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名教？简单说，就是“以名为教”，以名分、社会责任为教化的礼教和礼义之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文化中，名教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所谓“上士教之以道，中士训之以德，下士拘之以神”，若一个社会整体上不能用神道约束，则只能训之以德，故名教亦有礼教、德教之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海燕在《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一文中写道：“名教的含义也近于‘德教’‘王教’‘风教’‘儒教’。称为‘礼教’，系侧重于礼仪有助教化；称‘德教’是取其道德之义，称‘王教’是由于王权介入教化，称‘风教’是着眼于风俗与教化的联系，称‘儒教’是因名教为儒家所标榜。至于称之为‘名教’，则是强调以名为教。”【1】

庞朴先生进一步指出：“所谓‘以名为教’，就是把适合某种需要的观念和规范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此来进行教化。”【2】

北齐文学家颜之推（531—约595年）《颜氏家训·名实》反驳了一些人认为人死如灯灭，不重名声的观点，谈到名教劝善戒恶的道德教化功能时他说：

名教是为了劝勉大家。劝勉人们树立好的名声，就可以指望他们有与名声相符的实际行动。况且劝勉人们向伯夷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清廉风气了；劝勉人们向季札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仁爱风气了；劝勉人们向柳下惠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忠贞风气了；劝勉人们向史鱼学习，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树立起正直风气了。所以圣人希望世上人才像鱼鳞凤翼一样众多又各有所长，不断出现，这难道不伟大吗？四海之内，百姓众庶，都爱慕名声，应该据此引导他们达到美好的境界。或许还可以这样说：祖先们的美好声誉，好像是子孙们的礼服和大厦，从古到今得到其庇荫的人够多了。广修善事，树名声，好像建筑房屋，栽种果树，活着时能得到其好处，死后可泽及后人。【3】

北宋范仲淹谈到名教的社会功能时也说：“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汤解网，文王葬枯骨，天下诸侯闻而归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钩以邀文王，夷齐饿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国以求行道，是圣贤之流，无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范文正公集·近名论》）

“名教”一词较早出现在《管子·山至数》，上面引齐桓公言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至魏晋，该词尤为流行。当时学人将名教与自然秩序协调起来，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之情，本乎自然之性。比如东晋史学家袁宏（约328—约376）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后汉纪·卷二十六·献帝初平二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强调上下级和父子间的社会责任。《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记载，齐景公（前547年—前490年在位）曾问孔子治理国家的方略，孔子认为名分的确定最为重要——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否则，只能是社会大乱。用齐景公的话说，就算有粮食也吃不上了。文中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今人将君臣、父子，以及后来三纲中的夫妇理解为“封建等级秩序”，这过于简单化；相反，它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秩序中人际间复杂的互相依存关系，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所以更具有普世性。《管子》中的诠释更为清楚，《管子·匡第二十》引管仲言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管子·形势第二》中又说：“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是对《管子·形势第二》的解说，从中我们看到，三纲表示社会中平等互系的关系，目的是维系社会整体和谐。上面说：“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西汉董仲舒用阴阳解释人伦的基础架构三纲，所言极为精当。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开篇指出，“凡物必有合”，这里的“合”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之意。文章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先秦儒家论名教，名位、职分与德目并重，这就是郭店楚简《六德》中的“六位”“六职”“六德”。六位即：夫、妇、父、子、君、臣；对应的六职是：夫之率人、妇之从人、父之教人、子之受人、君之使人、臣之事人；六德分别是：夫之智、妇之信、父之圣、子之仁、君之义、臣之忠——后世儒家将之简单的总结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忽略了职分，这不仅模糊了名教的名学基础，也使礼教逐步退化为老生常谈的道德说教。

20多年前笔者在唐山老家从事教育工作时，遇到一个十分捣蛋的学生，父母对其疼爱有加，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大问题。每次我见到那位学生的父亲，要他好好管束孩子时，这位老实的父亲总是说：“现在我养他，将来他养我，孩子树大自直。”后来我回老家，听说这位父亲自杀了。我大为吃惊，问其原因。原来其子将父亲做生意的钱偷走了，这位父亲怎么也想不开，自己养活儿子，儿子怎还偷自己，最后干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父之教人，乃天职。正名定分，按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完成自己份内之事，在儒家同在法家一样具有基础地位。

名教真义如此重要！不幸的是，20世纪初，国人面对深重的生存危机，在儒家不能提供足够思想资源的情势下，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将矛头直指儒家礼教，在“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这类口号声中，适合中国人特点、符合自然秩序的名教被弃如敝履。近百年后，由于没有宗教能够替代名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当代中国物欲横流，近乎成为一个道德塌陷区。

是的，君主时代结束了，君臣之伦不复存在，但上下级关系不会消失，上下之义仍要坚持，此为情之不可废者。近人齐树楷早在1923年就论证说：“君主民主，时代已更，不但改步改玉（指死者身份改变，安葬礼数也应变更——笔者注），枝叶之名已变，即伦纪之数，纲常之教，人乃欲牵一而动之。君主去而以为君臣伦废，其他各伦，人之所以生者，几至根本皆摇。不知古圣人创制之源，有因乎势者，有因乎情者。势之不存，并举其因乎情者而易之，其不至治丝而棼（棼，音fén，纷乱。治丝而棼指理丝不找头绪越理越乱，比喻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正确，使问题更加复杂——笔者注）者，未之有也。”【4】

不懂得先圣立教根本，治丝而棼，这是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待名教的方式，结果则是道德的普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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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海燕：《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载《学人》第11辑，1997年。

【2】庞朴：《中国的名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原文：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4】齐树楷：《中国名学考略》，四存学会出版部，1923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