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编者按：《周礼》是记载介绍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一部重要典籍。其制度设计与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思想原则对后世治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儒家将其作为经典之一，历史上主张大变革的政治家思想家如王莽、王安石等人无不重视对《周礼》的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再次认识到《周礼》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中国实现近现代化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周礼》的相关学术研究也随之兴盛起来，并产生了不少新成果。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新法家学派初步把《周礼》看作是反映中国西周时代王官学的纲领性文献，并试图通过整理《周礼》的相关理念与制度设计思路来作为建立新法家理论大厦的重要参考。下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先生对百年来《周礼》研究的回顾，本网将以连载形式转载，为广大网友提供思考研究王官学的有益资料。
摘要：本文主要以郭沫若、钱穆、杨向奎、顾颉刚、徐复观、彭林、金春峰等学者研究《周礼》的著作为例，回顾了20世纪《周礼》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认为《周礼》成书时代是《周礼》研究当中最主要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利用金文资料和文献考证、对《周礼》作的思想史研究，以及研究《周礼》成书的时代背景三个方面，对《周礼》的成书时代作了深入的研究，由此表现出《周礼》研究当中的不同方法与特征。
《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是“三礼”当中的一部大经，它不但是儒家所认定的“一王大法”，而且也是经学史上争论的焦点。1905年，孙诒让出版《周礼正义》，这标志着传统《周礼》研究的集大成，同时也可以说是传统《周礼》研究的终结。在这之后，随着经学传统的终结，《周礼》研究也从经学的脉络当中走出，散落到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当中。不仅研究先秦历史、考古需要重视《周礼》，合理地利用《周礼》当中的材料，而且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儒家思想史，同样需要重视《周礼》。为了进一步推动《周礼》研究，在思想史的研究当中更加合理、充分地利用《周礼》，对百年来的《周礼》研究作一系统地回顾与整理，对研究《周礼》的各种观点、方法作一反省，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以来，《周礼》研究的论著相当多，但是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对《周礼》研究在观点、材料、方法上起过推动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部论著：
（1）郭沫若：《周官质疑》，1932年；
（2）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1932年；
（3）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1954年；
（4）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1979年；
（5）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1980年；
（6）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1991年；
（7）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1993年。
这几部论著基本涉及到了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周礼》研究的主要问题，具有典范的意义。从这几部有代表性的论著当中可见，近百年来的《周礼》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周礼》的成书时代，这是《周礼》研究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断定《周礼》的成书年代关系到对《周礼》的整体评价与定位。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抑或为刘歆伪造？第二，《周礼》的思想史研究，即研究《周礼》当中的各种思想，如经济思想、管理思想等；研究《周礼》当中各个学派的思想，由此来断代《周礼》的学派属性。本文整理近百年来的《周礼》研究，不准备对有关《周礼》研究的所有文献作全面的梳理，而是以这七部论著为主，以这两个问题为线索，就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观点、方法,作一综合评介。
另外，有必要说明的是，关于《周礼》还有另一种研究路径，即对《周礼》的作者与成书时代等问题不加讨论，对《周礼》本身的思想内容不作研究，而是直接把《周礼》放在汉代经学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讨论，这主要是经学史的研究方法。王葆玹先生的《今古文经学新论》当中有关《周礼》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王先生在书中讨论了《周官》、《逸礼》的对立及王莽、刘歆礼学的异同，《周礼》的传承谱系，郑玄以《周礼》为主总结古文经等问题。王先生虽然没有讨论《周礼》的成书时代等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对经学史上的《周礼》作深入的研究。本文是从史学的角度对《周礼》的研究作一整理，因此对经学史当中《周礼》研究暂不涉及。
一利用金文资料和文献考证对《周礼》成书时代的研究
