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改革已是一种迷信和邪教》中表扬了茅于轼的政治经济学大局观，批评了其冒进激进。如果说茅于轼还残留着改革是为穷人服务的朴素情感，而其拥戴者却在捍卫声中走向了反面。先富起来，是为了共同富裕，茅于轼还是徜徉于其中，值得争论的是，目前先富起来的人，是不是妨碍了大多数人穷人的富裕，还有是否就是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如同邓小平说的，共同富裕总有一天要成为改革的中心，是不是这一天已经到了。

茅于轼用一张空头支票来敷衍这个问题：穷人们等吧，再过二三十年，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等”实质上就是“要牺牲好几代人来成就改革大业”。既然要“等”，那么茅于轼拖延了“共同富裕成为改革中心”的紧迫性。而我的《请问茅于轼：穷人还有机会富裕么》，不仅判定现在，而且判定未来二三十年内如果还现在改革秩序之中，穷人是没有机会富裕的。《请问茅于轼：还让富人继续先富下去，穷人继续穷下去》，延续我这几年把共同富裕带回政治中心的努力，提出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大多数人是穷人，改革是为穷人服务的。如果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自由和社会问题（贫困民生）的关系来分析，孙中山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野思路，就变得很清楚，而且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进一步展开。毛泽东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使用极权手段实现政治自由，暂时搁置社会问题，而邓小平加以改变，知道社会问题政治无法解决，只能转化。邓小平让解决社会问题先行一步，进行改革。所以改革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大部分人的贫困民生。

市场经济本来是以公平交易为核心，一种为穷人服务的经济，而不是为富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荷兰，其展开了蓬勃的市场经济。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荷兰，并没有以“国家财富的源泉为焦点，而是集中在贫困和济贫上”。是劳动与资金的结合而不是资金与权力的结合。

霍布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说，古典自由主义把缺乏、贫穷和饥荒登难以解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洛克对私有财产正当性的真正辩解——这一辩解明确的诉诸于共同利益，即消除由来已久的不幸和贫穷，亚当.斯密也将它的全部理论建立在洛克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在私有财产至上的自由经济，才有可能“对最底层的人民”提供买得起的食品价格。

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制度虽然不能像暴力革命那样意图用直接的手段实现公平，但是它可以像中药一样调和肌体，唱过较长时间的调理，可以通过权利的平等而最终实现繁荣和谐的国度。自由主义者欢迎商业社会，因为他们深信不疑的是，经济竞争（同经济不平等一起），将产生足够的经济繁荣，以增加“最底层人民”的福利、个人安全和独立。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这种观点，与后来约翰.罗尔斯所称“差别原则”有着精神上的维系。

邓小平是中国的亚当.斯密。他们同样把把市场经济当作政体的一个部分。当市场经济是政治的仆人时，这时候就是以穷人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而当政体为经济和致富服务时，就产生了异化，变为以富人为目的的重商主义经济。重商主义经济是斯密和邓小平同样反对的。

那就是说，中国当下的，为富人的黑恶市场经济，是后来扭曲的。以房地产业为例。“居者有其屋”是发展房地业的目的，而利润是副产品。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来看，房产一开始就是作为福利措施，而不是房地产公司用于挣取高额利润的商品。中国房地产除了利润之外，更大的是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开发出来的房产，构成主体的应该是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以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为主体，以商品房作为补充，是中国房地产的应有之义，这是中国国情本身决定的。 可是现实中发生了倒置，以商品房为主体，而以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为补充。如果对商品房的价格进行遏制，限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这种倒置也是可以的。可是商品房却成为掠夺其他人的手段，放开而涨起来的价格成为合法的掠夺。

这么说来，在中国当下，关于财富分配，有两种政治正当性的征战：一个改革共识所蕴含的正当性；一个改革中 “先富起来的人” 自己形成的，最有利于自己的正当性，这正当性是前一种的异化。第一种是第一性的，第二种是第二性的，可是很久以后，一直想消灭吞噬第一种。必须看到，为穷人说话，为穷人提供正当性论证是理所当然正确的。支持为富人说话，提供政治正当性的，是改革中迷失目标的羊羔，还自以为义。

在前自由主义的欧洲社会，绝大多数个人被精英当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牺牲掉的手段，这些精英把自己当作了整体。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绝对不应该把自己当作市场经济的化身，当作整体的化身，这样子就让“要牺牲好几代人来成就改革大业”这样的言论出笼了。

绝大多数个人才是改革的动力，而不是企业家。一场战役出色的指挥官固然很重要，可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打不了战，战是士兵打的。指挥官不应该贪“兵”之功。可是如同亚里士多德说，那些为绝大多数人共享的东西，只能得到最少的关注。改革是为了穷人的改革，这是共识，因此渐渐被遗忘。

必须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富人是有“原罪”的，基本在一种掠夺性的市场经济中富起来的。也就是贪了穷人之功。这种富人对中国的发展无益，反而有害，应该加以铲除。所以网络上的仇富（腐）天然正确的，为穷人说话也是天然正确的，其真理程度不下于99%。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昂格尔从世界史采集了下列教训：为防止经济停滞，中央政府必须与人口的大多数人结盟，而反对掠夺性的精英；国家财富和力量，并不依赖于强大的精英阶层，相反依赖于对掠夺性的精英的政治镇压。

在西方，由于自由主义的弱点，绝对所有权、程序正义和自由放任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经济竞争可能导致失“零和游戏”，一方面富者越富，另一方面贫者越贫。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出路坚持政治自由，每一个人独立平等，但经济方面，可以由政府进行再分配，纠正绝对所有权引起社会弊端。对财产权和私人企业所谓的社会效益失去了信心，而更愿意利用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去纠正其弊端并使之变得仁慈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