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为大理财家，后世计臣多宗之。虽然，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

管子言为政之本，首在富民。书中昌明此义者，屡见不一见，今次而论之。

（《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牧民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权修篇》）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

（《立政篇》）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

（《版法篇》）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八观篇》）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国仓空虚，而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故日：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侈靡篇》）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五辅篇》）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

以上所论，皆以发明治国必先富民之义。而陈其理由，约有三端：一曰民贫则散亡不能禁，二日民贫则教育不能施，三曰民贫则法令不能行。而此三者又递相因果，蝉联而至，故管子用是兢兢也。

管子又推原民所以贫之故，略有数因：一日由生产之不饶，二曰由君上之掊克，三曰由豪强之兼并，四曰由习俗之侈靡，五曰由金融之凝滞，六曰由财货之外流。明此数因，而思所以救治之，则管子之经济政策也。

第一节  国民经济之观念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翁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擅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管子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按：重用谓不妄用也）；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篇》）又曰：“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篇》）又曰：“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侈靡篇》）又曰：“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篇》）全书之中，如此之论，不可蝉举。要之管子之言经济也，以一国为一经济单位，合君民上下皆为此经济单位中之一员，而各应其分戮其力，以助一国经济之发达，而挟之以与他国竞。管子一切政治之妙用，皆基于是。今请条举以证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