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代替文言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是对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这几乎成为五四以来的一种社会共识，学界亦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如周策纵《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评与贡献》：“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胡适自己也是十分自得的，他在〈口述自传〉中说：“这一个转变（指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其实，人文的革命怎能与自然科学的革命相提并论？因为显而易见，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是不断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一门学问，说到底，人文科学只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历史选择。

　　布鲁斯特〈中国的知识的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阶级利益。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而且永远掌握着它。这个阶级的人们就是不去组织政府，也会比一般人要高明些，因此他们便牺牲了那些无知而且无告的群众，却取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享受一切特殊权利。”

　　布鲁斯特此处之分析，可以说道出了白话文运动提倡者和赞美者的最重要的依据：即白话文运动就是要把“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口“语”，代替和消灭士大夫专用的雅言的“文”，并将此“口语”白话文上升到“国语”的地位。这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革命，更符合并辅助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即提升“引车卖浆之徒”的社会地位，而消灭操纵书写特权的士大夫阶层。
　　
　　只有少数学人如林纾、章士钊、陈寅恪、钱穆等，提出过反对和质疑，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历史的惊涛巨浪中。

　　钱穆〈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文中说：“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

　　由于80年来白话文的普及流行，再加上简体字的一批批发行使用，历经二、三代人的更替，文言文离中国人愈来愈远，如今，50岁以下的人，如果不是从事文史哲、中医等与古籍相关的专业的人士，一般而言，基本上就是不能读文言文、繁体字，不能直接读中国五千年文明所赖以寄存的古代书籍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之断裂，国人文化素养之割裂，由此造成。这就是钱穆所言“书不焚而自焚”。
　　
　　如果历史可以选择重来，我想在此作一个假设：为了解放和提升“引车卖浆之徒”，夷平阶级差别，为什么不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即展开近代的全民普及教育，使“引车卖浆之徒”亦能读书写字，操纵文言文。这样，才是真正的提升，因提高而致平；而不是铲平。这样，就是在更高层次上达成文学革命的初衷——文字、文化不只是由贵族士大夫所独有，也能够为平民大众所掌握使用。

　　中国近代的国民解放和近代启蒙，付出了民族文化断裂的重大代价。以上假设，是否庶几可以避免钱穆先生的遗憾。当然，历史无法走第二遍，假设只是为我们提供打破固有的思想定势的动力，使我们回到某个起点，出发作另一种方向的思想旅程。
　　
　　盼望看到各位的批评和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