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委王国平书记：
看见了你的关于“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的理论，感觉虽然不是新的创建，但在目前这种市场形势下，也有探讨的必要。我不知道你的老百姓指的是谁，是否真的是杭州市的普通市民？如果是杭州市的普通市民，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都能成为最终受害者，因为这个受害者不是谁都有资格，他们首先必须要有房子；如果你的老百姓不是指的或者不完全是指杭州市民，那就另当别论了。
杭州的房价目前在12000元左右，10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120万，就算房价收入比低一点，一个普通的家庭买这样的房子，月收入1万不吃不喝也要10年。据杭州市区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为1438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2979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8.5%和9.1%，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分别为1.5%和2.1%。用这样的收入，买这样的房子，你认为真正的老百姓还能成为你所说的受害者吗？他们想做受害者都做不了。
然而，老百姓却是有权利做这样的受害者，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中国宪法规定，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属于人民。我的理解是，城镇住宅用地的所有权同样属于老百姓，地方政府未经老百姓的同意是不得任意拍卖住宅用地的，当然，有中央政府的授权或者全国人大的批准，那还是可以执行。即便可以执行，也要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最大利益，在没有解决老百姓的所有住房之前，任何拍卖土地的行为都是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可是，我们的房地产的制度设计，一开始就背离了老百姓的利益。
1988年12月，中国商品房开始了第一块土地的拍卖。在当时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这种拍卖，对解放生产力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我们无法超越历史来谈现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非常重大的缺陷。招拍挂——预售——销售——三级市场，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都是模仿香港。但是，当我们考量香港的这种制度，就会发现，香港之所以选择这种体制是英国人为了殖民的需要，为了在100年内最大限度的掠夺香港人民的财富，才想出来的办法。因此，我们把香港模式称为掠夺型房地产开发模式。
把这种掠夺型的开发模式，原样照搬到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决定了会制造深刻的社会矛盾，不解决好这样的矛盾，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当时，中央高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给土地和房产设定了一个时限，这就是我们现在的70年产权。这个时限的设定，改变了招拍挂的性质，用资本市场的原理来衡量，我们现在拍卖的土地不是产权，而是70年的使用权。这就有了土地招拍挂得以继续执行的可能，因为只要不是出卖土地的所有权，才能通过宪法。严格地说，产权是可以上市交易的，而使用权只能私下交易。
尽管这样，香港模式的一系列问题还是在20年后的今天爆发了。土地的招拍挂导致了大规模囤地和炒地的现象；预售体制，也就是香港人的炒楼花，成了疯狂炒楼最便捷的通道；销售也是沿用售楼处体制，我们称为汽车4S店式的销售，脱离了监管，导致信息、政策、法律均不透明，才有了政府在交易环节一再增加税费的机会；三级市场的门店制，其实充满了欺诈和携款而逃的事件。
我们今天的高房价和由此而产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就是这么来的。国务院的温哥去年去了一趟新加坡，感觉新加坡模式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大规模兴建社会保障住宅的计划。但是，以泱泱中国的住宅规模，要把房地产开发模式由香港模式转向新加坡模式，工程量何其巨大，更何况产权还没有理顺，再加上美国的金融危机又让我们的管理层吓破了胆，更是不知所措了。
你的“房价大跌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的理论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的理解是你想以此来吓唬老百姓。可是，古人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更何况，只是受害。据我了解，杭州在去年售出去的新房中，有一半空置，其中大部为杭州以外的炒家拥有，即使房价大跌，真正的杭州市民在这两年购买房子的也是少之又少，大部为自住，资产缩水和他们有什么大的关系呢？你的24条至少有17条是维护开发商和楼市炒家的利益，谈什么“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
所以，我将以公开信的形式，以《住房与体制》、《住房与经济》、《住房与投资》、《住房与民生》四篇与你商榷。言语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