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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是历史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惠赐] 2022-03-10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初目的是整走资派,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就是说,即使文革中有走资派煽动和利用民粹主义思潮加以干扰和阻挠,造成了危害,也不应全盘否定文革、并跟着走资派倒打一耙、夸大毛的错误、借此抹黑他、为走资复辟打掩护——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

文革中表现为空前规模的对于领袖的崇拜、和对异己者粗暴对待的非理性集体狂热,既是一般民粹主义的特点,又有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特点。粗暴对待异己的非理性根子是在于官僚主义体制的存在,既是走资派官僚为了对抗文革而蓄意挑起、又是民众对于官僚主义体制多年积怨的盲目宣泄,而领袖崇拜又主要是出于群众反抗走资官僚体制的需要

官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官员办事不是对下面基层民众负责,而是只对顶头上司负责。当比较多的官员习惯性地只对上、不对下负责,党政系统就成了官僚主义体制。

毛泽东曾经一再告诫全党领导干部必须对人民负责,并且警告不要做官当老爷,要防止官僚贵族阶层的形成。如: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事实证明,他在1945年的告诫非常及时,但1956年的警告已经迟了,问题出在1949年建政后没有及时建立和完善真正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制度,也就是缺少让人民通过有效地监督官员、促使他们始终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制度,达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而是始终迷信缺少法制规范的、大呼隆群众性政治运动。在1949-1956年这个期间,在以原有阶级敌人或敌对阶级为主要整肃目标的历次运动中,这种做法的缺陷还显不出来。但现在看来,在这短短六、七年间,一个相当规模、从上到下的官僚贵族统治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在 1957年紧接着中途转向、半途而废的整风之后的反右运动中,充分暴露了这个体系的能量之大和危害之深。

当时错划右派数量之大,固然与两种矛盾交叉、缺少辨别经验有关,但如果真正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向下调查、熟悉下情入手,就不会靠拍脑袋、定指标、自上而下逐层压派指标来指导运动、逼着基层凑足指标数。如果真的是从基层实际情况出发,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则完全可以分清人们的批评意见是属于敌意还是善意。(即使由于偏激情绪、或者青年人政治上不成熟而说错话,也仍然可能出于善意。即使是敌意,也需要而且可以分清是出于切身的阶级利益、还是基本上属于政治信念的思想意识问题,也需要区别对待。)如果真正地从顶层到中下层都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那就不会错把那么多好人、甚至优秀分子(比之于为数极少的真正的右派)打成敌人,让亲者痛、仇者快。反右之如此“扩大化”,完全是已经初步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体制从中作梗所犯下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明显罪错。

    这个官僚体制的根本问题是让官员只对上、不对下负责,而且“对上”也是只对“顶头上司”个人负责,而不是对真正站在人民利益立场的上级领导、直至中央负责。只要是顶头上司的旨意,也不去辨别一下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符合代表这种利益的最高领导的指示精神,就毫不犹豫地推行、贯彻下去。这样,一方面助长了可能存在的来自上面的错误倾向,同时也助长着下位者为了私利而附炎趋势的恶劣风气。这种背离路线原则的个人依附关系是正在腐蚀着新政权的一颗毒瘤。

    1957年前后,一方面体制内正在蔓延着的官员特权、腐败、官僚主义正受到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善意的批评,一方面极少数体制外异议分子借机否定新政权根本上的人民民主性质和社会主义导向。实际上这时候各级领导更需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倾听人民的心声,来区分敌我、善恶,但竟然有那么多官员只听从上级按主观估计派发下来的指标。而且这种官僚主义倾向已经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即使有党员干部对派指标、凑数字的荒唐做法有怀疑,也可能根本不敢提出来,否则就是自投罗网而同样被打成右派。实际上也就是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地步,就像今天,如果哪个干部不贪腐,他就反而显得不入流,而被周遭贪腐群体怀疑、排斥、孤立。

于是,在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以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全国上下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上瞒下骗、层层相护,宁可伤害百姓、也要护住自己的官帽,又在所谓“反右倾”之类的运动中,将对上述歪风有异议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些是非颠倒的现象一再重复发生,就完全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了。

因此,人民的不满在积聚着,但是又被压抑着得不到表达、宣泄,而且随着上述是非颠倒现象的一再重复,积怨越深,受压抑感觉越重、宣泄的冲动也越强。这种情绪和冲动自然也会传染到未经世事、头脑朴实简单的青少年一代,终于在毛泽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四大民主”,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机会。但是,人们对于以前历次矛头向上的整党整风运动过后的“秋后算账”记忆犹新,因此大多数人一开始不敢轻易冒犯自己头上的直接领导,更不敢把矛头轻易指向更高的官员

于是,就像火山爆发出来的岩浆洪流向着低处冲击那样,在北京来的走资派高干子女打着“红卫兵”旗号点拨、煽动下,将一切怨愤倒向当时最没有权势、最没有抵御之力的、已经被专政多年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以及被一律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推演出一场席卷全国、经久多年的极端暴力民粹主义狂潮。其危害之深久,时隔半个多世纪,至今仍让人痛心不已、让对手抓住不放!

可见,1949年建政后,没有得到有效防止、反而不断发展巩固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才是文革中民粹主义歪风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

还可见,这股民粹主义愤怒情绪所针对的,实际上是已经尾大不掉的官僚体制,只是被该体制内的顽固派巧妙地将其矛头拨转到了其他弱势群体头上,就像美国白人劳工对于特权精英体制的不满被特朗普极右势力煽动转嫁到移民、亚裔、穆斯林等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头上一样。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政治理论篇,第二章第三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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