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周礼》的名称、作者及其成书时代

    《周礼》最初的名字叫做《周官》, 见《史记·封禅书》:“封禅用希旷绝, 莫知其仪礼, 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是其证。《周官》这个名称本来是名副其实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讲设官分职的书嘛, 好端端地为什么要改称《周礼》呢? 是谁改的呢? 荀悦《汉纪·成帝篇》说:“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 王莽时, 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这就是说, 是刘歆改的。后来的学者也都认可此说。为什么要改呢? 据孙诒让《周礼正义》说, 这是因为,《尚书》中也有一篇《周官》, 也是讲官制的,刘歆担心此《周官》与彼《周官》混淆, 所以将此《周官》改名《周礼》。从此以后, 尽管《周官》《周礼》这两个名字并行不悖, 但学者以称《周礼》为常。《周礼》是《三礼》中的第一部, 是宋代以后的《十三经》之一。在儒家的所有经典中,《周礼》既是最重要的一部, 也是疑点最多争论最烈的一部。争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周礼》的真伪上, 说具体点, 就是它的作者究竟是谁? 它成书于什么时代? 如何看待它的来历?

    《周礼》的作者, 有的人说是周公。首倡此说的是西汉刘歆。刘歆的理由是什么, 他自己没说。倒是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周官传序》说, 古文《周官》被发现以后, 在今文博士的一片排斥反对声中,只有刘歆独具只眼, 看出来“周公致太平之迹”全在此书。我们知道, 西汉末年, 王莽托古改制,《周礼》是其改制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据, 而刘歆则是王莽改制的谋士, 被封为国师, 从这些事实来看, 说刘歆把《周礼》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之书, 并非无根之谈。到了东汉末年郑玄为《周礼》作注时, 就把刘歆的这个观点给坐实了。郑玄明确地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礼, 谓之《周礼》。七年, 致政成王, 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郑玄之所以说得这样有鼻子有眼, 大约是他看到《尚书大传》上有这样的话:“周公摄政, 一年救乱, 二年克殷, 三年践奄, 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 六年制礼作乐, 七年致政于成王。”又看到《礼记·明堂位》中有类似的话:“武王崩, 成王幼弱, 周公践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六年, 朝诸侯于明堂, 制礼作乐, 颁度量, 而天下大服。七年, 致政于成王。”两书都有“六年, 制礼作乐”的话, 而《周礼》一书便是“制礼作乐”的具体成果。郑玄是经学的权威, 一言九鼎, 从此以后, 周公作《周礼》的说法, 差不多就成为定论, 至少也是一种代表主流的意见。时至今日, 坚持这种说法的已经不多了。笔者认为, 作为周初最高统治者的周公, 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 肯定要立些规矩, 订些制度; 即令是采取殷人的旧的规章制度, 恐怕也是有因有革, 但这也要经过周公的点头。如果说周公“制礼”的内容指的就是这些, 那没问题; 但如果说周公“制礼”的内容指的就是制作《周礼》一书, 则证据不足。《左传》文公十八年有这样一句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 德以处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杨伯峻注曰:“《周礼》, 据文,当是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 今已亡其书矣。以《周官》当之, 则大误。”这就是说, 即令是当年周公真的写过《周礼》, 也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周礼》。郭沫若说得好:“且古人并无专门著书立说之事, 有之盖自春秋末年以来。其前之古书乃岁月演进中所累积而成者也。”

