡、英国249人／K㎡、德国236人／K㎡、意大利199人／K㎡、瑞士182人／K㎡、荷兰397人／K㎡、比利时342人／K㎡……而中国仅为137人／K㎡，世界排名第72位，在世界上仅处于中游地位。还能说中国人口太多吗？如果说中国人口分布不均，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人口分布均匀的，皆是以少数的国土承载多数的国民，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更是如此，如韩国的首尔地区集中了韩国一半的人口，中国只不过是处于中等水平。按孟加拉国人口密度中国人口应105亿，按韩国应47亿，按以色列应31亿，按日本应33.6亿，按英国应23.7应，按荷兰应38亿……可见中国的人口数量并不高。
不少国人认为，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减少了，我们就生活的更好了。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原始人生活水平最高，因为原始人最少！但恰恰相反，原始人是赤贫。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口密度仅137人／K㎡，而日本350人／K㎡，韩国490人／K㎡，新加坡6376人／K㎡，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人生活的更差，他们应减少人口以改善生活。特别是新加坡，已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也最美丽。显然这种减少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说法是相当谬误的，因为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经济水平以科技为基础，而科技是由人创造的，创造科技使用科技的人口越多则生活水平就越高，因而人口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一些人口专家坚持认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了，人口拥挤，人口密度高，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减少到适宜人口生理水平，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如果按这样的说法，中国就不应该城市化，因为城市人口密度太大了。如果中国城市化，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口其居住的人口密度是一样的。美国只有三亿人，但纽约、费城、芝加哥一样非常拥挤。西欧国家人口低惯性增长，小城镇一个个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却仍快速增加。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是人口还在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虽然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高房价！所谓的人口密度与总人口数的关系在城市化下都是数字假象，人口生理密度在城市化下与人口总数无关，适宜人口生理论在城市化下是虚伪的数字游戏，毫无实际意义。
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等学者提出我国“7亿适度人口”的观点，这一观点被主流人口学家坚持至今。2006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8亿，计划生育应再坚持一百年。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应该回落到3亿。2006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其实，他们的说法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荷兰等，按照中国人口专家的“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俄罗斯、加拿大面积比美国要大，人均资源丰富，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国力远没有美国强。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巴西并没有神气起来。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何谓适宜人口？其科学标准有两个：1、最佳国力人口；2、最佳生活水平人口。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综合国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的人口。判断人口多少是适宜的，那就要看：1、增加人口是否增加综合国力；2、增加人口是否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边际人口国力递增。这就意味着，对综合国力来说，人口越多越好，不存在最佳国力人口的边界。除非是边际人口国力递减到零及以下，否则人口增加综合国力只会增强，但知识经济时代的规律是与此相反的，就不存在最佳国力人口。
那是否存在最佳生活水平的人口呢？由于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所以只要是增加人口是可以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那就不存在最佳生活水平的适宜人口。人力资本是科技发展的源动力，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所以是人口越多越好。因为人口越多，人力资本越多，则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由本书第四章可知，边际人口的人均GDP贡献是其知识技术创造力，是个大于零的正值。这就意味着人口越多则经济水平最终越高，不存在最大科技经济发展的人口边界，那就不存在最佳生活水平人口。我们中国人不去努力追求使生活水平提高的99%的主因，却去追求1%的微不足道的次因，真是舍本求末、末本倒置。
这时有人会说本国的土地与资源的人口承载力有限，人口最大值不应该超过本国的人口承载力，或者说本国的最大人口承载力就应该是适宜人口值。按这种说法，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匮乏的日本韩国大量进口资源，新加坡连淡水还要进口，即使是人口密度不到中国1/4的美国也大量进口资源，是不是他们应该减少人口呢？他们现在不仅不想减少人口，还大力鼓励生育，连淡水都要进口的新加坡还要继续增加移民。在物质资源全球转移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怎么计算本国人口承载力？如果说宋健、田雪原的7亿适宜论是正确的，那日本人口应减少到2760万，韩国人口减到720万，新加坡人口应该减少到50万，但他们绝对是举国反对的。如果说不进口资源才是最大人口承载力的边界，那美国真的也应该大力减少人口了，可美国不仅鼓励生育还引进人口，双管齐下增加自己的人口实力。可见，在物质资源全球流动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连自己的国家的人口承载力都无法计算出来，又怎么得出适宜人口的数值呢？
