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没有写周记了。过去一直提到的《保守论》,还差一点没有完成,常常被其他题目打断。《茅于轼,自由主义的票房毒药》搁置了,也要考虑完成。还有一篇,就是《伊朗革命,疯狂与理性》。
正在写《晚来的觉悟——对鲁迅与教材的最新反响有感》。看到在《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后面,网友格瓦日指出:“删掉鲁迅文章,特别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可谓反鲁的‘自由派’替当局做了件好事。萧让文章很犀利!我近来也在想,被现实煎熬着的人,只有情感激烈这条路子可走,稳定才需要四平八稳,很多苦难都装着看不见才行。”
事情就是这样。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有时在观点上没有什么区别。有几件事情可以作为例证。
第一,关于鲁迅
贬低鲁迅,打倒鲁迅,已经成为没有什么胆量,也没有什么创建的作家展示胆量和创建的一种游戏。你看,正统的媒体不反对鲁迅,我去反了。其实,你反对鲁迅,当官的又何尝喜欢他呢。且不说在官场,就是在大学里面有几分像鲁迅的人,能够保住讲师的位置就不错了。说得明白一些,体制内、外的得利者,都不喜欢面对挑战。对于体制外专家学者的霸道,我们也是有所领教的。
第二,关于房价
房价越涨越高,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管理者不去管房价,是因为高房价可以保障财政收入,还可以带来寻租的机会。而在体制外,专家学者许可谈房价,但一不准批评市场,二不准批评房地产商。争论很激烈,最终却是把球踢来踢去,把公众的生存放在脑后了。问题很简单。房价上涨,管理者受益,专家学者也没有吃亏,都是既得利益者。
第三,关于农民问题
前卫的学者,最近起劲地谈论农民的自由。比如迁徙自由,比如土地束缚农民等等。最近,人民大学的张鸣在世纪大讲堂上慷慨激昂,大讲不让农民离开土地之罪恶。这些挑战者,其实是在无的放矢。现在,有谁不准农民离开土地了?倒是体制内、外高度一致,想把农民驱离故土,把土地空出来折腾房地产。体制外热衷于土地流转和不保护耕地,体制内热衷于征地,殊途同归而已。
第四,关于贫富问题
“为富人说话”的言论一出,就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对有些人来说,创新之路打开了:你看,传统的意识形态偏向穷人,我却偏向富人,我是在挑战。但是且慢,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有人信吗?从官到民,难道不是都在倒向富人吗?还有一些文人,喜欢考证在《白毛女》一类作品中反映的旧时代是不真实的。这种考证,有一定的意义。不过,如果进一步否定旧时代压迫的存在,甚至证明虚拟的黄世仁的行为的合理性,就十分有害了。如今,新的黄世仁不仅越来越多,其事迹也是登峰造极了。在目前的状况下,继续写此类文章,论者就有些类似穆仁智了。
对于这个题目,我打算写《关于“白毛女”,反调的反调》。
200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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