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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开始，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惑着我，但问题本身就是朦胧的，直到近几年，才渐渐清晰起来。
从翻开历史课本第一页，到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许多年，我只知道从秦汉到晚清，中国除了封建主义，小农经济和盛唐短暂的辉煌，再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这些生活在“新时代”“新世纪”的人去了解去探索的了。
但由于工作和爱好的原因，我在网络上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多的全新的了解，我知道了在秦汉时代，我们中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科技，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都是全世界第一个超级大国，我知道了从东汉到大唐，中华文明缓慢的迷失了一个东西，（最后我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道”）我知道了从宋朝到晚清中华文明是以苟延残喘的方式生存着的，两度被异族亡国，即使这样中国居然一直是一个超级大国！乃至于八国联军在冲入北京，掠夺圆明园里面堆积如山的宝物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个“天朝大国”居然如此不甚一击！
然而，问题接踵而来，晚清时代，为何泱泱大国，四万万众（占世界的40%）被八国联军一万八千人征服？
晚清重臣曾国藩、左宗裳、李鸿章等人认为，中华不如人乃科技军事不如人，于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建工厂，修铁路，练水军为强国之术的洋务运动展开了，可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给了这场运动沉重的打击，30年的洋务运动换来的是割让辽东和台湾，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
一直忧国忧民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提出：中华不如人乃政体不如人，与其学生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变法主张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维新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以光绪被囚，维新派代表被抓或流亡海外而告终。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实行了以西方政体为模式的政治体系，但国家仍然军伐割据，租界林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身分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如此丧权辱国何异于晚清？
五四运动也就是在此时暴发的，胡适、陈序经等更提出了中华之所以不如人乃文化不如人的理论，批判了儒家三纲五常对国人思想的禁固，名哲保身苟且偷安的思想对民族精神的腐蚀，不晓技艺不言兵甲对科技进步富国强兵的阻隔，第一次打倒了孔家店！同时又提出全盘西化理论，甚至有人提出把汉字改成拼音！
在对中国的科技、政体、文化的大批判之后，我们国家仍没有富强！
在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之后，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西化之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路，新中国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定要搞清楚，建国初期取得的成就不光是我们学习了苏联的政治体制，更由于我们用了自己的经济政策，陈云即是效法管子的经济学家）。但很快毛泽东就发现了问题，党内腐败正在象瘟疫一样蔓延，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失败了！他认识到以儒家说教的方法改造人民，从而才能改造国家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以警醒世人。然而，英雄迟墓，毛泽东至死也没有找到那条通往民族复兴之路。
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我们又重新走上了西化之路，同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化！那么现在，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吗？（不错，我们国家的亿万富翁比美国还多）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了吗？（仁义道德填满了我们的耳朵，黄赌毒匪充斥着我们的眼睛，医教养居困扰着我们的生活）。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以掠夺为基础的，走西方列强之路而成功的只有日本，（日本也是中华文化圈唯一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国家）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过对亚、非、拉世界人民的侵略史，现在虽然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但同样被发达国家剥削着！所以，现在盲目的西化只能使国家民族陷于深重的剥削之中，这就是中华民族为什么不能走西化之路的原因，同时，由于全球化局势的形成，侵略剥削的模式也正在走向衰退，所以西方文明的局限性愈加明显，人类文明的模式正在发生着变化，东方文明如果没有比西方文明更优越的地方，那么无论我们怎么爱国，怎么民族主义，也必须选择西化，但真正的中华文明已然再现，万丈光芒无可阻挡。东西文明孰劣孰强？唯有图强逐鹿战场！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将是全人类文明的伟大转折！
那么，为什么我们经过四次西化的失败，而还要去选择西化？两次对儒教的打倒，而还要去选择儒化？
