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九月初大学新生开学军训阶段，相关新闻总是层出不穷。今年的别出新意，除了家长投诉媒体称军训条件艰苦，还有让父母请病假以逃避军训、女生涂脂抹粉去演兵场之类，好不热闹。

 

中华民族自古尚武，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不离武事，到今天，怎么连本来已经大打折扣的军训都成了负担？在这样一个全球大争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所有国人反思吗？笔者认为，复兴中华，首先要恢复中华礼义文明传统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是真正的中华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商周中华文明的形成期，中原地区尽管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但战略环境却极其险恶，商周王朝的周边有太多充满敌意的方国蛮夷。只要读读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就能看到当时战争频繁，所谓的上古太平盛世只不过是儒家为了突出某些政治观念编造的历史神话。

 

举例说吧，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大体是按儒家编定的《尚书》写成了，其中描述周公留下的天下时说：“在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置一边，四十年不曾使用。”（原文：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还说康王逝世之后，他的儿子昭王在位时王道就衰落了；这显然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考古资料不符，大量金文显示，成康年间是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在《西周史略》中一一列出了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的基本资料来源后写道：“以上是《周本纪》的结构及其原始资料，若从今天的文献批判的方法看来，这些几乎都不过是依据解经文字和巫祝传说一类的二手资料。例如，《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段记述大约依据《书序》而来，而成康时期的金文却表现出，这是西周戡定作战规模巨大、次数频繁的时期。”（白川静，《西周史略》，袁林译，三秦出版社，1992年5月，第8页）

 

因此，在这种群狼虎视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中华礼义文明必然带有明显的尚武精神，从家庭生活到社会生活都是这样。

 

 

在我国西周时期，男孩子一出生，就要在产房门上左边挂一张代表武事的弓作为他来到人间标志，因为在冷兵器时代弓的重要性类似于当代的射击武器。《礼记·内则第十二》上记载说：“孩子生下后，如果是男孩子，就在侧室的门左挂一张木弓作为标志；如果生女孩子，就在侧室门右挂一条佩巾作为标志，到了第三天才抱新生儿出来。如果是男孩，就行射礼，如果是女孩，就免了。”（原文：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

 

这里的所说的“射礼”是指男孩儿出生后，用众木之长桑木制造的弓射出六枝箭的仪式。他象征着男儿敬天获地，威服四方的雄心大志，我们的先人认为，只有有了这种勇武的志向，才能享受谷物、吃饭——西周尚武精神之强烈，足以令三千年之后的我们震撼！

 

《礼记·射义第四十六》中解释这种“射礼”说：“男孩子出生以后，要让射人用桑木之弓射出六只蓬草之箭：一箭射天，一箭射地，四箭分射东南西北，表示敬天敬地，威服四方。有天地四方的雄心大志，乃是男子分内之事。所以一定要先立下这样的雄心大志，然后才敢享受谷物，这就像是先干活后吃饭一样。”（原文：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

 

不仅一般士人的孩子出生后要前举行射礼，国君的嫡长子出生时也要这样。所以《礼记·内则第十二》也说：“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其礼义与上面《礼记·射义第四十六》中所述相同。

 

射代表武事，是古代六艺之一，和驾驭马车的技术“御”一样，是一个成年男子必须掌握掌握的军事技能。《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叙其职责说：“用三方面内容来教育万民，而荐举贤能者。一是六德：明白事理、爱人及物、通达而能预见、适时决断、言谈发自内心、刚柔适宜。二是六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九族、亲爱姻戚、信任朋友、救济贫穷。三是六艺：五类礼义、六种歌舞、五种射法、五种驾驭车马法、六种造字法、九种数学计算法。”（原文：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同是地官系统的保氏具体负责教育王子以及诸侯卿大夫之子弟。《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保氏》条：“保氏负责劝谏王的过失，用道艺来教养国子。教国子六艺：一是五礼，二是六乐，三是五射，四是五驭，五是六书，六是九数。”（原文：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里的五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其中军礼亦与军事高度相关。在西周教育系统中，与军事相关的教育在全部教育内容中竟近占一半，可以毫不夸张地的，军事教育是当时教育的重心所在。

