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黄牛与牛奶
水牛可能起源于东亚或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西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2]、秦魏家遗址[3]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4]，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
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约5%）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产生乳糖酶的能力逐渐降低，乃至消失，这种现象称之为乳糖不耐（Lastose intolerance）、乳糖酶缺乏（Lastase-deficient or hypolactasia）或乳糖不吸收（Lactose malabsorption）。乳糖酶缺乏的人饮用新鲜牛奶会出现胃胀、恶心、腹泻等副作用，不仅不能消化乳糖，而且会影响其他营养的吸收。对于具有乳糖酶的人来说，畜奶就是营养丰富的完美食品（Perfect food）。
广泛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不到10%，其他地区界于两者之间，中欧20-40%，南欧40-70%，非洲13-90%，印度30-80%[5]。就中国而言，成年人（14—66岁）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6]。人类遗传学研究表明乳糖酶的产生与乳糖酶基因（Lastase gene）有关，是基因点突变（Point mutations）和重组（Recombination）的结果，可分为A、B、C和U四种类型，其中A型与印欧人密切相关[7]。非洲表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为人类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假说提供了又一佐证.
早在1970年Simoons提出了一种解释此种现象的文化历史假说（the Culture-Historical Hypothesis）[8]。McCracken亦以此为例来说明文化进化与人类演化逻辑上密不可分[9]。新石器时代西亚和中亚就有了大群的泌乳动物牛、羊、骆驼、马和能够消化乳糖的人群，挤奶实践成为可能。有图像证据表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西亚已经开始挤奶。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谢拉特提出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10],亦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
东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是猪、狗，是当时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之一[11]，都不适合挤奶。到了青铜时代才有大群泌乳动物黄牛、羊、马出现[12]，挤奶才有可能。甲骨文、金文中亦有关于挤奶的零星记录。但不难想象试图饮用畜奶的人十有八九会有不愉快的经历。随着中原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牛、马、羊成群的景象逐渐消失，饮奶习俗一直未能在中原普及。
由此看来，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者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考虑到太平洋中某些从未与印欧人接触过的岛民100%缺乏乳糖酶[13]，东亚游牧民和农民均受到过印欧人血缘和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
由于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不能像大多数印欧人或贝督因人一样以畜奶为生，因此游牧民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14]，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五、马、骑马与马车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1]。
乌克兰德雷夫卡（Dereivka）斯勒得尼斯托格（Sredni Stog）文化遗址出土的马骨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家马骨骼[2]，后来发现作为研究标本的马骨属于斯基泰文化时代。于是考古学家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了时代略晚的波台（Botai）文化遗址。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3]。
野马或家马无疑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欧亚草原西端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安东尼等发现马在当时人们信仰体系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略早于波台文化的khvalynsk文化墓地中出土了牛、羊、马的头骨和趾骨，表明马、牛、羊在死者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4]。这种以“头蹄”随葬的习俗在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很流行[5]，一直延续到匈牙利人时代[6]。安东尼等坚信马嚼造成马齿磨损可以作为马是否用于骑乘的证据。为此他们专门作了实验，表明行之有效；然后测量了波台遗址出土的19匹三岁以上的足够成熟的马的牙齿，发现了3匹马的5颗牙齿有明显磨损。他们由此推断波台的一些马被用过嚼子，并被骑乘了数百小时[7]。一般认为野马较矮小，高头大马是人工选择的结果。他们还发现波台的马17%高达136-144厘米，与当代美洲印第安人乘骑的马大小相当（130-140cm）。因此他们肯定地指出自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马和牛、羊一样具有类似的经济价值和象征意义。到公元前3500-3000年的波台文化时代，至少部分马已被用于乘骑，并有可能用来追捕野马、放牧牛、羊。
不过，亦有人持保留态度。例如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她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8]。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的遗迹[9]，很可能是普氏野马或其它动物的遗物。也就是说，和西亚一样，东亚没有发现四千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证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10]。 河南安阳武宜村北地遗址出土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东亚养马业已初具规模[11]。甲骨文中有“马方”、“多马羌”的记载，指的很可能是以善于养马著称的方国或部落集团。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马骨可为佐证[12]。这意味着西北养马业要早于或盛于中原。