在经济全球化之下，人口承载力也已经全球化。这时也许有人会说，那适宜人口应该是全球人口承载力吧？但人类的科技在不断发展，地球的人口承载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只会越来越高。人类的科技在无止无尽的向前发展，何时是尽头？从陆地到海洋，从南北极到月球，从近太空到太阳系其他行星，人类可用资源在无休无止的增长，又怎么计算地球未来的人口承载力？要不要包括月球？可见，在人类不断发展的今天，连地球的人口承载力都无法计算，而闭门锁国去计算一个国家的人口承载力和适宜人口是十分可笑的。
事实也证明，生活质量与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并不是对立的，而现实的表现也恰恰与国人的认为相反：人口密度基本上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如发达的大城市与落后的小城市及农村相比，一个国家人口较稀的地区与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相比（在中国如东部与西部相比）。特别是人文文化生活环境质量，更是与人口密度有更高的正相关，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圈人文生活环境最高。古代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人口是最稠密的，经济文化也是最发达。事实表明，在一个国家，凡是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的地方。在一个国家之中，大城市圈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也是经济最发达的、生活水平最高的。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中国大陆的上海、北京、广州，加拿大的渥太华、温哥华，美国的三大城市圈区域，等等不胜枚举。在一个国家中，大都市区域的人口最密，反而人们最想去。而在人口稀少的地方，皆是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人们最不想去的地方。如在巴西，亚马逊平原人口太稀少，远远达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口密度，因而经济落后，那里人更想去东南部人口稠密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
依照适宜人口的标准“综合国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7亿、3亿适宜人口论是根本不成立的。首先，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绝对比一个7亿或3亿人口的中国更强大，中国人口减少绝对不利于国力的增加。其次，中国人口由13亿降到7亿或3亿，与不降低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低，因而生活水平也会相对更差。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能力很低，民生压力很大，怎么可能用减少人口而提高生活水平呢？日本、意大利等重老龄化国家已经证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会导致生活水平的降低。既然如此，中国人口从13亿降到7亿或3亿，既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又不利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什么理由认为7亿人口或3亿人口是中国的适宜人口呢？如果中国不曾致力于减少人口，如果中国一直是鼓励生育的，那未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民生活水平一定是更好。没用证据可以证明如果中国人口增加到20亿综合国力会更低，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口增长到20亿会因此生活水平会比人口控制下更差，那中国的适宜人口数量就不应该低于20亿。即便是中国不曾控制人口，依照生育规律，中国人口也不会增长的20亿。也就是说，依照最科学最完善的标准，中国致力于减少人口的努力毫无科学依据，
在城市化、贸易全球化、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人力资本成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源动力的今天，在最佳国力人口极大化的今天，得出一个远低于其人口承载力的适宜人口数量是十分滑稽的。只要不高于其人口承载力，人口越多综合国力越强，人口越多也越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由于贸易全球化，人口承载力可以远远高于国界。由于城市化，适宜的国家人口密度是伪命题。由于科学发展，人口承载力越来越大，未来人口承载力扩张为多大便无法断定。当人力资本成为第一资本，如有可能，则是越多越好，没有最佳边界，除非超过当时科技水平下的地球承载力。但由于生育率的规律和全球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决定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科学技术发展下的地球承载力增长的速度，人口承载力大于人口数量的余额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大。由此看来，自己计算出一个适宜人口，然后再去努力少生孩子减少人口的作法既无必要又十分可笑。现在中国养活13人绰绰有余，未来更是有余，则任何低于13亿的人口适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在2020年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绝对可以养活20亿人，在21世纪末的经济科技水平也绝对可以养活50亿。则在21世纪，对中国来说，至少低于20亿的人口适宜论都是错误的，人口政策没有任何理由不转变了。
