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谐”源于音乐

考我国古代经书，《尚书·舜典》中就将“和谐”当着音乐的和谐。《舜典》中记载，舜帝在任命夔为乐官时说：“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不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即舜帝时，设置乐官的目的是使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不傲”。即通过乐官的教育，使下一代得到道德的升华。方法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种方法，我们现在一直延续。其效果是：“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即通过各种器乐发出的声音都和谐，预示着人与人，人与神（现在应理解为“自然”）各按照着自己的生活伦理、规律，使社会生活秩序井然，和谐相处；构成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和平友好、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

《尚书·益稷》中印证了夔为乐官时，和乐起舞的场景：“夔曰：‘于！予击石，百兽率舞，庶（民众）尹（官员）允谐’。”

司马迁《史记·五帝》中也有文印证：“以夔为曲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乐书》又云：“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即追求和谐，也是自然界其它动物所共同追求的，是有生命动物的共同属性。

由上可知，和谐及和谐社会的提出，蕴涵着我国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积淀；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规律的总结。

二、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礼”、“乐”

和谐源于音乐，和谐社会的构建更离不开“礼”、“乐”。

乐极和。司马迁在总结我国夏商周三代各时期社会发展时认为和谐社会是通过国家制订的礼、乐的有效实施来实现的，认为倡导礼乐，可以收到“内和外顺”的政治效果。《史记·乐书》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同时司马迁认为听音可以知政（也是夏禹时期的大禹听音治政的延续），不同的音乐不仅会反映出不同的政治景况，不同的音乐还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即音可以使人的道德水准提升，使社会收到和的效果，也即“乐极和”。听音知和，听音知政。而后，司马迁又揭示了先王为什么要“立乐”，宣扬乐呢，文曰：“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即先王“立乐”的宗旨是为了合和父子、君臣、万民之间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礼极顺。礼，即礼仪，行为规则，是制度、准则、规范。先秦经典中有《周礼》、《礼记》和《仪礼》之作，世称“三礼”，是关于国家政治、君臣官职设置、庶民行为准则、社会经济活动等方面的行为规范。《史记·礼书》中“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即司马迁在总结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治理成败得失时认为，古代之所以大行礼官，是因为礼缘于人情、人性，是在远古时期就有的，是由来已久的。

《史记·礼书》中又进一步解释礼为“养”。其理由为：“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无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芳，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第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即礼是为了养人的欲望而产生的，先王制礼养欲可以使人无忿、无争，使社会安宁。

对于礼的程度、作用，司马迁是这样认为得：“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坠。故绳诚陈，则不可期以曲直；衡诚县（通“悬”），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通“圆”）；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即衡量礼的程度在于“诚”，礼是人道之极，就好象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一样，它是一种制度，是适宜时世的行为规范。不以礼行事的人是“无方之民”，以法礼行事的人才是“有方之士”。圣人在法礼中能做到：思、虑、固，能上极天，下极地，明极日月。法礼之人，如果能做到积、广、隆、尽，可称得上“厚、大、高、明”。

内和外顺，正是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平、安宁、发展、进步的时势所在。礼的本质是制度建设与实施，它是为控制人欲而不达的行为约束；乐的本质是精神、意思建设，它是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情所寄托。礼、乐是物欲世界实现和谐的调节剂。

三、《周礼》中的和谐社会构想

《周礼》一书是产生于我国先秦特定时期的经典之作，其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于：一是认为实现和谐社会需要有政治官制作保证；二是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依据国家的法律、准则、制度才能实施。

（一）官职设置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组织保证。在官职设置方面，《周礼》中设置了专司乐官，《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之职中规定：国家设置的官职中“三曰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即国家设置礼制方面的官职，是为了使邦国之间和平相处；民众之间团结、友爱；同时兼事祭祀鬼神之类的事务。

礼官的具体官员属春官下属，如设置了大司乐、大胥、大师、典同、馨师、钟师、笙师、镈师、龠师等系列官职，大司乐之职中有：“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同“悦”）远人，以作动物”。通过司乐职能的发挥，试图达到：邦国和平，民众合谐，宾客安乐，朋友快乐，万物协同。礼乐官员的设置使和谐社会建设有了组织保证。

（二）典章制订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周朝是一个邦国社会，除周是天子国外，其余分封诸侯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平发展尤为重要，而要做到和平相处，就必须建立一套相关制度，用来治理邦国。周天子时的国法叫着“典”，在建邦之“六典”中，《周礼·天官·大宰（也即太宰）》之职中规定：“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即国家制订礼方面的法律，其目的是使邦国和平，统驭百官，使民众之间和谐、友好，社会没有争端。

《周礼》中的和谐社会构想，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依存了124年，此后的春秋时期诸国依存了240年的历史又印证了和谐社会作用；到了战国时期，诸国相互依存250多年。由此可见，和谐社会是我国古代邦国社会治国安邦、和平发展的光辉典范和经验总结。

