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对于学术界的朋友们来说，2002年春节的鞭炮再响，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因为就在2001年底，让学者们翘首盼望了八年之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以下简称“上博简”)，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该书由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张晓敏先生总策划。由于该书的内容对于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万分珍贵的价值，因而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自2001年12月以来，北京学术界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即举行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至于电话和网上的讨论，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率先刊发了李学勤、裘锡圭、姜广辉、李零等人的初步研究意见，《中国哲学》、《文学遗产》、《齐鲁学刊》着手组织专刊、专栏和专文，上海古籍出版社还邀请廖名春、朱渊清先生编辑第一本论文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一、刷新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

　　上博简是1994年从香港陆续抢购回来的，共计1200余枚，35000余字，是迄今为止，所有已发现的简牍帛书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次。上博简的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等等，若按《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可知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经初步研究，可知上博简包括先秦古籍近百种，内容十分珍奇。在这近百种古籍中，仅有10种左右能与今传本相对照，其余均为前所未见的珍本秘籍。经年代测定，这批竹简的时代均为战国中晚期，推测其出土地点在湖北一带。因此，这批竹简当为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先秦古籍大都遭受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文献学角度看，这批竹简充分显示了其时间之早和版本之原始。如《周易》文本，以往所见最早的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和阜阳双古堆《周易》卦爻辞，其年代都在汉代。上博简《周易》是战国时代的东西，无疑是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文本。又如上博简中《恒先》一篇完整无缺，全篇论述了道家虚静守弱的理论，提出了天地起源问题，可以与郭店简《太一生水》联系起来研究。这对于探索我国古代宇宙生成论问题，无疑提供了又一份最原始最珍贵的资料。上博简中《乐书》、《乐礼》、《诗论》诸篇，对于先秦音乐理论的解密具有特殊意义。上博简的《赋》，可以与战国晚期的荀卿“赋”、屈原“赋”对照研究，将为先秦文学研究开辟新境界。
　　上博简包括先秦古籍近百篇，其中的大宗为儒家文献，其次是道家文献。由于这批竹简出土于属于楚国中心的湖北一带，这就启发我们必须对战国时期楚地学术文化中心内涵问题作出重新估价。在以往，人们一般相信，战国百家争鸣时期，邹鲁是儒学的中心，所谓东方派；三晋是法家的中心，所谓北方派；宋郑是墨家的中心，所谓中央派；而荆楚则是道家的中心，所谓南方派。上博简儒道文献的同时出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新认识：楚地不仅是道家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学术的重点。过去只承认楚国的道家文化而忽略楚国的儒家文化，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二、解开了众多千古之谜

　　这次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收录了《诗论》、《缁衣》、《性情论》三篇重要文献。两个月来，学者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对这三篇文献进行了热烈讨论，获得了一些初步认识。
　　《诗论》是一篇对《诗经》的专论。共计完简、残简二十九枚，1000余字。关于这篇文字的作者，学者们倾向于子夏。文中六次出现的“孔子曰”，便是孔子的学生引述孔子的话。因此，这是一篇孔子后学对孔子《诗》学作记录和阐发的文献。在学术史上，子夏著作大约在汉魏以后就失传了。如今，上博简《诗论》的出现，就意味着两千年来只有传闻而不得其见的子夏著作终于展现在我们21世纪的学人面前。而且，《诗经》学史上的四大公案之一《毛诗序》的渊源之谜，也因子夏《诗序》的发现而有了结案的可能。
　　今传本《诗经》，按“风”、“雅”、“颂”次序编排。而上博简29枚竹简经马承源先生编排而成的《诗论》，其论《诗》的次序则为“讼(颂)”——“大夏(雅)”、“小夏(雅)”——“邦风”。这样的编排次序，或许更接近古诗的原貌。上博简《诗论》特别重视“雅”、“颂”，不仅排序上先“颂”、“雅”，后“邦风”，而且全篇论《诗》引《诗》59篇中(重复不计)，“颂”、“雅”占了41篇，“邦风”仅占11篇，另有7篇则为逸诗。这些材料从学术史上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先秦孔门对《诗经》的认识，到了汉代以后已有了走样。而在以前，我们只能据汉代的《诗》学去理解先秦《诗》学，必然会造成许多误解。上博简《诗论》也许将会为我们了解先秦《诗》学的真实面貌打开一扇敞亮的窗户。
　　《性情论》是一篇有关先秦儒学的重要佚文。其所讨论的主题是心性论。在先秦儒学史上，心性论是一个重要命题。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到了战国后期则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至于孔子的心性论是如何发展为孟、荀的心性论的，在以往缺乏明晰的线索。上博简《性情论》正好弥补了这一学术环节。《性情论》还就心性与礼乐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这为我们讨论先秦音乐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就内容考察，上博简《性情论》与今传本《礼记》中的《檀弓》、《乐记》、《中庸》、《表记》等篇颇为相近。《礼记》为孔子弟子所作，则上博简《性情论》的作者亦为孔门后学。至于其具体作者尚难考定，推测应该与子游、子思、子夏、公孙尼子等人有关。
　　1998年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有《性自命出》篇，与上博简《性情论》内容结构基本一致，但两篇用词却有不同，存在许多通假字。这说明郭店简与上博简是同一原始文本的不同抄本，两者正好相互对校。
　　上博简《缁衣》是一篇儒家政治学文献，其主题是论治政之道。可以与之相比照的则有郭店简《缁衣》和今传本《礼记·缁衣》。经研究可知，上博简《缁衣》与郭店简《缁衣》在内容、章序等方面基本相同，只是由于抄写者不同而在用字上略有差异而已。相比之下，今传本《缁衣》则存在章次不明，语序混乱等问题，正可据上博简和郭店简校正。
　　《缁衣》的作者应该是子思。《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在这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的承传关系大致可循。据《史记》载，子思为孔子嫡孙，曾受业于孔子门人曾子，而孟子又“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荀子》则将子思、孟子连称，学术界因此有“思孟学派”的说法。这样，子思之儒的承接关系应该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门人——孟子。在以往，关于《子思子》的内容，只见于汉代以后的文献，如今上博简和郭店简《缁衣》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未经秦始皇焚毁的先秦版本，这对研究子思学说和思孟学派，自然是意义深远。

　　三、国学研究出现“简帛时代”

　　十九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和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的国学研究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整个二十世纪，甲骨学和敦煌学始终处于显学地位，并对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天文学等学科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上博简这批珍贵资料的出现，已经并将进一步促进国学研究的新突破，迎来一个国学研究的新时代。有学者称，二十世纪的国学研究是甲骨文、金文和敦煌遗书的天下，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则是简牍帛书的天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学勤先生率先倡导大家利用简牍帛书“重新估价中国古代学术史”，裘锡圭先生号召大家利用简牍帛书“重建中国古典学”，饶宗颐先生则在2001年11月举办的北大文科论坛上指出：“出土简册的丰富”，预示着“二十一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