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证明，即使不计划生育或不强制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自动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易富贤通过统计发现，生育率和HDI（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916.虽然总体来说，生育率（TFR）随着HDI的提高而直线下降，但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同等HDI之下，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东欧、原苏联地区（穆斯林地区除外）目前平均生育率只有1.3（而欧美发达国家平均为1.64）。同等HDI之下，中华文化圈地区生育率全球最低：2005年澳门（0.84）、香港（0.94）、台湾（1.1）、韩国（1.08）、日本（1.26）。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泰国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分别只有1.6。越南、朝鲜都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但是现在朝鲜生育率只有1.9。越南计划生育比中国晚十几年(生育文化破坏没有中国严重)，都允许生2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执行力度没有中国大，2003年人均购买力只有中国一半，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于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于政策生育率)。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2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由于中国的生育文化曾遭到长期打压，且中国生育文化本身经不起现代经济社会打击，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人们思想的改变，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会继续下滑，即便是中国现在完全放开生育，中国也难以阻止超低生育率的继续，更别提什么大量生育了。如果中国不大力鼓励生育，积极修复民族生育文化，中国将长期面临超低的生育率，整个民族与国家将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
现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达2700万，而我们现在仅是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不足印度的一半，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发展。现在美国每年新出生人口430万，但是美国的生育率保持在2.1，性别比正常，且不断有大量移民加入。而中国，现在每年新出生女孩不足600万，但生育率仅有1.3左右，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按照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发达地区华人的生育表现来看，到2050年美国的新出生人口就可能超过中国，如果中国不及时大力鼓励生育。到时候我们依靠什么复兴第一？即使是我们大力鼓励生育，由各国经验和生育率规律可知，要从超低生育率转到世代更替水平或以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1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现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但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问题的轻重缓急不同，应对的方法也就不同。停止抑制生育型计划生育并转为鼓励生育型计划生育，对中国已经是刻不容缓。现在的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问题，一是危机的因子还处于量变之中，危机的临界点还未达到；二是，也是最关键的，是由于从年轻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落后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城市和发达地区得到人口补贴，危机被暂时掩盖。如果农村是中国的核心地区，看到为自己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那整个中国早就受不了啦。在中国，经常发生：只有城市的问题才算问题，只有问题烧到城市才算问题。但是，这次是全国性的危机，危机的烈火烧到城市只是时间问题。这场人口危机，虽然暂时被掩盖，如上海等大城市受到了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人口再生产补贴才暂时延缓了危机的爆发。但是危机越是被掩盖，危机越是被拖延，它爆发的能量就越大。就像美国2007年爆发的房地产危机，如果能够早发现早行动三年，也许就不会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
人是人类社会问题的源头。人作为国家有机体的细胞，才是这个国家问题的重中之重。只要国家有机体的细胞更新良好，国家的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机会。就像一个年轻人，他可以一无所有，但只要还年轻，一切还有机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青春是人生的本钱，年轻人是国家的本钱，生孩子是国家本钱的本钱。俗话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人口再生产是国家有机体维持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哪条河污染了，法律严惩，再用钱一砸，问题就很快解决了。但对于人口再生产的问题，绝对不能这样简单：你难道强迫女人生孩子吗？你能随意用钱把孩子砸出来吗？孩子能一天成人吗？日本欧洲解决了几十年还没解决的问题，难道中国能一夜之间解决？二十年来日本西欧经济越来越落后于美国，为何？人口再生产是一切物质再生产的根本，人口再生产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日本西欧，生育率几十年来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是不可持续的人口再生产。可以说，日本西欧再200年解决不了自己的低生育率问题，日本西欧的人均GDP就会至少再230年低于美国。而中国，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美国，中国的人均GDP几乎就等于永远不可能赶上美国。在一个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的国家，她的经济就不可能持久的景气，而且是一旦失去景气便难以再拥有景气，日本西欧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国家，谈什么赶超别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人均GDP怎么会高于老龄化低的发达国家？而且，低生育率一旦掉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低生育率陷阱、民族衰落灭亡陷阱），她就难以自拔，就像日本西欧一样拔了几十年还没把自己拔出来。任何一个民族，若她真的一直不能把自己从低生育率人口陷阱中拔出来，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无论她人口再多也是这样。