《周礼》的成书年代、真伪问题与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交织在一起，最为复杂。历代经学家大都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这一观点经过20世纪疑古思潮的批判，现已基本被学者们所否定。宋人首先提出的《周礼》为刘歆伪造的说法，经晚清今文学家的大力提倡，至今还为一些学者所认可。但是从整体上说，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否定了周公作《周礼》说和刘歆伪造说。但关于《周礼》究竟成书于何时，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西汉说。其中以《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说法在学术界影响最大，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但要认识每一种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清楚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利用的史料和使用的方法。在现代学术的脉络中研究《周礼》的成书时代，除了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还须结合金文，利用金文研究的成果来判定《周礼》的成书时代。这个方面以郭沫若的《周官质疑》为代表。
郭沫若认为，关于《周礼》一书，两千年来“疑者自疑，信者自信”，是非终未能决。“余今于前人之所已聚讼者不再牵涉以资纷扰，仅就彝铭中所见之周代官制揭橥于次而加以考覆，则其真伪纯驳与其时代之早晚，可以瞭然矣。”[1]由于《周礼》是以职官为纲，因此以可靠的金文中所见的西周官制为坐标，可以判定《周礼》是否为西周的政典，并且由此可以推断《周礼》的成书时代。郭著从金文中选取了卿事寮，大史寮，三左三右，作册，宰，宗伯，大祝，司卜、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戏荆，左右走马，左右虎臣，师氏，善夫，小辅、鼓钟，里君，有司，诸侯诸监等二十项职官，并与《周礼》做了比较，结论是：这二十项职官“乃彝铭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而尤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2]据此，郭沫若否定了传统经学所认为的《周礼》出于周公的看法。20世纪上半期，学者研究《周礼》的成书时代，首先面对的就是传统经学所认为的周公作《周礼》的观点。依据这种看法，《周礼》是周公制礼作乐时创作的典籍，因此《周礼》反映的自然是西周时期的职官与制度。学者要破除经学的迷信，首先就要通过严密的考证研究来证明《周礼》与西周时期的典章制度不相符合。郭沫若如此，其他学者（如钱穆）也是如此。
郭沫若还指出，春秋末期以来方有私人著书之事。此前的古书都是在漫长的岁月演进中逐渐积累而成的。“《周官》则有异于是。今考其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官各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智识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必。仅此已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3]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周礼》不可能出于春秋以前。
郭沫若否定了《周礼》是西周时期的典籍，认为《周礼》成书的时代为战国后期：“《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几见而成一家言。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与作者均不得传于世。知此，则其书自身之矛盾，及与旧说之龃龉，均可无庸置辩。”[4]
在郭沫若之前，也有学者据金文资料来研究周代官制和《周礼》，如杨筠如于1928年发表的《周代官名略考》（发表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20期，1928年3月），便是“从文献及金文中搜寻材料用以证明《周礼》一书保存了部分周代官制”[5]，但郭沫若用金文资料研究《周礼》，是建立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对金文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郭老所取得的成就，先前学者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周官质疑》一文可以看作是第一篇系统地使用金文材料对《周礼》进行研究的论文。”[6]但是，也正如金文专家所言，郭沫若先生的《周官质疑》用30年代金文研究的水平、标准来看，“材料是够充分的了”，可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尚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作者在论述《周礼》一书性质时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否定的方面谈得比较具体，肯定的方面则谈得比较笼统。”[7]
利用金文资料研究西周官制，并用金文资料和《周礼》进行对比考证，进而推论《周礼》的时代，是《周礼》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在郭沫若之后，随着金文研究的逐渐深入，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其中以张亚初、刘雨于1986年出版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为代表。该著是利用金文资料系统研究西周官制的著作，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与《周礼》密切相关，因此在判定《周礼》的时代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论据。从官制研究的角度来看，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职官方面的铭文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同时通过对铭文的断代研究，“比较清楚地揭示出了西周职官组织和职官地位、名称升降变化的一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了西周官制系统的构拟，初步揭示出西周官制的基本面貌。”[8] 从《周礼》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于该著全面清理了有关职官的西周铭文，并对资料进行断代研究，这样就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一分为二的研究。”作者认为，“完全肯定和基本否定《周礼》，是两个极端，都是不妥当的。《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9]同样，充分利用金文资料对《周礼》研究也是极有意义的。
作者对西周金文有关职官的铭文系统研究之后，认为金文中的职官有许多与《周礼》相合，并对西周金文官制与《周礼》官制作对比：“《周礼》天官六十四官，与西周金文有相同或相近者十九官；地官八十官有二十六官；春官七十一官有十三官；夏官七十四官有二十七官；秋官六十七官有十一官。总计《周礼》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不能说成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证实《周礼》一书在成书时一定是参照了西周时的职官实况。”[10]这是从横向的方面来考察。再从《周礼》中的职官体制、乡遂制度、三等爵等问题来看，更可以明确地看出“《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11]
