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前645），字仲，名夷吾，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司法家、改革家。改革也涉及经济领域，谓其经济学家未尝不可。 

管子有许多格言式教诲，至今熠熠闪光。比如：“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管子·立政篇》）。比孟子的恒产论早三百年。再比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管子·治国篇》）。可以说，管子是中国最早提倡富民的经济学家。 

又比如：“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qún）仓空虚。而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管子·八观篇》）意思是说，懒惰、投机取巧则生变，社会便不安定。这一思想至今也不失价值。

管子还谈到：“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管子·轻重甲篇》）。今天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从这里翻版出来的吗？ 

例子不胜枚举，简言之，管子治理社会——包括经济——就用了一个“齐”字。“齐”的意思极多，按《说文解字》的说明：“齊,禾麦吐穗上平也。”甲骨文“齐”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整齐的麦穗，下面是大地。管子所用的“齐”正是其原意。管子说：

治，莫过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迫则窘，窘则失其所葆（保护、保全——引用者）；缓则民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其不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管子·正世篇》）

一般认为，管子的上述言论是针对社会治理的。唯梁启超先生独具慧眼，肯定这个论述也是针对宏观经济的，在《管子评传》中写道：

“吾读此而叹管子之学识诚卓越千古而莫能及矣。泰西学者之言政术，率分两派：其一则主张放任者；其一则主张干涉者。主张放任者谓一切宜听民之自为谋。以国家而为民谋所谓代大匠斫必伤其手也。主张干涉者谓假使民各自为谋而能止于至善，复何赖乎有国家乎？民之所以乐有国家者，正以幸福之一大部分各自谋焉而决不能得，故赖国家以代谋之。国家而一切放任，则是自荒其职也。且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故以图国家生存发达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行放任论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我国之纯主干涉论者则法家而已。……故管子之言实治国之不二法门，而施之中国尤药之瞑眩而可以疗疾者也。”

实际上，战后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指导方针就是管子的干涉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成就远高于信奉放任论的英法等国。把管子上面的论述放到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话，管子“齐”的思想与梁启超先生对“齐”的评价具有超前性，今天听起来却格外亲切。也许管子“齐”的思想可以成为对美国金融危机起衰救弊的救命良方。

用今天的话说，“齐”就是和谐（像麦穗那样齐刷刷一片）。经济发展不在多，而在齐（和谐）。用什么手段能做到齐呢？管子给出了答案：政府合理地给予干预。中国四大学派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其中三派都主张经济自由放任（道家最为明显），只有法家特别是管子主张政府干涉，很有先见之明。管子所说的“干涉”偏重于法制，通过法律与法规控制宏观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走向。这样做有没有效果呢？管子的回答是肯定的： 

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zhí黏土——引用者）治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管子·禁藏篇》）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在罏，咨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管子·任法篇》）

管子与后来的法家——比如商鞅——有本质的区别，后来的法家都以富国强兵为本，而管子在富国强兵之外多了一个礼节。有一段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话：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地辟：土地的法度——引注）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管子·牧民节》）

有三个词汇要稍做解释。“服度”是遵礼守法；“六亲”是六种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四维”是礼、义、廉、耻。管子把经济与伦理放置一起加以论述，同等看待经济财富与礼仪道德，并把礼、义、廉、耻看作是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的头等大事。这样的经济学家，古今中外并不多见。

管子认为世界上的小人很多而君子非常少，小人只知道获得利益，君子则重视礼、义、廉、耻。以礼、义、廉、耻的标准筛选君子恐怕一万人中没有一个君子，以利益的标准筛选小人则遍地皆是小人。礼、义、廉、耻可以成就君子，君子却未必需要用四维要求自己（他自然而然就能做到），而小人总是与名利相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