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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批判 
作者:[socold] 来源:[] 2008-12-04

编者按:刘小枫先生是当代知名学者,他熟悉并钟情于西方哲学与宗教,《拯救与逍遥》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对同一部学术著作,不同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对于《拯救与逍遥》的评判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去进行。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对《拯救与逍遥》的批判乃一家之言。新法家主张本着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多角度研究任何一种思想,而非用一派去裁减另一派。

      刘小枫一直是我所尊敬的思想者,其最近的新著《刺猬的温顺》对我辈的思想启蒙可谓不浅。但他有两点我一直腹诽,一是对神学的情有独钟,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拯救与逍遥》(指该书的修订版,以下类同)一书,处处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思想始终是隔了一层。
  该书第4页最后一段:
  “晚清和‘五四’知识人对西方宗教的观点虽然不同,立场却是一致的: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足以代替基督教精神。然而,如此断言必须有一个历史前提: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已经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命运问题。……难道中国精神的历史命运是明朗的?难道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无需哲学的批判清理?称中国传统精神‘有口皆碑,无往而不胜’的人忘心太大了,无数中国诗人、哲人以至常人孤苦无告的叹息和眼泪被一笔勾销,中国精神史上早就出现的佯狂、装疯、卖傻、阴险被一笔勾销。谁要敢那样声称,就得有胆量和心肠承受这一切荒唐。”
  批:这话怎么听着都不通,中国精神并没有宣称能解决这一切问题,基督教精神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西方历史上的那些佯狂、装疯、卖傻、阴险谁来承担?基督教精神已经解决了西方人的精神命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人类的永恒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哲学和宗教才存在,这些问题若都解决了,还要哲学,要宗教干什么?
  该书第8页最后一行:
  “道德问题仍然需要知识的明晰性,天不是上帝,道德不是宗教,不通过批判的理性知识来清理道德理性的根基,何以敢肯定避免道德的虚妄?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深渊处境不都是被道德理性掩盖起来的吗?中国现代儒生的道德‘形而上学’坚持拒绝超绝的神圣陈言,肯定本然道德,真的可靠而又自足?经过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不同方向的努力,西方思想传统中神性的上帝的位置更加明朗。现代儒生以为西方科学理性已把传统的上帝信仰扫除干净,只剩下一个价值虚无的空间等待中国伦理精神去填充,不是很可笑吗?”
  批:首先,我想真正的中国的思想者并不认为中国哲学精神可以改变人的道德本性。人性万古不变,钱钟书所谓人乃两足无毛动物是也。重视教化可以暂时的抑恶扬善,但却改变不了人的本性。一旦社会道德失序,人民将相率为禽兽。所以历代人文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庶几维持社会价值于正轨。而正是由于人性的永恒性,维护社会价值便成了历代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担负的永恒的西西弗斯之石。在这个问题上,宗教与之没有任何关系,反倒是儒家一直以此为己任。
  其次,作者说中国儒生肯定本然道德,殊不知这正是儒家所谓的大义,乃是哲学家用来哄骗民众的一种说辞。刘小枫先生既如此精通于“微言大义”之变(见作者《刺猬的温顺》一书),怎么反而在这个地方绕不过弯来?儒家的“微言”正是本人上段所说之旨,只是这些东西不必让百姓知道。而孟子所谓“性本善”云云,也是儒家的大义。荀子不晓得此层关系,直揭“性本恶”之说,令历代维护世道人心者再无依据,是以终落下层,招人非议。


  
  该书第50页:
  “按古希腊宗教传统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现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生存的悖论出现了:现世本无意义可言,不得不在这世界中生活的人又要求它有意义。自杀产生于、并体现着这个悖论。世界就是空虚,世界的意义需要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来确立。不主动赋予这世界以意义,反而向世界索求意义,等于缘木求鱼。……要求现世有意义基于一种错误的执著,现世的空虚是人无法用道德的意义来填充的。”
  批:现世有无意义这个命题,要看指涉的对象而言。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由于人“生存的偶然性”,现世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而言,现世如何没有意义?哲学史上最大的一个混乱就是把关于世界本体的哲学命题,拿来作为人的哲学的立论基础,以为把客观世界的真理拿来作为立论基础自然是不会错的。殊不知客观世界的问题与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世界里的问题。西方人正是因为不懂这一点,所以将“人”一步步逼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绝境。
  儒家正是以肯定现世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现世的意义在于你和他人的关系,你和世界的关系。和世界愈同一,则愈有意义;愈疏离,则愈无意义。所以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这也是拯救自我,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若像西方人那样认定现世无意义,则一切人的努力便都失去了合理性依据。而这正是儒家所反对的。
  从面对死亡的角度而言,对一个个人来说,一个人的意义到死亡为止,永生只是人的贪欲所产生的妄念。儒家教导人要乐生安死,基督教却以人的永生作为诱惑来救世,那一种做法更好,我不知道。
  若因为死亡而认为现世没有意义,则是对世界的撒娇。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生命对世界这样要求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史实际上是一部辉煌的撒娇史。西方人的脆弱、对这个世界的怨尤和种种要求在智慧的中国人看来非常的不成熟。