我认为，在这个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中，中国至少已经深深的插入了一条腿（低生育率本身），另一只脚也正在陷入（低生育率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并将在十几年后深深插入。现在许多农村的年轻人都只愿呆在城市，但中国的城市对他们来说生活压力太大了，对他们的生育抑制必然会非常的强烈。而对于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受到中国转型的压力和经济高速运转的就业工作压力，他们的生育已经受到社会经济的强烈抑制。现在，中国妇女的生育愿望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早在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而目前，中国城市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仅为1.2，农村青年夫妇为1.7，全国平均是1.5，由于巨大社会经济压力的存在和不育等因素的存在，现在实际生育只能低于生育愿望，自1990年代以来的表现就是这样。说句不乐观的话，中国已经开始陷入了民族与经济的恶性循环，只不过是还不知中国已经陷入多深了，只是由于这个陷阱对经济影响的后延性导致中国人还不知道跳入这个陷阱后最终会是什么味道。日本从1970年代中期跳入这个陷阱，直到1990年代才真正完全感受到它的危害。可是一旦跳入这个陷阱，以现在日本欧洲的情况看，我暂时还没有看出还有跳出的希望，而且是生育率越低越难以跳出。所以，我们中国必须尽早近快近最大力度的来扭转低生育率陷阱。否则一旦完全陷入这个陷阱，后果将不堪设想，什么民族复兴第一与经济赶超发达全是空想。美国的原子弹炸死了多少日本小孩，但这个陷阱对日本来说比一百颗原子弹还厉害，人口1.2亿的日本大和民族已经感到这个陷阱是在彻底要她的命——日本专家估计日本照此下去200年后就会因人口稀少而亡国。”前不久访韩的美国人口专家保罗-翰威特（音）的警告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他说：“韩国徜若不能提高生育率，到2100年人口减少为三分之一，到2200年只剩140万名，最后导致韩国人在地球上消失。”而我们中国13人口，如果超低的生育率持续下去，300年后也就接近亡国了。全世界汉族12亿人，1.2的生育率持续下去200年后就可以把汉族的新生儿童数量就会打回到五六千年前水平。
在2008年07月26日于上海举办的“银行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改革”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说：“通过对中国人口结构的了解，我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经济很可能从202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衰退。”潘英丽表示，通过对比数据发现，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中国非常的相似，欧洲的德国和法国也比较相似，这主要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口结构的干扰造成的。“通过对这样的人口结构的了解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和日本人口结构的唯一差别是我们比他们年轻30年，这是因为日本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的，而我们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日本从1990年开始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所以我推测，从人口红利，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来看，中国很可能从2020年开始步入长期的衰退！”潘英丽认为，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实现劳动力与资本不足条件下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如何在人口老年化之前进行未老先富。目前人均收入与居民的人均财产都是在3000美元左右，而美国是中国的17倍和80倍。即便是现在鼓励生孩子，以22岁大学毕业计算也只能到2032年变成劳动力。如果再等5年或10年后再去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那新增加的孩子也只能在2037年或2042年变成实际劳动力，而此时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危机早已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还谈论什么中国崛起第一？