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尽管不断引进优良马种，“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古称水土不宜，今为生态不适应。马耐寒怕热，特别适应干燥凉爽的欧亚大草原。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师皇、歧伯、伯乐、宁戚应运而生。唐代《司牧安骥集》和明代《元亨疗马集》是中国人对养马业做出的独特贡献。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13]。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引进了无数马匹，大都郁郁而死。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14]。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15]。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遗物。木质车轮已腐朽，据推测轮径为90厘米，有8-12根轮辐，车舆宽约90厘米，未发现辕和轭的痕迹；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
李特尔等仍然坚持真正的马车起源于西亚。早在七十年代他们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16]。埃及的马车无疑来自西亚，并且可以作为西亚马车的代表。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不适于作战和比赛，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17]。
鉴于中亚草原和西亚均存在公元前二至三千年的四轮或两轮原始车辆[18]，皮格特等提出了一种折衷的看法[19]，认为西亚和中亚可能各自独立地发明了马车。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改进。
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孙机[20]、林梅村[21]等曾试图从系驾法和制作工具等方面来论证东亚马车的本地起源。但是东亚没有发现原始的车辆遗物，林已奈夫[22]、夏含夷[23]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24]。这意味着青铜时代欧亚大陆有一条沟通东西的“青铜之路”。
李约瑟早就从一种艺术的马姿（现实中不可能）注意到了东西方之间马与马车之联系[26]。古代汉语中有大量印欧语词汇，Lubotsky认为汉语中的车和一些车具名词是吐火罗语借词[27]，从而佐证了马车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车的读音在欧亚大陆亦很近似，安东尼等坚信马、四轮车（wagon）和马车与印欧语的传播密切相关[28]。殷墟遗址出土的马和马车无疑源于西方或北方。夏含夷注意到甲骨文中“车”出现于武丁后期，仅十六见，其中至少五次是人名或地名，另外四次似乎来自一次占卜，却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写法。他推测这种不稳定的写法表示当时是新近接触马车，正如现代语言中的外语借词的标准化之前有一个即兴变化阶段[29]。很少有证据表明商人在战斗中应用过马车；相反，有众多证据表明他们从西部或北部的敌人手中夺取马车。此外，车的零件如轴、轮、轩、辕、轭、辐、辖等均有车旁，亦表明汉字的创造者先认识整车，后认识车的零件。李家崖文化遗址中马骨和车马器的出土表明鬼方或土方、吉方等西、北方国使用马车不晚于殷商。《小孟鼎》、《师同鼎》、《多友鼎》记录了西周时代戎人使用马车的状况。欧亚草原上众多的车、马岩画亦表明早在青铜时代欧亚之间有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骑术与马、车大体同时出现在东亚。石璋如研究了[30]小屯及西北冈两处出土的遗物后指出车上的武士用弓，步行的武士也用弓，甚至骑马的战士也用弓。但弓与车的关系较密切，弓与步兵的关系次之，弓与马的关系又次之。仅M164墓中弓与马同坑出土，但骑射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Goodrich仔细考察了古代中国骑乘与马鞍问题，指出战国时代才有大规模的骑兵队伍，秦汉时代才有使用马鞍的确证，二者均晚于中亚的斯基泰，应该充分考虑草原游牧民对中国骑马文化的影响[31]。叶慈在《马：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因素》[32]中指出，汉代以前中国和其北部邻居拥有的是一种矮小的本地土种马，汉武帝时代才从西域大宛等地引进良种马。西域良马和苜蓿的引进又一次促进了东亚养马业的发展。马因人工选育而改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亚养马早于或优于东亚。
“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且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33]。马镫加强于人马的结合或共生关系，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而马镫很有可能是东方的发明[34]，在蒙古西征和南征过程中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马镫是东亚人对骑马术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
马的驯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Carles Vila等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细粒体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35]。
马是一种很难驯化却容易野化的动物。因此有野马分布的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都有可能参与马的驯化活动。主要分布于东亚或蒙古草原的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家马染色体数为2n=64，而普氏野马为2n=66，在生物学上不是一个物种。家马是由主要分布于中亚草原的塔尔潘（tarpan）野马（Equus Caballus Ferus）驯化而来。因此中亚古代居民是较早的驯马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每一匹马都要经过驯服（tamed）才能用于骑乘和拉车。因此，后来东亚居民学会和参与驯马的活动是完全可能的。蒙古草原的一些驯马岩画可为佐证。家马的传播过程亦是驯马技术或风俗的普及过程。驯马一直是游牧民的看家本领。
注（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