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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超越稳定,重建秩序 
作者:[孙立平] 来源:[] 2007-11-23

这是最近作者在"中国改革步入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今天我谈的题目是超越稳定,重建秩序。转眼间中国改革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三十年的历史意味着改革的历史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超过了一半,这是一件很让人感慨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提出来进行反思和讨论的,这就是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刚才我们从曹远征教授、赵人伟教授的演讲当中体会到,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明显的进展,但因为我是搞社会学,从社会学更加关心的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应当说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远远的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面。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种瓶颈之下。从理论上、逻辑上来说,我们都能够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但是好象只要一回到现实当中,就会有种种的理由,说这方面的改革还很难真正的提到日程上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因素是直接相关的,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特别是是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形成的一种“稳定观”或者叫“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的方式。我认为,在改革三十周年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但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重,使得我们形成式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能推进和这种思维定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些年的历史。为什么政治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好象一搞要乱了;思想和言论自由为什么不能放开,好象一放开就乱了;反腐败的措施为什么不能诉诸社会,好象一诉诸社会就乱了;不同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什么不能正常表达,好象一表达又乱了。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

我最近在几个地方跑了一圈也讲了这个问题,出乎我意料的,地方干部对这点的认同和共鸣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很多地方领导对下级最基本的要求是,“你别给我惹事”。这个事情你做得无论多么的好,但只要这当中出了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就一票否决。甚至在前一段时间,有的地方提出即使不发展也要保稳定。所以我就想,我们现在是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稳定的问题被我们估计严重化了,而且是泛化了。

我用百度搜索包含不稳定这个词的网页有几百页。社会上很多小纠纷,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往往被当成不稳定的事来处理。我查的一个县的不稳定因素排查表,从房地产、制假售假、食品药品等等统统都被列为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被高度泛化了,其实就是这么点事,而且就是一个县里的那么点事,和整个社会的稳定有什么关系?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在现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之下,都被作为不稳定因素,而且按照不稳定的处理问题的逻辑来加以处理。

所以我们重新思考和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上,动用国家暴力、严防死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僵硬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说社会不需要稳定,稳定是生活和发展的前提,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看到,它更多的是指基本秩序和制度框架意义上的稳定,而不能将社会生活当中任何细微末节的矛盾都视为不稳定的问题。

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应该重新来审视和判断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我个人的看法,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着种种的矛盾,但是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危机、大的社会动荡或者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在最近这些年的时间里,有人说,十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我当时就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为什么?我也知道这些朋友其实是好意,更多的想督促政府能够重视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但是我觉得可能另外产生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实际上是起了一个吓唬政府的作用。

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就是所谓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是矛盾的突显期。这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说法,而且在世界上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论证。这些年确实社会矛盾在增加,但是我们看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拖欠农民工工资,拆迁、征地,侵犯劳工权益,谁又能够说明一个国家从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必然要这样大面积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谁能够说明一千到三千美元必然这样的拆迁征地?这些问题和一千美元、三千美元没有什么关系。与其说是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时期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不如说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讲一个总的判断。第一句话是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话是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是社会矛盾突出。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的状况,我们要有一个大的准确的判断。为什么说在社会矛盾还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社会基本是稳定的,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社会弹性的一面。我们过去老是讲社会当中僵硬的那一面,脆弱的那一面,但是往往忽视了它弹性的那一面。其实这个社会有很强的弹性。这里面我至少可以列举八点。

第一点,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我们有一个很大处理矛盾的空间。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弹性,这个弹性不只是改革之后才有,改革前就有。

第二点,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矛盾和危机分散化的效益。比如说像劳资关系,这个现在跟政府关系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市场起了一个矛盾危机分散化的效应。

第三点,经济的发展为解决需要问题提供了条件。许多问题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第四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具有很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

第五点,不同的群体的追求出现更大的差异。不同群体关注的问题,它的追求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

第六点,上层的精英结成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从坏处说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联盟的出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

第七点,社会主义话语的形成,就是一种自我归因。为什么自己穷?为什么自己不成功?虽然这时候有对社会的不满,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上找差距。

第八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八点赋予了中国社会很强的弹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应当对中国发生大的危机,或者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进行准确的判断,从而坚定我们的信心,来不失时机的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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