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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勇健:司马迁——先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 
作者:[蒲勇健] 来源:[] 2008-07-10

     笔者曾于1996年8月在《经济学消息报》第42期上撰文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像亚当·斯密那样的经济学家——这一观点已面临来自香港经济学家的挑战。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的著名经济学家L·Young在《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The Tao of Markets: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引经据典地论证这样一个主题,即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其《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低流之水”。不仅如此,Young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Turgot),在这一著名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Kao Lei-Szu)与杨德旺(Yang Te-Wang),Young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访问后10年才出版的。Young的论文在香港经济学界已引起轰动,但同时也存在争论。

    Young认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及等价于“看不见的手”之隐喻“低流之水”(water flows downhill)等思想(参见陈鼎如与刘莹《历代食货志今译》第75~7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Young认为:尽管多年来人们总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隐喻价格机制,但这种隐喻仅在《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共五册书的第四册中谈到自由贸易时才出现一次,且在全书中仅此一次。Young指出:“看不见的手”只是简单隐喻个人自利行为能带来社会期望结果这一原理,亚当·斯密并未充分阐述价格配置资源的功能,而这种阐述只是由后来的瓦尔拉、帕累托及奥地利学派完成。他认为司马迁在价格机制的阐述上远比亚当·斯密详尽和充分。Young的文章之中心思想是:亚当·斯密与司马迁从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出发,然后达到一个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干预经济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这种共同的哲学基础就是——自发的自然秩序(spontancous natural order)。Young还推测:亚当·斯密在思想上还可能直接从杜尔阁和两位中国人那里盗用了司马迁的贡献,因为两位中国人于1766年应耶稣会之邀访问巴黎并作客于杜尔阁时,正值亚当·斯密也在访问巴黎。

    Young的论证是:18世纪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其中也包括中国经济思想传入欧洲。他指出Gernet已经证明中国秦朝的农耕文化启发了当时欧洲的重农主义思想形成。同时,中国哲学对欧洲文化的影响甚大。作为中国哲学根基的一般性自发秩序原理不仅被道家所遵循,而且也为儒家所接受。Young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选官制度的平民意识是与欧洲皇权贵族思想根本对立的,而这种平民意识来自“自发自然秩序”。他指出,中国哲学的自发自然秩序观念及与之俱来的平民意识启蒙了法兰西人权宣言及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天赋”或“自然上帝”的思想。他指出,Gernet早已证明中国思想通过重农学派已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中。

    在《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1934年版的序言中,勒纳曾将斯密的思想概括如下:

    首先,斯密假定作为经济人的主要心理促动机理是自利动机;其次,他假定宇宙中所存在的自然秩序使得个人的自利行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形成;最后,他总结了这样一个原理,即最好的管理是让经济活动自由运转——此即众所周知的自由放任、经济自由或非干预主义思想。

    在论证这一思想时,斯密对鼓吹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商主义进行抨击。在论战中,他与重农主义结成联盟,而正是重农主义首先采用了自由放任的口号。当然,斯密与重农主义的不同点在于他强调了工业、商业、农业的同等重要性。

    Young认为有三点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中国的“自然秩序”概念很早就传到了欧洲;第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是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体现;第三,根据“自然秩序”概念产生了自由放任思想。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概念在近2000年前就使司马迁产生了同样的思想,而且司马迁明确将看不见的手(低流之水)表述为价格机制,并由此对汉朝“重商主义者”(指桑弘羊)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加以抨击。正如Fan早在1954年所指出,司马迁甚至与中国的“重农主义”结盟,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启发了作为斯密盟友的法国“重农主义”学派。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陈述了价格机制后,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论证:“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Young认为“道”正是道家对“自然秩序”的指称,而司马迁对由价格机制引导的经济秩序所作的隐喻——低流之水——也正是“道”在经济中的体现。这是因为,在《货殖列传》开篇中,司马迁就引用了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话。

    如果Young的结论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中国对近代西方的影响不仅是四大发明,也许还有第五大发明即自由放任、价格机制。也许这一发明对近代西方世界的影响更为重大。因为我们知道,西方近代主流的社会发展思想是沿着斯密——达尔文(将竞争应用于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将竞争应用于社会)——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这一路线发展而来的。由此可见,如果真如Young所说的那样,斯密的思想早在近2000年前就由司马迁提出且正是司马迁的思想启发了(Young甚至推测斯密盗用了司马迁的思想)斯密,那么,整个现代经济思想史甚至现代西方文明的历史都应重写。

    但是,在香港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Young的意见。尽管Young是香港经济学界与张五常齐名的大家,但他出生于爱尔兰,不懂中文(但是数学天才),也许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了解不太准确。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的赵耀华博士认为,Young对《货殖列传》中的“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中的“征”理解为“寻求”是不准确的,他认为“征”在这里应为“变”(陈鼎如与刘莹正是如此翻译的),而“变”并不一定指“寻求”。赵博士认为:亚当·斯密早在1766年以前就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同时,他对价格机制的论述也在斯密早年的读书笔记中出现。因此,不能说斯密从杜尔阁和两位中国人那里盗用了司马迁的思想。尽管“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仅在《国民财富的原因与性质的研究》五卷本的第四卷中才出现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密对价格机制的认识模糊,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真理是具体的”。斯密在前几卷中的大量具体论述已经充分表达了价格机制思想,只是到了第四卷才明确用“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加以总结罢了。

    赵博士指出,自利行为会带来社会利益的思想早在《蜜蜂的寓言》中就由Mandcvill提出来了,斯密在格拉斯哥念书时就已经知道。赵博士论证道:“斯密在格拉斯哥念书时所写的读书笔记中就已经产生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的基本思想,而该笔记写于1762年至1763年间,早于其巴黎之行。”因此,如果说斯密与司马迁在不同时代都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也许巴黎之行使斯密了解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也有类似于他多年思想的想法,但这只是增强了斯密的信心或丰富了他的思路),那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赵博士的论文《Adam Smith and Sima Qian:Comment on Leslie Young's Tao of Markets》将于近期在《Pacific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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