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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明: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作者:[唐书明]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2009-06-26
    摘要:美国建国之后,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崇尚民主自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政治,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主要传统。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由主义政治所导致的政府权力弱小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美国政治面临巨大的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把加强政府权力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美国政治由自由主义逐渐走向国家主义。

    任何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可能是抽象的,它都是特定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美国建国后确立了三权分离的代议制政治制度,把民主自由视为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思想,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把其作为对外侵略和建立文化霸权主义的思想工具。但就美国历史发展的本身而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治就逐渐转向了以高度的国家管理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国家主义。

一、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
 
    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围绕着如何建国存在着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和杰弗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两派之间的争论,汉密尔顿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杰弗逊认为应该减小政府权力,给民众更多的民主自由,在美国历史发展早期,杰弗逊倡导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胜利。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美国民众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民主是人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存在就是对民主自由的损害,“他们认为政府管得少些,自由就多些,政府管得多,自由就少了,每个州都希望联邦政府别来管他们,一个州的地方当局也都希望州当局别来管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他们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1]应该说来,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深入发展离不开美国独特的历史发展环境。
    一方面,近代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近代政治是在继承欧洲长期政治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早期到达北美的欧洲移民很多是为了逃避国内封建专制的残酷迫害,欧洲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在他们看来无疑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同时由于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成为了早期北美移民的思想基础,富兰克林、杰弗逊等美国的建国之父本身就是北美大陆启蒙思想的积极传播者。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成为了组建政府的政治哲学,美国的制宪者们运用启蒙运动已逐渐完善的分权学说作为其建国基础,苦心设计政府的配置,其目的就是尽量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防止总统大权独揽而变成专制君主。
    另外一方面,近代美国的发展与西进运动密不可分,美国近代边疆史学派的代表人特纳认为,一部美国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美国西部的开发史。从19世纪开始,美国兴起了规模巨大的西进运动,尽管其中有着政府的参与,但西进运动主要是一场群众自发性的经济开发运动,西部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给民众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大量的机会,它培养了美利坚民族不畏艰难、努力开拓、强调个人奋斗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以充分发挥人的自由创造性、不受较多的政府干预和管理为特征,因此,西进运动进一步加深和巩固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
    美国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形成了政府权力弱小的局面,政府的作用仅仅是维持社会生活较为单纯的国家秩序,即“美国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政治思想要求政府少管闲事,政府不过是一个警察,其作用就是镇压罢工、对付印第安人的反抗以及惩治犯罪,这一结果造成政府权力弱小。”[1]相对于欧洲长期的封建专制而言,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历史发展的进步。
    但是,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巩固离不开美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背景,它是以早期美国经济尚不发达为前提,杰弗逊就任总统时期,美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城市居民仅有30万,占总人口的不到7%,杰弗逊倡导的民主自由主要是以经济实力尚不雄厚的小农业主为基础,同时西进运动也是因为小农业主阶层的扩大而巩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共和国早期的先知和政治家所设计的民主主义成分是农民的,倾向是农村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人口涌往大城市,就大大地改变了早期哲学家所具以建立的基础。”[2]在美国内战结束以及西进运动完成之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自由主义导致的政府权力弱小就无法面对全国复杂的社会形势,美国政治开始面临危机。