面对如此的低生育率危险，而许多国人的人口思想竟还停留在过去的人口爆炸上，对低生育率的危险充耳不闻，既不信任人口普查数据，又怀疑人口形势转变的速度，甚至把客观调查的人口数据修改一番觉得合适了才罢休。比如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仅为1.22，而国家计生委认为新生儿童漏报严重，把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修正为1.35，农村修正为2.06，全国修正为1.73，到公布的时候又变成1.8。将全国城镇生育率修正成1.35，农村修正成2.06，扣除15%的不生育人口，那么意味着农村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城市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孩子。也就是说，城市中60%的家庭生育2胎，即使不考虑独生子女，农村中也至少有40%的家庭生育3胎，这可能吗？计划生育基本政策是城市一胎、农村第一胎是女孩可生二胎，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这就意味着全国有50%的妇女在超生。但据《2005年湖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自2004年11月1日至2005年10月31日止，湖南全省共出生74.32万人，其中超生为5万人，仅占6.7%，实际生育率只有1.25。而且计生委自己的资料显示计划生育率高达94%以上，也就是说只有不到6%的孩子是超生的，那么生育率只有1.3左右。目前，中国城市的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仅为1.2，农村青年夫妇为1.7，全国平均仅是1.5。由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不育和单身等因素的存在，如1990年代以来所展示的和许多国家生育变化所显示的那样，实际生育率只会远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生育率却只有1.25；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不到生育愿望的一半！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显示，在最近松动人口政策的省份，生育率并未提高，70%符合条件生二胎的妇女均表示选择不生。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38，意愿生育率是1.5，绝大多数人是既不愿多生更没有超生，实际生育率怎么可能是1.8呢？《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4日电：（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这意味着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需要增加0.6244亿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万。但即便是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也仅显示2006、2007、2008年人口增量也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人（实际上这还有大量水分，如统计局认为2001-2005年平均年增803万，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这5年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这证明统计局至少高报48.4%），仅为预期的一半多一点。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稳定在1.8，而是远离1.8，并且以此估计中国生育率只有1.2左右。显然，这种修正是严重背离实际的，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按照1.2的生育率计算，人口和新生儿童数量皆会每过一代减少45%，这几乎是把中国人口拦腰斩断。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平均年龄是27岁，这就意味着27年后中国新生儿童萎缩将近一半，54年后减少70%，108年后减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中国新生儿童数量27年后减少40%，54年后减少64%，108年后减少87%。我们民族人口在历史一直占世界的1/3左右，现在中国人口已经降到世界的19%，每年新生儿童数量不足世界的10%。如果再有点损失，我们何以屹立于世界？超低生育率的现实根本不容我们有半点迟疑，否则民族将受到严重的损失。
不仅经济与民族的危机，还有光棍的危机。只生一个孩子和国民养儿防老的矛盾导致中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常。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这说明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确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现在新生儿童性别比在120：100以上，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20万条光棍，每5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
既然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而这种极其危险的生育率对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摧残力是十分强大的，本书也已经彻底证明继续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是完全有害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迟疑不前呢？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已经是火山口之上十万火急，我们绝不可以有半点犹豫。否则，我们的代价将是十分沉重的。
现在，中华民族复兴已经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中华民族即将完全陷入民族与经济的的低生育率陷阱（日本已经完全陷入）。面对这样危险的未来形势，中国必须立即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并大力鼓励生育，否则，不仅民族复兴第一将变成空想，连未来经济发展都成巨大的难题，甚至整个民族陷入衰沉灭亡的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陷阱的持续就一定是民族的灭亡，日本已经为此担忧）。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会有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日本欧洲的现实已经证明如此，其他后发国家也即将面临如此的严峻形势。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是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否则必将是民族与国家的持续萎缩。由于儿童死亡率、性别比的不同，各国的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有所不同。