 

 

在西周中华文明的生成期，重兵尚武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礼义文明的典型特征。

 

仍以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技能射箭为例。当时在所有重要场合都要举行射箭比赛，射礼大致有四（也有人分为五种，实际上就是从大射中分出泽宫之射）：一是大射。大射是天子、诸侯举行，古代诸侯在举行重大祭祀活动前，就要与群臣举行射箭活动选拔参与祭祀的人，在比赛中，容体符合礼仪要求，动作符合音乐节奏，射中次数较多的人，可以参与祭祀；二是宾射。这是诸侯朝觐天子、诸侯互相聘问和天子、诸侯在燕飨宾客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天子、诸侯无事闲暇时为安乐群臣而举行燕飨活动即燕礼，燕礼在一献之后，举行娱乐性的一种射箭活动，即燕射。四是乡射。州长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州的学校中举行乡射礼，目的是通过饮酒和射箭活动，教民习礼。

 

今存《仪礼》中只有大射和乡射两篇（《仪礼·乡射礼第五》和《仪礼·大射礼第七》），《礼记·射义第四十六》就是为阐发这两种射礼而作。在我们的先人看来，不是言辞，武事才是一个人德行的标尺。天子甚至通过射礼考试考察诸侯推荐的士，以射中次数的多少来确定对诸侯的赏罚及加封土地或削减土地。这种尚实尚武的精神，是崇文崇理的当代中国最为欠缺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教育运动浪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注重身心一体。所以我们的先人认为，内心正静，体魄坚强是一个人德行的表现。《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论证说：“外表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专—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形貌，整饬内德，使万物都被掌握理解。这种境界好像是飞鸟自来，神都不知道它的究竟。”（原文：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冶。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上面还说：“人如能进到正和静的境界，身体也就筋韧而骨强，能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只要不失掉这正与静，其德行将与日俱新，而且能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内里有一个完整周全的心是不可能掩蔽的，这将表现在形体容貌上，也能在颜色神情上看得出来。”（原文：人能正静者，筋肕而骨强；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镜大清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全心在中不可匿，外见于形容，可知于颜色。）

 

所以《礼记·射义第四十六》开篇就指出，只有一个人内心冷静，身体挺直才能射中目标，一个人的德行好坏通过射箭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来。上面说：“射箭的人，前进、后退、左右转动、一定要合乎礼，内心意志坚定，外表身体挺直，然后拿弓搭箭瞄准箭把。拿弓搭箭瞄准箭靶、这样才可以射中目标。这一系列动作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了。”（原文：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正因为射箭中的与否是个人的德行的体现，所以古人才通过射箭比赛选举官员——将政治选举与军事技能直接联系起来。《礼记·射义第四十六》上说：“德行一旦树立，就不会有杀人越货，为非作歹的不轨行为了，功业成就，国家也就安定了。所以说，从射箭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人的德行如何。古时候的天子通过射箭比赛挑选有资格参加助祭的诸侯、卿、大大、士。射箭是男子的事，所以用礼乐来修饰它。所以说，在所有的事情之中，要寻一件既有礼乐的修饰而又可以经常进行并可树立起德行的，非射箭这件事莫属，所以圣王很重视它。”（原文：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

　　

射箭的时侯，射手要将远处的目标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有射中的人才配担当自己的职责，射不中就不能担当好自己的职责。在天子祭前选择助祭之士的泽宫之射中，对射箭结果的赏罚极为严厉分明。《礼记·射义第四十六》上说：“‘射’的意思就是‘绎’，或者是‘舍’ 。绎就是各自抒发自己的志向。所以心情平定，身体正直的人能够拿弓搭箭瞄准。拿弓搭箭瞄准，就可以射中了。因此说：做父亲的，就把靶心作为父亲的目标。做儿子的、做国君的、做臣下的，都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射箭是各自射自己的目标。天子的大射叫做‘射候’，射候就是射做诸侯。射中就能做诸侯．射不中就不能做诸侯；天子将要祭祀，—定要先在泽宫中练习射箭。泽宫是挑选士的地方，在泽宫射毕以后，就在射宫继续射，射中的能够参与天子祭祀，射不中的不能参与天子祭祀。不能参与祭祀的受到的斥责，并削减封地，能够参与祭祀的得到褒扬，并增加封地。”（原文：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