二、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前自由主义政治的危机
    
    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高速的增长,从1870年到189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就增长了3倍多,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就达到了170亿美元,处于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实现了工业化和相应的城市化, 1900年美国工业制品的总值已达到了农产品总值的2倍,美国已从一个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
    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日趋集中,从而出现了巨大的垄断组织,这些大垄断组织取代了之前盛行的业主所有制和合作经营,成为了美国现代经济组织的重要形式,1901年,摩根把百分之六十的钢铁制造者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国钢特公司,使得摩根家族成为了美国钢铁工业中的统治力量,这成为了美国垄断组织出现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在美国现代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但它仅仅是开始。”[3]
    从建国以来,“美国人一直担心经济的繁荣对美国民主共和所带来的危险,”[4]人们认为,经济的发展会使贪婪、挥霍以及奢侈之风蔓延,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某些人或集团去勾结政府官员谋取私人利益,从而出现政治腐败。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美国人长期以来的担心也终于变成了现实,垄断组织的出现对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垄断组织的财富的增长往往是操纵政治巧取豪夺的结果,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它们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选举、贿赂官员,以制订对其有利的政策,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个国家,财富就是间接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员,另外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接成联盟。”[5]
    这些“支配财富的个人和集团一直企图利用其经济实力去腐蚀美国的民主政治,”[6]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腐败层出不穷,遍及各地。在联邦一级,总统成了国会的仆人,而国会则完全服务于一些利益集团,总统上任完全依靠这些大财团,例如克利夫兰就由摩根一手扶持而登上总统宝座。在州一级,政治也完全由少数利益集团操纵,例如在新泽西州,铁路公司在1903年安插他们的人为首席法官,州特派员,还有一些人参加了州税务委员会, 1905年有位法国人考察了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认为政治清明的只有6个州,政治腐败的有13个州,完全腐败的有26个州。[7]在城市一级,政治腐败则更为突出,罪犯、妓女和酒吧间老板贿赂政客十分普遍。
    总之,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党是获取利益的工具,官吏是私人利益的代理人,立法仅仅是为了照顾某些人的利益,选举的背后是金钱操纵,贿赂成为了社会的普遍风气,在许多美国民众看来,政治是酒吧间老板以及车夫干的下流勾当,上流社会的绅士是不会染指的。美国传统自由主义政治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已经徒具虚名,金钱成为了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重要价值标准,政治被视为少数人谋取财富的手段,当时的共和党党魁马克·汉纳说,“民主制度下的一切问题都只不过是钱的问题,谁有了钱,谁就可以从中获利。”[7]
    因此,“美国的政治系统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失败。”[8]如果说美国建国之后所确立的自由主义政治相对于欧洲的封建专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19世纪晚期美国政治的混乱状况已经超过了欧洲,诗人厄洛尔在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所写的诗中说到,“看看你们的议会,看看你们的选举,试问欧洲能否会产生这样的情况。高级官员们半遮半掩,坐地分赃地把事情安排妥当。祖国看到百年取得的可怜进展,会难以掩藏她那怨恨的眼泪。”[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尽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是,我们有自己腐败的政治机器,立法的行贿受贿,腐败的城市政治,任何一项都是我们前进中的大礁石,除非特别熟练地航行,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8]也如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党纲所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时刻。”[9]