  
  该书第67页:
  “可是,审美的生命过程凭借什么赎毁了人生的欠缺?艺术真的能取代源于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使人安身于丑恶和虚妄之中?艺术需要光源,艺术旨在显示、象征神圣。没有神圣存在,艺术把握住的相对有什么意义?”
  批:人性中的美和善,人的生命本身的神圣性就是艺术旨在显示、象征的神圣。生存的真实经过诗的歌唱便成为美。
  同一页:
  “写作使卡夫卡与恶与冷漠为生。他意识到这一点后,便在遗书中吩咐焚烧自己的所有未刊作品。”
  批:写作使卡夫卡更清楚的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因而无法承受。然而生命的真实并不只有这些不好的层面,中国诗人便能表现出人生美好的一面。执著于这个世界的恶与冷漠,不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撒娇?


  
  第68页
  “国家的历史形态、历史的必然权利、未来生活的绝对目的、免除苦难的历史血腥、自救的审美主义乃至写作本身,统统遭到质疑。”
  批:你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你看到的美和你感受到的爱,这些是无法质疑的。
  “世界是虚无的,充满着恶与残酷、荒谬与混乱”,这么一种论调是现代文学里才开始出现的主题。自近代文学上溯,在整个文学史上很少看到这样一种基调。难道是直到现代以后我们才发现了这一点?经历了现代性事件之后,我们失去了一个世界?难道是古人所享受的一切我们现在已享受不到了?我的看法与此不同,世界与古代的世界比起来,没有根本上的变化。
  第81页:天问与超验之问
  批:为何以屈原作为典型个案?屈原从来就不是中国理想人格的典型代表。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历代的儒者都不以他未然。
  第86页:
  “我们就得转到这一问题上来:既然屈原这样的高士秉有‘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人格精神,具有‘定心广志,余何谓兮’的自足意志,富有‘取熔经义,自铸伟辞’的广博才识,何以竟会沦落到忧心愁悴、思无所依的境地?”
  批:原因很简单,他未达到顺时随化的境界,与中国精神是不符的。
  第87页
  “儒家的君子人格真有如此全能的权能?仅仅修养君子人格,就可以解决人间政治问题?就可以‘知天’?世界人间秩序真是由君子人格建立起来的?”
  批:君子之说,乃在于儒家借此来聚集天下的精英,以维护与阐释世界的意义与秩序。亦即尤西林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之说。
  君子一词概略可以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提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世人君子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对自身君子是一种理想人格境界上的要求。
  儒家自然知道仅凭个体道德上的修养无法改变世界的恶与冷漠,儒家仅是以道德理想的提倡作为救世以及救自身的途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舍此以外并无更好的办法。所谓尽人事而后听天命。近现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做的是同样的事情。这是历代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永恒的担负,永恒的西西弗斯之石。
  君子穷厄困顿,命也。因此而怨地呼天,非儒家所谓君子也。真正的君子虽至穷困,而不忧不惧,独与天地相往来,顺时随化,此儒家所谓君子也。
  第90页:
  “但凭什么说,历史上的先王正业体现人间正义?”
  批:先王政业非实指,只是代指儒家政治理想。
  “凭什么说,历史中有一条王道,个体必须无条件依附于它?”
  批:所谓道若大路然。人应如何,不应如何,自有万古不变之恒常在。我们也许可以说就是能保证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道德和伦理,这是儒家所有信念的依据。
  第92页:
  “但‘礼’为君子的意志自足提供了根据,也为其划分了界限:必须从属于君王和国家的意志。”
  批:非也,儒家有言,邦有道则从之,邦无道则弃之。
  第93页:
  “问题是,孔子的说法何以如此相互矛盾?一会儿是‘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节其身而乱大伦’,一会儿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连‘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不顾了,叫君子何去何从?”
  批:这个地方,我怀疑刘小枫先生是故意歪曲。君有道,则有君臣之义;君无道,则无君,遑论君臣之义?下面的一句“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错了地方。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指大道不行,但君子却不能因此放弃卫道的使命。哪里是指“国家无道,我还要拚死去维护它”?
  第95页:
  “现代儒生们何以对屈原的极度绝望置之不理?”
  批:其理至明,屈子非真儒也。