 

像中国这样，将军事与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多难兴邦的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

 

 

中华礼义文明重兵尚武的精神体现在社会制度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军民一体，寓兵于民的政策。

 

西周时期，战争频发，政府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都要通过打猎的行式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称为“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公元前718年，鲁国的臧僖伯（公子姬）谏鲁隐公不要去棠邑观赏捕鱼说：“凡是物品，如果不能用于讲习祭祀和军事，材料不能用于制造军用器物，那么君主就不必亲自去办理。国君的职责，就是使人民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的规定。所以，用讲习大事的行动来检验法度的差等，就称为法度；用材料来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称为礼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礼制，这就称为乱政。乱政屡次出现，就是导致衰败的原因。因此，春猎称蒐，夏猎称苗，秋猎称狝，冬猪称狩，都是为了在农闲的时间用这些方式来讲习大事的。每隔三年，还要整治军队，出去举行大演习，演习完毕，再整治队伍回来，到庙堂里饮酒庆贺，祭祀祖宗，清点军用器物。表明器物的文采，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第伦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顺序，这都是为了熟悉这种表示威仪的礼制的。”（《左传·隐公五年》原文：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这里臧僖伯对于古代田猎军事演习的细节讲得过于粗糙，重在谈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政治军事意义。《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大司马》条中讲得就很详尽。原文较长，我们只列出春蒐一节。上面说：“仲春，教[民众]习战。大司马用旗召集民众，整编队列阵形，如同实战时那样列阵。[教民众]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王执掌路鼓，诸侯执掌贲鼓，军将执掌晋鼓，师帅执掌提鼓，旅帅执掌鼙鼓，卒长执掌铙，两司马执掌铎，公司马执掌镯。教[民众]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快速、慢速，以及距离疏密的节度。接着便用他们进行春季田猎，有关官吏在立表处举行貉祭，警诫民众[不要违犯有关田猎之法]，然后击鼓，于是开始围猎。[焚烧野草的]火停止燃烧，然后进献所猎获的兽以祭祀社神。”（原文：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师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

 

在西周，以田猎的形式举行军事演行只是军礼的一种，除了征伐之时，甚至在兴办大型公共式程时都要实行军礼，以提高民众的军事素质。《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条载“用军礼协同天下各国：大军出征之礼，是利用民众[的义勇]；大校比以平均赋税之礼，是忧虑民众[的赋税不均]；举行大田猎之礼，是为了检阅徒众[和战车]；大兴劳役之礼，是为了任用民众[的劳动力]；大规模勘定疆界之礼，是为了聚合民众。”（原文：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金文资料表明，《周礼》是追述西周政制的一部专著，关于寓兵于民的条目还很多（如地官司徒系统中的“乡师”条等等），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到春秋战争国时期，寓兵于民的政策已经极为完善，并为后世所仿效，最著名的就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和商鞅的“令民为什伍”（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管仲寓兵于民的政策在《国语·齐语》中记载甚详：

 

