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里，在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存废问题上，中国文化界和医学界曾有过多次讨论。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客观环境中，每一次讨论都是由一个预定在先的“废”字为主导。所以每一次的所谓讨论，都留下了每一次的遗憾。

一、未经正名的“科玄之争”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东西方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文化界曾出现过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以张君励为代表，另一方以丁文江为代表。这一场争论，后来被称之为科学与玄学之争。虽然历时不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其影响却很大。

　　科学与玄学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在近代文化整合（即“新文化运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甚至最根本的问题。说到底，这是涉及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科学之间，是并存关系，还是敌对、相斥关系的问题；是涉及到中国近代文化整合能否成功的问题：甚至是涉及到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本来，玄学指的是“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道、德、理、气、太极、阴阳之学。亦即关于万事万物生成、变化原理的大学问。这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遗憾和不幸的是，“科玄之争”的“两方面说了许多玄学、科学，却始终不曾诠定玄学与科学之意义与范围”。这就是说，关于什么叫“玄学”，什么叫“科学”——如此重大的、关乎“玄学”与“科学”的“正名”或者“定义”的基本问题，自始至终并未有明确的诠释。所以，“科玄之争”是一场没有讨论底线，没有学术标准，相争而不曾相识，相战而不曾交手的争论，彼此擦肩而过，然后草草收场。这一场争论，只是进一步确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两个立场相反，含义不明的空洞“口号”。而且在后来，这两个“口号”多次沦为中国学术、文化界相互攻击、无情打击的棍子。然而不无讽刺的是，这两种“体”究竟如何区别，至今没有定论，了犹未了。

　　“科玄之争”后，随着西学日昌，中学式微，“玄学”二字在中国逐步变成了贬意词。道、德、理、气、太极、阴阳之学，从此长期包围在种种非议之中。在此前后，接受过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严复、章太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曾以“大人物”特有的霸气，发表过许多针对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议论。他们不了解中医的藏象、病机理论，评判的标准完全出自西医的生理、解剖；他们不了解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议论的根据或是中医学之前阴阳五行的雏形，或是相命、占卜者留给人们的印象。阴错阳差地给中医及其阴阳五行理论，戴上了封建、迷信、落后、糟粕的帽子。并凭借“大人物”的影响力，渐渐地演变为近代中国人对中医的普遍习惯与偏见。

二、“科玄之争”影响下的五行存废风波

　　同样在20世纪初期，医学界以余云岫为代表的一班人，“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并把矛头直指阴阳五行。他们认为“灵素全书，其为推论之根据，演绎之纲领者，皆以阴阳五行为主。故阴阳五行之说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尺寸完肤。”而这一时期，批评余云岫观点的杨则民，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黄帝内经》。他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里说：阴阳“是用以概括宇宙间相互对立的事物性质的，而非迷信的代名词”；五行之间有“变动不居、矛盾破坏、彼此关联、对立、扬弃”等五种含义。皆为“辩证法之含义，征之自然与社会而可信者也。”

　　余云岫和杨则民，也像“科玄之争”的双方一样，谁也没有对中医与西医的正名或者定义，做出解释或者诠定。由于他们一者出自西医的学术立场上，一者出自中医的学术立场上，因此“科玄之争”留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体”两个“口号”，主导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医历史。在没有搞明白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西医的情况下，“相争而不曾相识”。有些时候，甚至斩不断，理还乱！

　　笔者以为，余云岫的废除中医必须扺制，杨则民的“哲学的检讨”也未必得当。杨则民是“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内经》的”第一人。准确地说，他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内经》的第一人。后来，当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医大专院校时，杨则民的观点自然而然地被中医基础理论的相关教材所引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也就充当了半个世纪以来，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尺解释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权威蓝本。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的不足之处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于作者本身：其一，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阴阳五行学说会先验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呢？其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医阴阳五行的根据及其先进性是什么呢？

　　由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哲学领域的特殊情况，杨则民之后的各版中医教材，不可辩驳地在阴阳五行学说之前，冠上了“朴素唯物论”、“自发辩证思想”的定语。而在“朴素”与“自发”的文字里，任何人都会从中读出落后、过时、不成熟的意思来。所以中医在困守着“唯物辩证”一说的同时，便将自己置身在“朴素”、“自发”定语之下。这期间，很少有人对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到底包罗了哪些方法论内容这一问题，用马克思本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研究、去思考。在此之后，阴阳五行学说又经历过几次被废除、摒弃的危机。

比如：1974年，当“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时，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教授面对废除阴阳五行的声浪，一针见血地以《评论五行学说，先要懂它》为题，在《中医杂志》（当时名为《新医药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他诚恳地劝告人们，在五行学说上要首先了解四个问题。第一，它的起源和演变；第二，它是如何引用到中医中来的；第三，是如何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与相互联系的；第四，是如何说明病机转归的。这四个无言以对的源头性的问题，智慧地平息了那一特定环境下废除、摒弃的浪潮。