五  
  
  第129页:
  “‘君子’是有特殊知识的人,这种特殊知识是一切经验聚敛的中心,但一切经验又恰恰可能被这特殊知识的有限性所歪曲。君子人格的认知自足与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同样荒唐。怎么能肯定君子从一种大生命出发就能穷尽所有世界的意义呢?”
  批:中国的“君子”强调划分出自己所能知道的和自己所不能知道的之间的界限,并划分出对人重要的和对人不重要的之间的界限。结论是,道德对于我们而言是唯一重要的和有把握的。
  “欠缺是全部人的生存的本性,这不仅是苏格拉底的信条,也是基督教的信条,只不过前者从道德理性的知识角度着眼,后者从人的生存状态着眼。这引导出西方精神传统中的一条重要精神前提:人哪怕不能确定自己与之有联系的其他一切事物,却不能不确定他自己存在的欠缺。人的欠缺使历史和生命中看似确定的东西变为可疑的。谁要自以为具有了肯定可靠的、无可争议的、独断的确定的东西,肯定是无知的。”
  批:欠缺感使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自己没有信心,从而会导致生存的失据。儒家强调个体自身的完备自足。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确定不疑的,自己的存在是确定不疑的。这就已经具备了自足的基本立足点。若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则拯救从何谈起?
  “屈原最终没有出路的绝望,正是由于起初他自以为具有了绝对可靠的对天命的‘知’。从而无法面对人的存在的真实情况。”
  批:非也,是因为屈原并未达到知天命的境界,所谓不怨天,不尤人。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撒娇者。
  “所谓中国精神不重分析而重和谐,不是因为分析的自我知识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君子自以为已经无所不知了。”
  批:刘小枫怎么能如此妄加诬蔑?真正的原因是君子自以为已经知其所应知,并且认为不应再有非分之想。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很多,但对我们的人生而言重要的东西却不多,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就已经够了。若想知道更多的便是虚妄。
  “人企求善恰恰证明没有人完全具有善”
  批:非常对,但从另一方面说,人企求善恰恰证明人具有善的本性。人性中是有善恶两面的,西方人为何只是抓住人性中的恶不放?


  
  第137页:
  “疯子领瞎子走路,本来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病态。你疯了吗?一个人就是没有眼睛,也可以看见这世界的丑恶。用你的耳朵瞧着吧! ――――莎士比亚”
  批:这种丑恶,正是人性之常。君子正世风,正是为了使民众知道有所趋避。若以为人性之恶可以以人力改变之,此种观点非中国精神所敢苟同也。
  第148页:
  “同样就‘人’的立场来看,人的自然本性和本然状态是否完善自足,始终是一个问题。人世间的恶究竟源于何处?这一问题始终无法回避。对恶的来源的不同说明,乃是审美的和宗教的精神意向的根本差异所在。”
  批:儒家并不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已然完善自足,而是把它作为目标,并且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完善自足的可能性。人的本性中自然有恶,但对恶的克制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而不是宗教。
  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身。
  第149页
  “如今,连荣格也在促使我们想一下:‘每天都发生着野蛮和残暴的时代’难道仅仅是基督教碰巧遇到了?按屈原的‘天问’,夏商周每一代不都是这样的时代?德感精神产生时同样是道德上野蛮和残酷的时代,为何儒生们竭力弘扬的是德感论?”
  批:不可否认,人类历史一路至今,还从来没有摆脱过野蛮和残暴。可以说,我们一直生存在每天都发生着野蛮和残暴的时代里。但儒家的德感论并不会因此就有什么可非议之处?儒家任重道远、“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道义承担并不逊于基督教的通往上帝之路,而且具有更多的自足性和独立性。
  第161页:
  “哈姆雷特和李尔口径一致的指控这个使残酷得不到说明的世界”
  批:不仅残酷得不到说明,幸福也得不到说明,一切都是生命的内容。
  第162页:
  “本来,当人的眼光摆脱了上帝的目光,就会看到人性的高贵、尊荣、伟大。经过人本主义精神的洗礼,应该赞颂人性才对,怎么会变得对人性如此厌恶?”
  批:莎士比亚集中没有赞颂人性的内容?我不相信。我虽然浅薄无知,却也知道当中是有的。刘小枫怎能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就对前人的著作只取自己所需?
  第165页:
  “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诅咒人性的人本主义”
  批:这话说得妙极了。正是因为这诅咒,才显出人性的伟大啊。刘小枫可曾想到这一层?
  第166页:
  “可是,既然人世的一切作为最终不过是荒唐,发疯和自杀同样毫无意义,同样是荒唐世界中的荒唐。”
  批:中国的庄子和韩非子对世界的荒唐与人性的恶,早已有更彻底的认识。
  第169页:
  “儒家哲学避而不谈个体性命的死亡、欠缺和无用性问题。”
  批:因为生比死重要,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死无法改变,但生可以改变。生是我们唯一可以把握得住的东西,也是我们唯一人力可以施为的地方。