国家安定了以后，桓公说：“国家已经安定，可以有所作为了吧？”管仲说：“还不行。你如果整顿军队、修造盔甲兵器，其他大国也会整顿军队，修造盔甲兵器，我们就难以很快实现志向了。你有进攻的武器，小国诸侯也有防御的准备，我们也难以很快实现志向。你若想迅速在天下诸侯中实现志向，就应该把要做的事情隐蔽起来，把战备寄寓在政令里。”桓公问：“怎样去做呢？”管仲回答说：“在整顿内政中寄寓军令。”桓公说：“很好。”于是管仲就制定国家的政令：“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乡设良人。其中所寄寓的军令是：五家一轨，所以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统率；十轨一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由里的有司统率；四里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统率；十连一乡，所以二千人为一旅，由乡的良人统率；五个乡是一帅，所以正好是一万人，编成一个军，由卿来统率。全国可编为三军，所以有国君亲自统帅的中军的旗鼓，有国子的旗鼓，有高子的旗鼓。春天用春猎的名义来整编军队，秋天以秋猎的名义来操练军队。这样卒、伍一级的小队伍在里中就已经编就。军、旅一级的大兵团在郊野中得以组成。内政中既已包含了军事组织，就得命令民众不得迁徙。同一个伍的人祭祀时同享酒肉，死丧时大家哀伤，有了灾祸共同承担。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伴，世代同住一地，从小一起游戏。所以夜间作战能听到声音，就不会发生误会；白天作战能相互看见，足以认识同伙。那种欢乐的心情，能使他们拼死互助。在家时共同欢乐，行军时融洽无间，战死时一起哀伤。所以，防守就坚固不移，作战就英勇顽强。你若能拥有三万名这样的兵士，率领他们横行天下，讨伐无道，保卫王室，天下的大国诸侯还有谁能与你对抗。”（原文：国既安矣，桓公曰：“国安矣，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是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

 

通过与西周政治制度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管子还是商鞅的寓兵于民政策，都是西周政治，王官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不是齐桓、管仲、秦孝、商鞅这些古代政治精英“大脑风暴”后的发明。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他们是中国古典国家学术——王官学的延伸。

 

军民一体的尚武精神在历史上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国魂。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推行保甲法的目的就是废除腐败的募兵制度，恢复中国传统的寓兵于民政策，人人习武，提高军队的战斗力。1072年，他在《上五事札子》中清楚地写到：“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临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能够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尚武精神，甚至连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也怀疑寓兵于民的可能性，他质问王安石：“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宋史·卷一百九十二》）宋神宗死后，王安石变法很快成了昨日黄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救中原王朝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全境占领的惨剧——但中国尚武精神的消褪则比宋朝的灭亡要早许多。

 

 

史上有“强汉”、“弱宋”之说，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中华传统尚武精神的消褪在这期间，笔者认为大致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是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著《颜氏家训》二十篇，其中详细记载了儒弱不武的南朝之风，这些人颓废到战争中只能坐着等死。颜之推曾仕南朝梁，官至散骑侍郎，所以对梁的精英阶层十分了解。他写道：

 

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著宽衣，系阔腰带，戴大帽子，穿高跟木屐，出门就乘车代步，进门就有人伺候，城里城外，见不着骑马的士大失。宣城王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送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常骑着这匹马。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不拘礼俗。如果是尚书郎骑马，就会遭到弹劾。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都是细皮嫩肉的，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体质虚弱，又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在变乱中坐着等死的人，往往是由于这个原因。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原文：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同样介绍了武事的象征射在南朝的地位，当时南朝人连游戏用的“博射”都不再玩了，更何况真刀真枪的“兵射”呢？倒是北方文人中华礼义文明传统的尚武精神一息尚存。他评论说：

 

弓箭的用处，可以威震天下，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选择贤能，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江南的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较长，设有箭靶，宾主相见，温文尔雅，作揖相让，举行射礼。这种射箭对于防御敌寇，一点没有益处。经过了战乱之后，这种“博射”就没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数会“兵射”，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射箭技术的高低，关系到荣誉与赏赐。（《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原文：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燕集，常縻荣赐。）

 

值得指出的是，乱世之中颜之推反对自己的后人习兵，所以他接着说“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显而易见，颜之推本人也难脱当时颓废世风的影响，他甚至作《诫兵篇》，主张士大夫不该参预军事——中国儒家精英集团衰败腐朽之风流源远矣！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尚武精神是伴随着儒学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而消褪的，最后连西周与军事教育高度相关的六艺也成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儒家编定的内容。今天我们必须清楚：六艺本无诗书！至于《易》不过是一部关于卜筮的书，先秦诸子很少提及。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先秦诸子罕言易。”（陈鼓应，《王弼道家易学诠释》，原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五十八期 ，2003年5月）