    《周礼》的作者, 有的人说是刘歆。首倡此说的是南宋的胡安国、胡宏父子, 他们认为《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的。此端一开, 后继者不绝如缕。而真正坐实此说的是清末的康有为, 康氏为此专门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 其中有云:“《周官经》六篇, 则自西汉前未之见, 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 莽传》所谓‘发得《周礼》, 以明因监’, 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 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 其伪群经, 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 此书为首。”意思是说, 刘歆伪造了许多经书,《周礼》是这些伪经中的最要害的一部, 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康氏此书涉及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仅《周礼》, 所有的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 照康氏看来, 中国两千年来的读书人, 统统都被刘歆骗了。康氏这种反潮流的看法, 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响应者也自不少。平心而论, 笔者初读康氏此书, 亦深受震撼; 而三复其书, 觉得也不无可议之处。例如, 前引《史记·封禅书》有《周官》一词, 而《史记》为司马迁所著, 如果说《周官》是刘歆伪造, 怎么会出现在《史记》书中? 这显然是不利于康氏的证据, 于是乎康氏就说:“《周官》一篇, 一部《史记》无之, 唯《封禅书》有此二字, 其为刘歆窜入何疑焉! ”真的是只有此“《周官》”二字吗? 否。实际上,《封禅书》不仅此处有此二字, 而且还有一处引用了《周官》之文:“《周官》曰: 冬日至, 祀天于南郊, 迎长日之至;夏日至, 祭地祗。皆用乐舞, 而神乃可得而礼也。”这段话, 除了“迎长日之至”一句是出自《礼记·郊特牲》外, 其余都出自《周礼·春官·大司乐》。这么一段话康氏竟然没有发现, 至少说明他读书还欠细心。总而言之, 不管什么古书, 只要其中有不利于康氏的证据, 康氏就统统斥为刘歆伪造和篡改, 这显然失之偏颇。而对于《四库全书提要》反驳“刘歆伪造”说, 康氏又称:“其缀辑诸书, 皆与原文少异, 或增或漏, 故示阙略。凡此, 皆作伪者之伎俩, 欲使人疑信参半, 则其术售矣。”呜呼, 康氏可谓善辩矣!

    时至今日, 多数学者认为,《周礼》一书, 既非周公本人所作, 亦非刘歆冒名伪造, 其作者很难指实。在这方面继续纠缠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于是, 学者们转而把注意力投向了对《周礼》产生时代的研究。而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 基本上都是从分析《周礼》的内容入手。分析其思想, 分析其制度, 分析其语言文字, 从中找出其时代特征。但是,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众说纷纭, 迄无定论。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 论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晚世; 郭沫若《〈周礼〉质疑》一文, 论证“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 且说:“余谓《周官》一书, 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 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 纂集遗闻佚志, 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杨尚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一文, 论证《周礼》出自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之手;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 认为《周礼》“是一部战国时的法家著作”,甚至“敢断定是齐国人所作”; 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一文, 论定《周礼》为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 洪诚《读〈周礼正义〉》一文, 在朱谦之说的基础上, 论定:“此书实起于周初, 历二三百年之损益积累而成, 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 陈连庆《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一文, 认为:“《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 是在秦始皇帝之世。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 都与《周礼》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合, 许多不易解释的矛盾, 放在这个历史时期, 基本都可以解决。尤其是秦始皇焚书以前, 国典朝章灿然齐备, 也是完成这一巨著的有利条件之一”彭林《〈周礼〉成书于汉初说》一文, 论定“《周礼》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周礼》的主体思想是由阴阳五行、儒、法三家融铸而成的, 这就是它的时代特征。”笔者认为, 顾颉刚的看法近是, 盖以《周礼》的主体思想颇与《管子》接近也。

    《周礼》, 顾名思义, 是周代的礼。这是传统的解释。张舜徽则认为:“为什么叫《周礼》呢? 周, 一个意思是指周朝, 另一个意思是周遍、周备、周普, 即很完备的意思。而《周礼》的“周”, 不是指周朝, 而是表示很周全的意思。好事之徒将春秋、战国及夏、商、周等的礼汇辑在一起而成《周礼》, 这种解释, 对《周礼》中相互矛盾、相互重复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如果说一人所作, 为什么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呢? 原来《周礼》是战国的好事者将各国的官制、礼制作了一个汇编。”张氏此说一出, 赞成者有之, 反对者亦有之,盖亦一家之言也。