如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普遍在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普遍在5‰左右，出生性别比为正常的105左右，2.1的生育率就可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国2000年婴儿死亡率为32‰，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0‰，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高于发达国家，现在出生性别比超过120，因此中国世代更替水平应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更替水平应在2.31以上。如果要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低于这个值。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放开二胎。我认为，他为国家民族着想的爱国心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但是，仅仅开放二胎是不行的，必须全面的停止抑制生育的计划生育，并且立即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为什么这样说呢？若仅仅放开二胎，不仅不可能达到2.31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更无法挽救中国的超低生育率。目前，中国城市的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仅为1.2，农村青年夫妇为1.7，全国平均仅是1.5。由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不育和单身等因素的存在，实际生育率只会远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不到生育愿望的一半！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显示，在最近松动人口政策的省份，生育率并未提高，70%符合条件生二胎的妇女均表示选择不生。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态”，“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所以，仅放开二胎根本无法挽救中国的超低生育率
现在欧洲、日本、韩国等都大力鼓励生育率，但仍然无法挽回低生育率。由于持续三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持续30年的一胎政策，计划生育几乎已经完全摧毁中国的生育文化，并已经制造了强劲的超低生育率惯性（超低生育率的惯性延续力非常的强大），形成了顽固的低人口再生产发展模式，如果我们不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大力鼓励生育、积极恢复民族生育文化，不仅我们经济持续发展是空谈，连民族存在都会成为问题。
我们现在应该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不限生育数量的大力鼓励生育，全力改造形成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文化机制。现在中国需要 “一两个太少，三四个不多，五六个更好”和“生孩子爱国，多生孩子救国”这样的新口号。也许有人认为我是疯子，或认为我是从一个极端都向令一个极端。但是，仅凭这两个口号能把全国青年夫妇的生育愿望从现在的1.5提高到2.31以上吗？仅凭这个口号能挽救中华民族复兴危机和未来中国发展危机吗？仅凭这两个口号能解决别人解决了几十年还未能解决的问题吗？马来西亚华人在二战前一度超过全国人口的40%，然而现在只占全国人口的23%，估计到2100年华人人口占马来西亚人口比例可能只有5.5％。面对种族延续危机，华人社团提出：“1个不够，2个太少，3个差不多，4个刚刚好，5个更加好，6个最美妙”，但是仍然难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一个社会内，有许多人只愿生一个或一个不生，少数人喜欢多生（还必须是夫妇两个都喜欢多要孩子），你不大力鼓励生育，就挽救不了多数人少生或不生所造成的国家整体生育率低下。英国、俄罗斯、韩国等国都有一个家庭生十几个的，但仍不能解决她们国家的低生育率问题，这说明这两个口号一点也不过分。实事求是就是要真正的敢于面对问题、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受以前思想的约束停滞不前。比如，如果有一半的夫妇响应政府的新号召生3个孩子，剩下一半，其中1/3生两个，1/3生一个，另外1/3由于不育或不想要孩子一个不生，则总和生育率才仅为2.0，还达不到世代更替的水平。假如，如果有1/6的夫妇响应政府新号召生4个及以上（按4.5个计算。但现在让年轻夫妇生4个或以上简直难于上青天，尤其是城市年轻夫妇，这个1/6其实根本达不到），1/3生3个（让现在的年轻夫妇有1/3生3个还是非常困难，这个1/3其实也难以达到），1/6生两个，1/6生一个，另外1/6由于不育或不想要孩子而不生，则总和生育率仅为2.25，暂时还达不到我们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别比正常以后可以达到）。说明我的新口号不是走向极端，恰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分，甚至说还有点保守。
如果中华民族还要复兴世界第一，如果中国准备雄立于地球，如果中国还要未来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如果中国人不想使自己完全陷入低生育率的危机而难以自拔，那中国就不能再犹豫再错失挽救自我的时机（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时间，现在鼓励生育也只是亡羊补牢，许多已经无可挽回了），那中国现在必须转变生育政策，立即开始鼓励生育并，立即开始着手挽救民族的生育文化，立即开始改造形成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文化机
强大国家力量，壮大民族实力，保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再现中华民族雄踞世界的伟大辉煌，为人类留下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子孙留下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世界留下一个维系热爱和平的强大力量，为未来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注入强大的人口活力，是历史向中国人口变革提出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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