  
  第172页
  “礼乐教化原来是王道秘术的工具,即便王道政治本身也无法克制人间残酷,所谓‘天人合德’的道德有何正当性?”
  批:儒家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方面的方法自然是失败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儒家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主张也是失败的,政治残酷不足以使人怀疑儒家的心性修养,况且历代王朝都是外儒内法,何曾真正的实施过王道政治?
  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上,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方法是成功的。又怎么能用这一条单单去苛求儒家?
  第174页:
  “嵇康为什么不会发疯,现在才变得真正清楚。所谓佯狂,只是为避免灾祸,并不具有哈姆雷特、爱德加那样的情怀――整顿世界的恶,迎候爱的出场。”
  批:嵇康内心有大悲哀,若是避祸,便不会有临终的壮举。
  “自然生命真的是朴质真性的?人的自然生命究竟是‘恬然鼓腹’、‘从欲为欢’的朴质,还是‘人人相残’的凶残?……人间的眼泪、叹息、哀号、呼求当真可以靠恬然鼓腹、从欲为欢的理想一劳永逸的消除?老子、庄子都是大智慧人,他们真的这么以为?
  无论如何,陶渊明这么以为,并沿着这条‘凉’心的路走向了拈花微笑,‘凉’心成了个体人格的最后归宿。”
  批:且不说陶渊明诗中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拈花微笑何尝不是对世界的爱,何“凉”之有?佛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说。儒道释三家何曾有一家抛弃现世?刘小枫先生怎能为一己之说而厚诬古人?
  第175页:
  “当觉悟到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颠倒时,哈姆雷特想到的是人性的价值自足不能成立,陶渊明想到的是唯有凭靠本性自足的人性。”
  批:难道这世界就没有可爱之处?难道欣赏一下这世界的美好也不应该?人自然需要关注世界与价值,但若一味以世界和价值为己任,岂不成了狂人?陶渊明何曾觉悟到什么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颠倒?为何拿西方遭遇到的思想事件硬往中国古人身上套?
  第269页:
  “那么请问,既然我在世上终归要死,我何必要好好生活,积德行善?”
  批:因为这样会使你心安理得。
  “既然不存在灵魂的不朽,那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苟延残喘,别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什么洪水猛兽?如果这样,那我为何不可以去杀人、去抢劫,或者不去杀人,而直接靠别人来养活,只管填饱自己的肚皮?要知道我一死就万事皆休了!”
  批:因为这样会使你痛苦,心里得不到安宁。假如你相信自己不会痛苦、恐惧,你自然可以去杀人、抢劫,但你知道你会的。无论是佛家还是儒家,都会这么回答。
  “在这种情形下,这个自我不仅不服从人间的情理,人间的法律,而且超乎其外,拥有更高的法律。这种法律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批:这种更高的法律就是你内心的道德律,这种道德信念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所有人的道德信念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具有相同性。

