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小园香径长”朋友《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这篇帖子，觉得帖子主要是从学术和儒学对人的影响阐述的，到底有其局限，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儒学对社会的影响谈更能抓住问题的主干。
本来，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何止儒家一家，之所以从儒家谈起，是因为自汉以来对中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在社会制度上崇尚师古，主要崇尚的是周制，儒家学说最初也是为复兴和完善周制所形成的，周制是家族式的统治，由“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民”所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统治，周朝立国初期分封的诸侯大部分都是自己家族的人，周王朝统治者主要就是通过血缘关系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将社会控制权掌握在一个家族手里面，儒家礼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对周制的完善性认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家族血缘关系的疏远以及周王朝自身的原因，周制在春秋战国时期终于因不能适应社会而崩溃，新的社会认识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在诸侯竞争中验证着自身学术的得失，最终的胜利者主要是法家、纵横家和什么社会阶段都需要的兵家，以及取得一定成绩的刑名家，这些学说的实践成果就是秦朝的统一中国。而对周制最坚持的鲁国最终成为别人兼并的对象。历来儒生士大夫批评指责秦朝我看大多是道德和国家的一些政策上，对秦制却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儒生士大夫是不会从社会的角度分析问题的，一个国家、一种政体，要评价她应该全面评价，而不能象儒生士大夫那样从道德或政策的狭隘角度去以偏概全，全面评价就是要综合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例如一些游牧民族，为什么能战胜或消灭一些经济文化较之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呢？就是因为这些游牧民族的族群综合优势在军事所必须的社会凝聚力、民众普遍的军事素质等方面比较突出，而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和优势之所以不能持久，也就是因为他们在延续和发展文明所必须的经济、特别是文化等实力上的缺陷和不足，象蒙古族。从政策上评价一种制度好坏就更是一种认识肤浅的体现，混淆了政策和制度的区别，制度决定社会模式，而政策是综合统治者或统治阶层对社会因素的认识采取的措施，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有些荒淫无道的君主所采取的国策决定，就是只考虑了自身需求——且不谈这些需求是否合乎道德等问题——这种相对单一的社会因素，而不去或没有能力去考虑维持统治所必须考虑的其它社会因素。
汉朝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得到并稳固了统治地位，周制中的分封制因不合时宜而实行且容易引发不久就变相取消了，而后代采取分封制的时候也体现出不合时宜甚至引发内乱，象明朝。与分封制相配套的家族观念却保留下来并发生了结构性变异，周制与欧洲封建社会有些类似，都是有占据统治地位的家族来统治大量农奴和少数自由民，所不同的是欧洲是有一群不同地位的家族统治，而周制却是基本上由一个家族统治，所以在不具备分封制的社会基础后，家族制度就由一种统治制度转变为社会普遍制度，社会结构也由一个家族统治一个群体变异为普遍的家族结构，在社会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维系这些家族间关系的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君君、臣臣”关系，这种关系按照儒家的说法是一种义的关系，但是这种“义”的关系却一方面受到了利的干扰，是否“义”一来要靠自我修养，二来要靠君主和儒生士大夫群体组成的统治阶层的自律和互相监督，并没有其它全面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体系；另一方面受到了普遍的家族结构和观念的干扰，因为在“君君、臣臣”外还有“父父、子子”观念，家族观念在结构上是以一个家族为核心通过姻亲等关系向外辐射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结构，由于其普遍性，周制的一个利益核心在汉朝以后就变异为一个个利益核心，由一个基本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利益集体变异为一个个基本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利益集体，这种利益集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自然是不足的，所以同乡等关系就成了补充，再外的补充就是代表这些集体，通过学习儒家典籍去取得地位和利益的人形成的同年等关系，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