这个问题只有真正认识了中华原文明，才能得到答案！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华文明有过以法家治国而统一中国的大秦帝国，有过以道家治国的西汉帝国，更有宋代至今一千年的儒家以德治国。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以法家治国呢？原因很明了，秦统一中国仅十五年即轰然崩溃，陈圣、吴广、项羽、刘邦等起义军无一不是打着“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号的，仅这个结局就给了批叛法家的儒生们最大的理由，尤以西汉贾宜的《过秦论》最为有名，史学家司马迁也说秦始皇“轻民力”，从正史到民间传说，批评“暴秦”的言论浩如烟海，秦朝的名声太臭了，也即是法家的名声太臭！所有想用法家来治国者，必将被骂的体无完肤。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以道家治国呢？在读过老子的传世之作《道德经》之后，我们就会得到答案。原来老子是消极遁世的，有些地方和儒家思想相似，有些地方还不如儒家积极入世，一个不关心国家民族存亡兴衰的哲学理论，怎么能用来治理国家呢？
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不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秦、汉墓简的认真研究，我们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答案，天佑中华，在中华文明的生死关头，我们看到了我们伟大文明的真正面目！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节目拍摄了大型记录片《复活的军团》让我们重新看到了真实的大秦帝国，而这只是其冰山一角，在对睡虎地秦简的整理、研究、分析之后，一个崭新的我们从没看到过的没有半点儒化过的大秦帝国出现在眼前，我们可以以这些伟大的考古发现轻意的推翻两千年来儒家编造的谎言！秦律就在这里静静的躺了两千多年，是不是暴法，我们一目了然！（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丢弃祖龙给我们留下的方块字，当看到两千年前写在这些竹简上的方块字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了，两千年来我们——血脉相连！）
前几天在和朋友讨论西汉的“无为而治”的时候，（有人说汉以后儒家思想吸收了一些道家思想）为了探求真正的西汉治国方法，我又产生了重读老子的《道德经》的想法，这次我拿到的是以1973年出土的西汉初年帛本《老子》和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的《老子》（帛本比世面上流行的三国时期魏国王弼注的《老子》早近400年，而郭店本的更早，但只有两千余字部分丢失。)
在对这只有五千言的《老子》原文的初步研读之后，我吃惊的发现，帛本《老子》与我们近一千多年来流行的魏晋时期王弼版的《老子》之差别居然有一百多处！
在此我只引其重要的几点做个简单的概述，不过我想这也足够揭示儒家篡改中华文明之事实与目的了。
西汉帛本第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欲者不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则不可得志于天下……
三国王弼本：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老子不喜欢耀武扬威，老子说：兵器是不祥的东西，谁都不喜欢它，欲得志于天下的君主不应该这样，（居，这样，或怀着某种想法）怎么样？即不应该炫耀武力，以强凌弱。左为喜事或吉事，右为凶事或丧事，所以君子不应该动不动就用兵，但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就得出动精锐之兵迅猛出击，迅速而果断的结束战争。但不要赞扬美化战争，如果美化战争，就是以杀人取乐，以杀人为乐趣的人是不会得到天下的（也指民心）……（帛本皆为銛袭为上，楚简本为銛（纟龙）为上，那个字打不出来只有用两个字拼一下了）
但对照王弼本《老子》我们发现，最明显的一处改动即帛本《老子》的“……銛袭为上”变成了“恬淡为上”几个字把老子的积极入世以进为守的思想变成了消极遁世逃避战争的思想！（这倒和儒家投降主义不谋而合）
再比如：
西汉帛本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曰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敌，无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三国王弼本：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老子引用兵家用语说：我不敢做为被动挨打的一方而会做为主动进攻的一方，我不敢前进一寸而会后退一尺。这只是字面的意思，注意在古代兵书中主是防御方或者说被攻击的一方，客为主动进攻的一方，老子在此处也是引用的兵家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孙子兵法》，可以看出这里的主客不是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如果明白了老子的以攻为守和以退为进的战略思想，前后两句并不矛盾，如果准备充分时机得当，就应当主动出击出奇至胜，而当敌强我弱或准备不当就不要仓促应战而应该灵活的撤退避其锋芒再找准时机突然袭击打敌个个措手不及，后面的“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即是对前面“不敢进寸而退尺”的目的的表述。这里我们引用毛泽东在游击战中的十六字真言来诠释老子的思想或许能更容易理解：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困我扰，敌疲我打。当然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然老子也不先讲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这句话了。这样用兵就会没有对手了，但要警惕，最大的祸端莫过于没有对手，如果没有对手，就会丧失斗志，所以两军交战，如果实力相当，那么哀怨悲愤的一方会取胜，因为他们战斗意志更强。而王弼本的《老子》却把这段话解释成：我不敢做为主动进攻的一方，而会做为被动防御的一方，我不敢前进一寸而会退后一尺，就是说，要让敌人虽然有所前进却后悔不知为何前进，想与对手格斗却无从抓住对手的膀，这就会让敌人感到你无敌，（这里把执无兵和乃无敌颠倒过来，意思便全然入了儒套，）这就是掌握了“无”这个利器。最后的“祸没有比轻敌更大的了。轻敌者几乎等于丧失了我的“三宝””。所以，实力接近的两军相对，执心谦下的胜啊，这句话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前面要不主动进攻 而被动防御，不前进一寸而会退后一尺，（除了防御就是后退）因为我不敢轻敌啊！（这好象跟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这句话意思差不多啊）这与儒家倡导的苟安忍让如出一辙！