三、走向国家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危机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安,“美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要是再不改变航向,就会最终陷入绝境。”[2]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在政治改革方面,其目标直接指向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治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已不适应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现实,其直接表现就是垄断组织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奉行的权力弱小的政府,例如一家设在波士顿的特路公司,其雇员比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政府所在的雇员多2倍,其收入比马萨诸塞州政府的收入要多出5倍。传统的权力弱小的政府已经无法发挥其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的职能,相反由于垄断组织的实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政府的实力,使得垄断组织轻而易举地操纵政府,政府成为了垄断组织获取利益的工具,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说,“如今的美国政府只不过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养子。”[10]由于垄断组织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传统自由主义政治所奉行的权力弱小的政府,从而带来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因此,其改革的途径并不是按照传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减小政府权力,而是应该加强政府权力,进而自由主义运动时期的政治改革家们也认识到,“对美国行政进行挽救的真正办法和那些直接的民主拥护者所表示的恰恰相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应该有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权力,这种方法并不是蔑视人民的意见,而是表达了复杂社会现实中和组织纪律相一致的人民的要求。”[11]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经济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不仅起着国家传统的警察作用,而且能够调节和维持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秩序,“一个强大的有力的政府,是政治现代化的特征,同时又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12]摆脱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束缚,扩大政府权力成为了美国进步主义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进步主义十分重视国家的管理问题,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克服美国社会的弊端,”[8]“改革者们相信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13]以强化国家行政权力为特征的国家主义成为了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政治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扩大政府权力的进步主义运动政治改革中,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总统权力。为了防止总统变成专制君主,美国宪法对总统进行了众多的限制。美国内战后,在南方重建这一问题上,国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统权力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美国出现了国会权力远远高于总统的局面,总统成了国会的傀儡,相反国会成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我们今天的总统只是一个代理人,它只是理论上的的行政官员,但是议员们才是真正的行政人员。”[14]从林肯到西奥多·罗斯福这一段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行政管理上,却没有一位杰出的总统,这一时期“美国总统权力的衰弱已丧失了最高领导的尊严。”[15]美国此时面临的政治危机表明,美国迫切需要加强总统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时代的呼唤终于使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成功地适应了这一挑战,二者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政治改革的主要领袖而成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
    1901年是美国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如前所述,这一年摩根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垄断组织的发展给美国政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年,美国总统麦金莱遇刺身亡,这一偶然的事件导致了被当时美国政界称为“疯子”的西奥多·罗斯福登上了总统职位,“从一开始,精力充沛的罗斯福就表明作为一位积极的总统,打算使用行政权威,尤其是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16]在其任期内,西奥多·罗斯福与垄断组织进行了大量的斗争,迫使垄断组织服从国家管理,以充分强化国家力量。
    西奥多·罗斯福强化总统权力的政治改革改变了美国传统自由主义政治由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所致的混乱状况,正如其所说,“民主的目的现在只能以汉密尔顿的手段达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增加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及在政治上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这就是发展的方针。”[10]1910年,西奥多·罗斯福发表了《新国家主义》,系统地阐发了其国家主义思想,这实际上是其就任总统期间改革成就的经验总结。对于西奥多·罗斯福加强总统权力的进步主义政治改革,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莫利斯评价为,“对于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来说,罗斯福具有完善的人格魅力,是改革的象征,是一位差不多单方面地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大胆开拓者。”[17]因此, 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上台之时,不仅是新旧世纪的转点,也标志着美国政治从自由主义逐渐走向建国之初由汉密尔顿所倡导的国家主义。
     继西奥多·罗斯福之后,1912年上任的伍德罗·威尔逊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政治改革的又一位重要袖,就任总统前长期的学者生涯使得威尔逊对美国政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因此也深知当时美国政治的症之所在。虽然竞选总统时威尔逊标榜“新自由”,以与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相抗衡,但是就任总统后,威尔逊仍然回到了国家主义的道路上来。威尔逊认为,工业化的美国的多数问题应该通过强有力的中政府来加以解决,如他所说,“如此巨大的国家必须强大、快速、管理广泛和富有效率。”[18]因此,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威尔逊对全国进步运动所做的贡献,是加强和扩大了总统权力。”[17]威尔逊就任总统期间,“议和制订出了1933年以前美国历史上意义最深远而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立法。”[5]通过大量的社会立法,扩了国家的管理职能,成为继西奥多·罗斯福之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所取得的又一改革成就。
    总之,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领导的美国进步主义政治改革,扩大了国家的行政权力,“这二十年规模巨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具有了日益积极和强大的中央政府管理。”[16]同时,“即使最深厚的美国价值观念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16]美国崇尚民主自由的传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国家管理为特征的国家主义。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政治虽有回潮之势,但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富兰克林·罗斯富的“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扩大总统权力,强化国家管理,实际上是继承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国家主义的政治发展趋势,因此,“富兰克林·罗斯富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8]“新政”成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大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意味着美国的国家主义政治走向成熟,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据此也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统治时代被确定的改革工作被富兰克林·罗斯富接手了过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提出的改革,现在也终于圆满完成了。”[19]二战之后,美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更加复杂,高度的国家干预和国家管理成为了其政治的特色,尽管民主自由仍然充当作美国对外侵略的思想工具,但是与早期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相比较,美国政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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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IrisDorremb,The Challenge ofOurTime,New York, 1991, P4, 8.
[19]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M].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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