二、有关《周礼》的来历、基本内容及其影响

    《周礼》在汉代并不吃香。在汉代吃香的是《仪礼》。《仪礼》, 汉代只叫做《礼》, 又叫《礼经》。汉代所谓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 其中的《礼》是指《仪礼》, 不是指《周礼》。《周礼》虽然也是先秦典籍, 但出现得较晚。大约出现在汉武帝时。怎样出现的, 说法也参差不同。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序》说,《周礼》一书, 为了躲避秦始皇的焚书被藏了起来, 到了汉武帝提倡儒学时被献了出来, 又因为藏在皇家图书馆里而为一般人所看不到。这是第一种说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景帝时, 河间献王好古, 得古礼, 献之。”河间献王所献的古礼, 就包括《周礼》在内。这是第二种说法。陆德明又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 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 失《事官》一篇, 乃购千金, 不得, 取《考工记》以补之。”这是第三种说法。还有两种说法, 因为不足凭信, 就不说了。《周礼》的来历, 几种说法如此参差不同, 也就难怪人们起疑, 也就难怪康有为大作文章。笔者认为, 对于《周礼》的这种来历不明, 我们毋庸讳言。人们怀疑它, 也是正常的。但是, 怀疑不能过了头, 来历不明与伪造之间还不能画等号; 判断《周礼》真伪的更重要的方法是《周礼》本身, 孙诒让《周礼正义》说:“今检校周秦先汉诸书、《毛诗传》及《司马法》, 与此经同者最多。其他文制契合经传者尤众, 难以悉数。然则其为先秦古经, 周公致太平之法, 自无疑义。”除了“周公致太平之法”一句以外, 这段话我基本赞成。

    《周礼》的基本内容是讲设官分职的。规模弘大,组织严密, 俨然一幅天朝大国的气象。在这个大国中, 至高无上的是王, 即天子。为了治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 就把国家的职能分解为六大块, 即所谓“邦治”、“邦教”、“邦礼”、“邦政”、“邦刑”、“邦事”。掌管邦治的官长叫做大宰, 掌管邦教的官长叫做大司徒,掌管邦礼的官长叫做大宗伯, 掌管邦政的官长叫做大司马, 掌管邦刑的官长叫做大司寇, 掌管邦事的官长叫做大司空。这叫做六官。又把六官与天地四时相配, 大宰是天官, 大司徒是地官, 大宗伯是春官, 大司马是夏官, 大司寇是秋官, 大司空是冬官。后人模仿《周礼》, 把吏部比作天官, 把户部比作地官, 把礼部比作春官, 把兵部比作夏官, 把刑部比作秋官, 把工部比作冬官。这种类比, 也只是类比而已, 不可视为完全相同。在六官之下, 又各自分别设置了六十个左右的机构, 每个机构都有其固定的编制与明确的职守。机构之间, 既有纵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又有横向的分工协作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 可以说是严密之至, 滴水不漏。有了这样一套严密的官僚机构,天子如果要贯彻自己的意志, 可以说是就像身之运臂, 臂之运指, 莫不随心如意。但是, 如此严密的官僚机构, 不要说有周一代做不到, 就是空前统一的秦帝国也没有做到, 所以,《周礼》中的这一套完整的官制, 理想的成分较大, 现实的成分较小。

    《周礼》六篇, 一曰天官大宰, 二曰地官司徒, 三曰春官宗伯, 四曰夏官司马, 五曰秋官司寇, 六曰冬官司空。据马融《周官传序》、郑玄《三礼目录》和陆德明《释文·序录》, 汉时已缺少冬官司空一篇, 悬赏千金也没有找到, 只好以性质相近的《考工记》代替。从此以后, 便有了《冬官考工记》的提法。《考工记》的作者, 经江永、郭沫若、陈直等人考证,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齐国人。至于成书的年代, 则和《周礼》一样,也是众说纷纭, 迄无定论。闻人军《〈考工记〉成书年代新考》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初期, 大致可以肯定。”笔者同意此说。《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手工艺的专著, 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周礼》的第一次公开露脸是在西汉末年。作为王莽改制的理论武器,《周礼》确实是风光了一阵, 而且被立了博士, 有了合法地位。但好景不长, 随着王莽政权的垮台, 其合法地位又被取消。东汉时期,《周礼》主要是在民间流行。到了三国魏时, 今文经学日趋凋零, 古文经学则日兴月盛, 在这种大气候下,《周礼》又被立于学官, 又取得了合法地位。从此以后, 在封建社会中,《周礼》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就再也不曾动摇过。说来也怪,《周礼》虽然好不容易取得了合法地位, 但在广大的士子阶层并没有激起多大的热情。在猎取功名的道路上, 在《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之中,《周礼》虽然是排行老大, 但士子们却往往是选择《礼记》而舍弃《周礼》《仪礼》。《南史·儒林传》记载吏部郎陆亻垂的话说:“凡圣贤所讲之书, 必以《周官》立义, 则《周官》一书, 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 多历年世。”《北史·儒林传》记载:“诸生尽通《小戴礼》(按: 即《礼记》) , 于《周礼》《仪礼》兼通者, 十二三焉。”到了唐代, 情况仍然不妙。《通典》卷十五记载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灌上言:“三礼、三传等并圣贤微旨, 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 务在出身, 咸以《礼记》文少, 人皆兢读;《周礼》, 经邦之规则;《仪礼》, 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 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 以独学无友, 四经殆绝。”由此可见一斑。《周礼》虽然在读书人面前遭到了冷落, 但在统治者的心目中, 在某些政治家的心目中, 它却具有高度诱惑力。北周的宇文泰摹仿《周官》改革官制, 宋代的王安石效法《周礼》变法敛财, 都是一时间轰轰烈烈, 而到头来却不了了之。其中原因, 值得深思。今天, 我们既不需要把《周礼》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 也不会贸然地把它当作富国强兵之书, 但其史料价值却是无与伦比的。《周礼》好比百科全书, 上古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治的, 思想的, 经济的, 军事的, 刑罚的, 外交的, 文化教育的, 工艺制造的, 衣食住行, 应有尽有。当然, 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 必须审慎。