西汉帛本第六十五章：
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
三国王弼本：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
老子说：所以说，遵循道的法则来治国的人，不明确告诉老百姓应该怎么做，不故意表彰那些所谓的“善”事，而是（自己）要以愚民之心对待之，老百姓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他们 和 君主一样有智慧，所以以自己一个人的智慧去治理国家，（随意妄为）是国家的不幸，而不以自己的智慧去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即无为而治，什么是无为而治呢？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多半文字都是以无为而治为中心的，无为即不去改变道的法则，而道是无形的，人们怎么才能遵循它的法则而不出错呢，那就是法律，通过对西汉出土竹简与秦简的对比，我们知道西汉是完完全全的法家治国，道为体，法为用。道为原理，法为器物。被司马迁指为其学归于黄老的韩非子所说的抱法处势也即无为而治）知道这两点，也就知道了治理好国家的公式。孔子认为，人的善恶（也即德），藏于心里，怎么才能分辨出来呢？就得用礼来确定了，一个人是不是守礼教，即表示他是善还是不善，这里的善不光指善良的善，范指好坏和德的高与低。并大大的宣扬有高贵的品德的人，以做后来者的榜样，所谓德为体，礼为用，我们现在不也在大肆宣传好人好事，行为样榜吗？可是这样只能使人追求外表的礼仪，而掩蔽内心的虚伪，老子反对这样的明民，而王弼本《老子》却给解释为：善以道治国的人，不使老百姓变得聪明，而将使老百姓变得愚朴，（这与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相似之处）老百姓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他们智慧比君主多，这里的智也被改成了智多，老百姓智多是因为人多，所以要愚化他们，国家才会太平，统治才会稳固。
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老子》第八十章为什么推崇小国寡民而迷惑不解，以为这是他消极遁世的最好解释。
西汉帛本第八十章：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勿用，使重死而远徒，有车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
三国本弼本：
小国寡民，使十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车舟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邦国要小，所管辖的人民要少，这里用邦而不用国，是指诸候封国，而非中央政府，西汉初期复辟了分封制，封国的领土很大，能调动的军队就多，所以国家就越容易分裂，后来武帝施行了一个“推恩令”，即叫所有封 国的国 君，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所有的儿子，而不再只有长子继承，这样一个诸候国就变成了几个甚至十几个小的诸候国，这样，他们的权力就相对变小了，中央政府也就更安定了，使十人百人才能使用的器物不用，（在古代这些器物多是战争所用的东西）如果老百姓担心死亡，就远远迁徒，从有人类之后，人们就没有停止过迁徒，所以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人类活动。而人类迁徒只有两种原因趋利和避害，土地资源的缺乏即是害，战乱也是害，瘟疫的流行也是害，而开拓新的资源是利益，自由自在也是利益，所以老子是鼓励人民迁徒的，结果后边王弼本居然给改成了“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这也跟儒家的观念相符合。至于小国寡民这种做法还不如儒家的治国理念更有用。“有车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是比喻邦国之小，并非要人民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不然，后边就不会有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了，（如果回到原始社会，还能有什么“甘食”“美服”呢？搞不好得去吃生肉，穿树叶了。自然也没有什么俗可乐，居可安了，人们只知道采摘食物，躲避猛兽，哪还有什么风俗啊？搞的好的在草房里，搞不好住在山洞里，能安的了吗？）邻邦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邦国之间和平安定的一种理想的概括。
我所摘要的只是人们所熟知的几个地方，其实被篡改的地方还很多，如此，这哪里是儒家吸收了道家思想，这分明是儒家绑架了道家思想，也即绑架了中华文明！此寄生虫不除，安有中华之复兴？
资料：
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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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弼（226～249）中国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曾 任尚书郎，少年即有文名，卒年仅二十四岁。好谈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风气，世称“正始之音”。认为“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又以为“凡有皆始于无”，肯定名教（有）出于自然（无）。又“援老入儒”，以玄学代替当时逐渐衰微的汉儒经学。其注《易》偏重哲理，扫除汉代经学烦琐之风。所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
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他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这样，中国式的形而上之学在王弼手中已具雏形。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著有《老子道德经注》2卷，《周易注》1卷，《论语释疑》3卷，《王弼集》5卷，《周易大衍论》1卷，《老子指略例》2卷等。现多佚。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王弼集校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