由于《周礼》中的职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从金文中找到依据，因此研究西周官制问题，《周礼》就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从《周礼》研究来看，从本书中可以推断，《周礼》虽不是西周官制的实录，但保存了相当多的西周官制，因此《周礼》一书肯定不是虚构，而且成书距离西周不远。这是本书运用金文资料研究西周官制，对《周礼》研究的主要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周礼》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可以在西周金文中找到依据。作者没有明确说《周礼》究竟成于何时，只是从具体的数字推论距离西周不远。这个结论是有针对性的，即过去对《周礼》否定的太多，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周礼》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
刘起釪先生曾撰《两周战国职官考》（1947年），后又写《〈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一文，也利用了金文资料，认为“《周礼》一书所有官职资料，都不出春秋时期承自西周的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所以《周官》一书，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它录集自西周后期以来逐渐完整的姬周系统之六官官制资料，再加以条理系统以成书。”[12]刘起釪先生也指出，《周礼》书中后来又增益了一些战国及汉代的资料，但它的主体取自前有所承的春秋时代的周官。刘起釪先生还引《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的主要观点以证实《周礼》至迟成于春秋时期。
由上可见，在郭沫若之后，随着金文研究的深入，对郭老的具体观点虽有一些修正，但郭老所开启的运用金文官制资料研究《周礼》成书时代的方法，却是前后一致的。这也显示出金文官制研究在《周礼》研究中的重要性。就在郭沫若运用金文资料对《周礼》的年代做出新的论证的同一年，钱穆发表《周官制作时代考》。钱先生使用的依然是传统的、纯粹的文献考证方法，从祀典、刑法、田制等几个方面对《周礼》产生的时代作了详细的考证。何休曾说：“《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钱穆指出，“与其谓《周官》乃周公所著，或刘歆伪造，均不如何氏之说遥为近情。”[13]具体来说，“《周官》书出战国晚世，当在道家思想转成阴阳学派之后；而或者尚在吕不韦宾客著书之前”[14]。
钱穆的《周官制作时代考》及《刘向歆父子年谱》是以历史学、文献考据学的方法来研究《周礼》的著作时代，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礼》的真伪与成书时代问题在传统学术史上属于经学的范围，钱穆主张，研究经学应该打通经史，而主史学的立场。“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15]这个立场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以历史实证的方法，批判了今文学家所谓的刘歆伪造诸经的观点。《周官著作时代考》继之以详细的考证，批驳了《周礼》为周公所作，或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钱穆通过文献考证得出的结论，与郭沫若通过金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同。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即运用金文资料和文献考证，也是20世纪以来《周礼》研究的主要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篇文章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郭沫若和钱穆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基本上否定了《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的传统观点。尽管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未完待续）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郭沫若.周官质疑.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29.
[2]郭沫若.周官质疑.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82.
[3]郭沫若.周官质疑.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83－184.
[4]郭沫若.周官质疑.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85.
[5]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3.
[6]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6.
[7]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6.
[8]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6:3.
[9]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6:3.
[10]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0.
[11]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4.
[12]刘起釪.《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642.
[13]钱穆.周官制作时代考.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22.
[14]钱穆.周官制作时代考.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9.
[15]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自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