　　在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的存与废，都应当是该学科精英们共同关切的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而岳美中教授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苦口婆心所呼吁的，竟然是以教导小学生的语气，提示着“先要懂它”这样一个入门性的问题。人们不懂阴阳五行，却一次次大谈阴阳五行的存废，这到底因为什么？数十年来如此，而且今日亦然，这到底又因为什么？所有身在其中的人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地想一想，深入地加以研究吗？

三、中外学者对阴阳五行的新思维

　　不过，历史对中医总是负责任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开始了对阴阳五行的重新思考，而且国外一些知名人士的见解也逐渐传到了中国。

　　早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关于数学二进制的发现，其实得济于他对《易经》阴阳思想的研究。他在写给德雷蒙的信中，高度颂扬了伏羲氏“不可思议的发现”，并不无激动地写道：“我之不可思议地发现，即对于理解3000余年前中国最初的君主且为唯一的哲学家伏羲的古文字秘密的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可庆幸的事情，应该允许我加入中国籍吧！”
　　模糊数学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理．查德1956年提出模糊数学时，无疑受到了数学二进制的启示。因为追根寻源，模糊数学的原理本来与中国的阴阳论就是不谋而合的。或者说，中医阴阳学说中，本来就包含着模糊数学的思想、方法以及模糊数学的应用。

　　从科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看，系统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近代分析性研究方法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局限性。20世纪，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还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生命，“除了某些单个的过程以外，有生命的系统不是处于真正的平衡态的封闭系统，而是处于稳态的开放系统。”所以，西方人在表述“最佳自稳态系统”时所画的模式图，与中医概括五行生克关系时常用的五角星样的“模型图”，不期而然的惊人地相似。

　　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在总结其科学成就时指出：当代科学正经历着一场革命，人们注意的焦点正从“实体”转移到“关系”、“信息”、“时间”上来。他强调：“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于自发组织世界描述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而这种“新的综合”的方法，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惊人地一致；他所指的“自发的组织世界”，也莫过于与天地一样复杂的人。

　　美国学者R’A’尤利坦1975年《美国物理学杂志》上撰文说：“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是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将会演化成甚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

　　美国物理学家，《转折点》一书的作者弗里乔夫.卡普拉说：“这种还原的态度根深蒂固地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之中，以至于经常被看作是科学的方法。其它的科学也接受了这种古典的物理学的力学观和还原论，把它看作是对实在的正确描述，并以此来改造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把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相互联系的系统的概念，显然比古典的笛卡尔模式更加接近现代系统方法。”

　　控制论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的钱学森教授多次说过：“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名的哲学家刘长林在其《中国系统思维》一书指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统一的，与中医相一致的系统思想。”他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真地向本人推荐荀子和管子的书，认为对于了解中医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医的学术思想很有用处。

　　祝世纳在《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一书中强调：“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系统思维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医在《黄帝内经》中就把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地医学化，而发展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

　　台湾东海大学邝芷人教授于1998年出版了《阴阳五行及其体系》。在研究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和《黄帝内经》的同时，分析了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思想。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阴阳五行作为‘一般系统理论’”。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M’波克特教授，是第一位严励批评中国人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国人。他强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多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曾经指出：“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他还说：“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

　　本人在《中医复兴论》一开始便说到：“《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那时候，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一种医学体系。两千多年以后的２０世纪后半叶，当人类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被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在文化多元并存、共同繁荣的当代，如果有一天世界上真正认识到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同时也了解到中医学在自己的故乡‘被西化’、‘被改造’而萎缩、衰落的‘百年困惑’时，一百年里经历、参与其事的中国人将该说什么好呢？因为我相信，这份答卷早晚要交，而且一定要交的。”

四、评论阴阳五行，“先要懂它”

　　面对“告別中医中药”的声音，想到了五年来笔者在香港浸会大学为香港三家中医药学院的大学生讲授“中西医比较”一课时，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欲知中医向何处去，先须回答中医我是谁；欲知中医我是谁，先须回答中医是从哪里来的”。而今，国家和人民以“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宪法》精神，以“中西医并”的卫生工作总方针，诠定了我们所在的中医药时代。而“中医我是谁”，“中医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个学术问题，自然而然地留给了当今的中医界。在“告别中医中药”声声催人的此时此刻，也油然回忆起岳美中教授的教导。不论持“告别中医”还是持“复兴中医”的每一人，在“中医我是谁”和“中医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个问题上，都必须切实做到——“先要懂它”。或许这正是历史交付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或要求！否则，我们将失去就中医存废问题而发言的一切机会和权利。

　　马克思在肯定两千多年前希腊文明时曾经说：它“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所以他反问道：为什么“在它发展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在“告别中医中药”的声音中，每一位身在其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医界的每一位成员，都无可迴避地面对着“科学地认识阴阳五行”这样一个共同的课题。此时此刻，马克思的这些话，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