三、《周礼》的主要注本

    《周礼》的注本, 在东汉时已有多家: 郑兴、贾逵、郑众、卫宏等人都分别著有《周官解诂》, 张衡著有《周官训诂》, 马融著有《周官礼注》, 郑玄著有《周官礼注》和《周礼音》。东汉的《周礼》学者, 在学术渊源上, 都是和刘歆一脉相承的。刘歆的一传弟子是杜子春, 而郑兴、贾逵以下, 又多是杜子春的一传、再传、三传弟子。郑玄的《周礼注》是集大成之作, 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被他吸收了进去, 郑玄的注等于说是给《周礼》学作了第一次总结。孙诒让赞誉说:“郑注博综众家, 孤行百代, 周典汉诂, 斯其渊薮。”当然, 郑注不是没有缺点, 甚至是严重的缺陷, 但就其总体而言, 郑注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泽惠后人良多。郑玄的《周礼注》流行以后, 其他人的注本即渐渐佚失。郑注之后, 注释《周礼》者, 据《释文·序录》, 有王肃注十二卷, 干宝注十三卷; 据《隋书·经籍志》, 又有伊说注十二卷, 崔灵恩集注二十卷。这些注也都是昙花一现, 先后亡逸, 群书间有征引, 但孤文碎义, 无关要旨。唐代贾公彦作《周礼疏》五十卷。所谓“疏”者,即不但要诠释经文, 而且要疏通注文。在唐人所作经疏中, 贾疏可列上乘。难怪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五经》中,《周礼疏》最好。”孙诒让亦许其“尚为简当”。但贾疏之作, 亦非空无依傍,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记载和孙诒让的考证, 贾疏是在沈重《周官礼义疏》四十卷的基础上加以重修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贾疏是对六朝人的义疏作了一次总结。清末孙诒让写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 是对两千年来《周礼》学的一次系统总结, 其成就远在郑注贾疏之上,章太炎《孙诒让传》说:“古今言“周礼”者, 莫能先也。”洪诚《读〈周礼正义〉》说:“孙先生以郑注简奥, 贾疏疏略, 难以尽通, 乃竭数十年之力, 重为新疏, 姬汉以下之文, 淹贯网罗, 恢张密织, 既精既博,蔑以加矣。余初学此书, 未能窥其氵矣。寻其大端, 厥有数善。” 洪氏所说的“数善”, 一曰“无宗派之见”,二曰“博稽约取, 义例精纯”, 三曰“析义精微平实”,四曰“以实物证经”, 五曰“依据详明, 不攘人之善”,六曰“全书组织严密”。笔者近年来研习《周礼》, 案头所置的最重要的参考书, 就是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对孙氏《正义》的上述优点深有体会, 拜读之馀, 深表折服。其书纵有小疵, 难掩大德。《周礼》中涉及典章、制度、名物的内容极多, 而清代朴学昌盛, 有关典章、制度、名物考证的著作既多且精, 其绝大部分已收入《清经解》和《清经解续编》中, 此为众所周知之事, 毋庸笔者烦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