 

儒家有一种极为正统，在今天看来又极为荒唐的观点：就是通过内心道德的提高可以实现太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武力则是被放在了极为次要的位置。历史上常常是这样，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尚武精神就会昙花一现，但危机稍减儒家思想就会占据上风。当代也不例处，军人已经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可爱的人”变成了今天的“傻大兵”。

 

儒家在治国、平天下理念上这种泛道德化趋势直接源于孔子。《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句话像这句话一样影响到中国的战略方向，它使中国逐渐失去了西周以来放眼四海，“向外看”的雄心勇气。到宋朝，孔子的思想被进一步强化，演变为一种新的逻辑，就是用弃地与敌的“高姿态”实现天下安定——这是二十一世纪通过“共同开发”最终解决边境争端政策的先声！

 

早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当时的儒生就主张放弃武备，认为只要汉王朝内修道德，匈奴就会乖乖地来降服。《盐铁论·忧边第十二》上儒生说：“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那么儒生这种荒唐主张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呢，就是《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那句话。《盐铁论·本议第一》中记载了儒生在会上的发言，我们转抄如下：

 

文学说：孔子说“诸侯和大夫，不必担心土地少，而应担心分配不平均；不必担心财产贫乏，而应担心不安分守己。”所以天子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诸侯不谈论利和害，大夫不谈论得和失。他们都积蓄仁义去教化民众，推广仁德去安抚百姓。因此，近处的人都亲近归顺他们，远处的人也对他们心悦诚服。所以，善于克敌制胜的人不必去打仗，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出动军队，善于统帅军队的人不必排列阵式。只要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可以使敌人不战而退。圣明的君主施行了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何必要什么费用呢……文学说：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征服。孔子说：“远方的人不肯归服，就修治礼乐德政招他们来。已经来了，就使他们安心住下。”现在废弃道德而任用武力，出兵去攻打他们，屯田驻军来防备他们，长期陈兵于外，无休无止地辗转运输粮食，使边境的将士在外挨饿受冻，百姓在国内劳苦备战。”（原文：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

 

两千多年前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知识分子在谈论汉武大帝的时候，还不忘他如何“穷兵黩武”。想一想，如果没有西汉政府的战略反击，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能够维持这么久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中国被北方游牧民族全境占领在宋以后才发生，当时宋朝的儒生集团将孔子的泛道德主义战略思想推向了极端。

 

将战略要地拱手让给战略竞争对手，在今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宋儒看来，这并没有什么错误，理由是如果放弃了这些战略要地，敌人就会更安心，进而减少了战争爆发的机会。年轻有为的宋神宗（1048年~1085年）一死，司马光就于1086年春天写了一道《论西夏的札子》，主张将沈括（他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儒家千年不变的宣传口径是少讲武事，“不以力闻”。）等收复的战略要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归还西夏。他弃地与敌的主张马上得到了齐挚、苏辙、范纯仁、文彦博等人的支持，文彦博甚至说送得太少，要把从吐蕃诸部收复的熙河路和元丰四年攻占的兰州一并奉送给西夏。

 

当然北宋也有人反对这样作，如安涛、孙路等等，这些人反对的结果只是保住了兰州等地，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最终还是让昏庸的北宋政府拱手送给了西夏——当然和平并没有真正实现。

 

“弱宋”之弱先弱在精神上，先弱在社会风尚上——二十一世纪的处在全球大争中的我们不可不引以为诫啊！

 

多年以来，笔者看到了太多文化复兴运动，除了祭孔、读经、还有汉服热、孔子学院等等，难道这就是中华文明吗？为什么这个文明安身立命所需的尚武精神却鲜有人提及，我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恢复中华礼义文明形成期西周男儿那种箭射天地，志在四方的英勇！

 

当中华少年将军训作为自己的荣耀和德行标尺时，我们才算真正复兴了中华文明——那才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呼唤的少年中国！

 

尚武精神的中华魂啊，早日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