八  
  
  刘小枫在这本书中认为,西方哲人的精神取向是拯救,而中国哲人的精神取向则倾向于逍遥(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有些简单化?)。我认为刘小枫先生错了,中国哲人精神取向仍是以拯救为主,逍遥是中国哲人与世界亲近的方式,所谓“物我合一”。拯救是对世人,逍遥是对世界,对象不同,自然态度也就不同。与此相反,西方人一味强调世界的恶与冷漠、荒谬与混乱,将这个世界妖魔化、仇敌化,终至于也将自身逼入了绝境。仔细想一想,我们到底是应该疏离这个世界,敌对这个世界,还是应该亲近这个世界,追求世界与自我的和谐?
  儒家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恶无法改变,但可以改变的是我们自身,是我们自身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所以,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儒家这样的信念之所以不会流于狂妄,是因为儒家有一种人格理想作为后盾。“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孟子·尽心上》)如李慎之所说:“其最大的成就在于通过哲学的传习与运思找到个人自己在宇宙中的正确位置,得以从容处理环境与命运所给予的各种遭遇和挑战。不论穷通祸福都能作出正确的反应而保持心理上的安静和平。”(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1993)这种理想的人格所造成的理想的人生姿态是这样的:“截断众流,空诸依傍,独与天地相往来。”“举天下皆是之而不以为是,举天下皆非之而不以为非。”
  佛家讲究普渡众生,讲究众生即佛,也是救世的态度。唯有道家讲究清静无为,但是道家劝世人清静无为、告诉世人各种贪欲的虚妄又何尝不是一种救世的方式?庄子实是一大有情人,是一内心有大悲哀之人。其出语愈怪诞不经,愈见其内心之沉痛,怎么能说他是一个‘凉’心人?
  至于西方人是否也有逍遥的一面,我对西方文化所知甚少,不敢乱说。不过我知道西方有狂欢的传统,而且我也看过一本小说,那是拉伯雷的《巨人传》,我想大概是有的吧。
  记得好像是林语堂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清楚的政治态度,要想他有清楚的思想,那是压根儿就没有的事儿。清楚的思想,我想,放眼当今华人学术界,唉!

九 
  
  
  人性之恶本是人性之常,千载不变。因此,维护社会价值与道德风气便成为历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神圣责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所失。同时也正是因为人性之恶永远不变,只要抑制的力量稍有减弱,它便会抬头,因此,维护社会价值便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识分子永远的使命,成为他们身上永远的西绪弗斯之石。我们考察一下儒家的思想就知道,儒家正是以此自命。他们忧虑的是,一旦社会价值失序,纲纪崩坏,人民将相率而食人,不如禽兽。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在社会组织与国家治理方面,儒家确是不太擅长。然而今日西方国家的那种民主制度又怎样?希特勒不是民选的吗?那一个民主国家敢保证在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出现极右翼势力上台的情形?
  西方文明真的有什么进步吗?二十世纪纳粹集中营的大屠杀与两千年前中国战国时期的屠杀相比有什么区别?能够看出进步在什么地方吗?人类真的有什么进步吗?我生性愚顽,只相信人类在物质上会进步,但在精神上,在人性上,永远也不会,而物质上的进步适足以加速人类自我毁灭的速度。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今天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责任担负才分外沉重。刘晓枫先生居然主张把这一切交给基督教,岂不是太儿戏了吗?
  儒家思想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拒弃儒家思想。只会使我们现在的文化成为一种无根的文化,使我们民族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一个无根的民族是不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别人尊重的。有人也许以为我们可以把西方思想移植过来作为我们的根,可是那是在别人土壤上长出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根的。再者说,一种文化抛弃自己的根本,将别的文化所结出的果实作为根本,似这种面目,何以在人前自立?
  我的主张是,我们的文化建设过程一方面是用儒家思想吸收同化西方思想的过程,另一方面同时也是用西方思想改造儒家思想的过程。我们将来的文化应该是一种以崭新的儒家思想作为内核,同时对西方思想兼容并蓄的文化。
  儒家思想的特性如中国文化一般,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思想。在历史上它曾经吸收过道家的与佛教的思想并对自身进行改造,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用它去吸收西方思想?也许世界上两大最优秀的文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这两大文明的精神内核在碰撞的过程中会结出前所未见的文化之果也说不定。事实上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的学说很有些这方面的见解,有兴趣的人不妨看一看三联出的《儒家与自由主义》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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