四、器物铭文中的和谐社会

“和谐”二字，其繁体甲骨文尚未发现，但“和”字的雏形字已有。“龢”字源于龠，龠本是一种用嘴吹的乐器，在殷虚第二期甲骨文刻辞中有贞者名“龠”，其甲骨文状“ ”，上面两个小口象鼻孔，下面一个大口字象嘴在吹管。和的本意：用禾作成的龠发出的声音优美动听。鍾鼎文中已发现其原形，原字形为“ ”。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龢，调也，从龠禾声与和同，户戈切；諧，詥也，从言皆声。西周及春秋时期，是一个邦国之间和平共处时期，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为诸侯国带来了发展外部环境；这个时期又是和平竞争发展时期，各国纷纷争用人才，诸子百家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时势造就了一个人才强国好局面。邦国对和平的珍惜，具体表现形式为：冶炼金属铸造编钟和器乐镈等，以示国家和平，人民安祥。当时的钟声和器乐声，就是一个国家和平发展的象征。以下器物铭文可佐证。

（一）蔡昭侯嫁女铸尊盘，以示夫妻和谐，邦国友好。1955年5月出土于安徽省寿县西门春秋古墓，盘腹内有铭文16行95字。铭文记录了蔡昭侯元年（公元前518年）嫁长女大孟姬给吴王，临行前对她的谆谆嘱咐。蔡昭侯 （于省吾认为此字是“乱”字的左部分的繁写，读音若乱。隶定为“申”，即蔡昭侯申）盘的铭文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但根据蔡侯 尊铸有同样内容的铭文，可以将其补齐。铭文最早着录于《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此器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铭文中有：

“康諧龢好，敬配吴王。”即安乐和谐而美好，恭敬地匹配吴王。（详见附图四拓片复印件略）。

（二）楚康王铸钟，以示国家安宁，人民和谐。约公元1876年至1894年间，在湖北宜都境内出土了《王孙遗者钟》，钟的鼓起部位铸有铭文19行117字，经专家考证，系楚器，铸造年代约为楚康王八年至九年（公元前552年至551年）间，作器人为正在令尹（相当于邦国的宰相）官任上的官员，铭文的内容主要是夸耀自己的政绩。此器最早着录于周懋琦《荆南萃古编》，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铭文中有：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遺者 （原字通“择”，拣选的意思）其吉金，自乍（通“作”）龢鍾”。

大意为：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王孙遗者挑选坚好的铜材，自己制作了这个声音和谐的乐钟。铭文的后面，介绍了制作和钟的目的。

“闌闌龢锺，用匽（通“宴”）台喜，用樂嘉賓（同宾）父兄，及我倗（同朋友之“朋”）友。余恁佁（读yí，表示：“我”。）心， （读chán，经籍作诞，表示语气词。）永余德，龢 （原字读戾，同沴，表示安定的意思）民人，余 （表示广泛）旬（通“宣”）于國。”。

此段的大意为：音声和谐动听的乐钟，用以使人安乐喜悦，用以欢娱嘉宾和伯叔兄弟，以及我的朋友。我要使我的心思诚信，使我的道德长久，使人民和谐安定，我要把它遍使于国中。（详见附铭文拓片附图三）。

（三）秦公铸钟慰先王，祈求保佑国泰民安。《秦公钟》，1978年1月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太公庙村，出土有编钟5件，镈3件，皆有铭文。第一组甲、乙两钟铭文相连，首尾完整；第二组丙、丁、戊三钟铭文相连。镈上的铭文与6件编钟（第二组编钟应为4件，实际只发掘3件）只是行款不同，所录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编钟的制作时间约为公元前697年至690年，铭文最早着录于《文物》1978年第11期，器物现收藏于宝鸡市博物馆。铭文记录：

“克明又心，盭（读lì，通戾，表示安定。）龢胤士，咸畜左右。”……

“乍氒龢锺， 音鉠鉠 ， （同‘以’）匽皇公， （同‘以’）受大福屯魯多 （同‘禧’），大壽萬年。”

以上大意为：能使那内心明亮，安定和谐世袭的卿大夫，广泛任用群臣百官。……制作了这套声音和谐的乐钟，动听的乐音鉠鉠灉灉，以此来使伟大的先公安乐，以求得到厚大众多的福佑，长寿万年（《秦公镈》与《秦公钟》两铭文一致，拓片复印件略）。

（四）西周时期铭文中的和字记录。西周器物铭文中，也有很多关于和谐文字的记载，如：西周中歌颂周文王“和于政”的记载（详见附图《史墙盘》拓片）；《迷盘》中有要求各宰官和谐施政的记录，即“和宰于政”（详见附件《迷盘》拓片）。构建和谐社会，领导干部是关键。在西周社会中，《史墙盘》歌颂了周文王和于政，使各邦国之间和谐相处；其次是属国的宰臣要和于政，《迷盘》中“和宰于政”就是最好的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