社会关系很不牢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规则的混乱，秦制本来已经形成了基本有效的社会规则，秦人争取利益和地位都有严格的规则所循，而儒家的家族观念却是又一套社会规则，强加在秦制上之后，社会规则就混乱了，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往往需要在代表法制的社会共同规则和代表家族利益的儒家礼制之间作出抉择，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大义灭亲就是指这种两难境地，在“义”的约束力缺乏的情况下，家族亲情自然要比君臣关系紧密得多，何况儒家的个人修养体系倾向于个体，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次序，也就是将通过一个个个体的各自修行去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即使这些修行也是为了儒生士大夫帮助君主牧民，民众只要遵守礼教、听任君主和士大夫驱使就是了——民可由使之,不可使知之——而并不是通过普遍遵守的社会共同规则来保证有良好的社会基本秩序和状态，至于修行的效果如何，大多也是靠他人来评价，而不是社会相关机构来认可，所以也就很靠不住了，互相吹捧掩盖之风也就产生并形成了传统；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越到后期越难保持社会状态的健康，一直影响到今天。
儒家学说的缺陷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首先，儒家缺乏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有实际作用的知识，儒生士大夫对士农工商等行业的知识缺乏并持鄙夷态度，所以对社会基本资料的掌握也就成了问题；儒生士大夫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所以也就缺乏使得社会发展的知识；儒生士大夫虽然在作官后要接触社会管理方面的事情，但是那也得他们自己愿意做，一来孔丘的学说是正统学说，可以名正言顺地用之管理社会，虽然那些学说缺乏实际作用，二来如果儒生士大夫是想作官而不是想平天下，那么他也不必学习那些知识，所以中国历代能吏稀少。其次，儒家学说提倡的是偃武修文，儒生士大夫群体也自认要比军人地位高，儒家的中庸之道有不尚争执，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越到后期，自卫能力越差，民风也越羸弱；儒家学说提出“天子不治四夷”，加上上面提到的偃武修文，使得历代扩张进取意愿不足，即使有些开国皇帝有进取之心，也不能持续几代，再者还有家族观念的影响，使得民众即使偶尔因为战乱等原因去了外国，有机会就要回到本土，不能外争，就剩下自身有限的利益供人无尽的欲望来争夺，这样内斗就会产生并蔓延，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了传统，何况中国一个个家族本来就是一个个小集体，小集体之间如果不存在文化、种族不同的外来群体，那么和外国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进行这些内斗也没有观念上的障碍，在遇到外来群体侵略的时候，则表现为团结和凝聚的因素缺乏，我们常说的国人对内缺乏公共意识，对外缺乏团结的根源就在于此。最后，儒家所持的以农为主，轻视压制其它行业的观念也使得中国的经济长期局限在小农经济的范围内，其它经济体发展缓慢，不仅影响了社会发展，而且也使得人口资源过剩的情况下很难向其它行业分流，以至形成没有保障的流民阶层，再发展下去就是社会变乱的产生。一种学说不怕有缺陷，最怕的就是以为自己有缺陷的学说是完美的，最令人痛心的就是用这种有缺陷的学说来禁锢了中国两千年、并造成许多社会流毒的人。
以上是主要方面，这段说说儒家的其它“功绩”。上面谈到的流民阶层，是儒家所鄙夷不屑的群体，顶多个别士大夫为实现儒家理想来安抚一下，使之归农。在元朝时期，统治者不用儒生，四体不勤又不屑劳作的许多儒生就加入了流民行列，将流民阶层的观念总结归纳并文字化。我们不能否认流民观念中有些是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行业或互助观念，但是流民阶层毕竟是族群文化的低级认识群体，许多观念是仅适用于社会缺陷所产生的那个畸形小社会的，所以对正常的社会和文化来说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害处的，象流民的小群体观念，就是以小群体利益为核心的观念，对于社会来说自然是有害的，例如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和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流民群体和儒生的认识缺陷，也产生了许多对社会活动曲解的文化作品，象《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对军事曲解的作品，《三国演义》还是相对要正规的呢，这种文化在一个客观的族群来说是一种对文化的羞辱，因为它们反映的不是客观现实。
当然，儒家学说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扬弃，如果任由其与现代某些因社会状态不健康而产生的潜规则融合并再次取得统治地位，那么中华民族将再次步入羸弱落后的状态之中，被列强所凌辱的历史也将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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