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儒家理念指导家庭生活是成功的，指导国家生活是错误的，那么指导国际外交事务则是灾难性的！

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和组成它的子系统的运行法则不是一样的，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公式描述就是“1+1>2”。儒家根本理论错误就在于，它把指导家庭生活的伦理原则直接应用到了国家生活、甚至国际中去。如果说儒家理念指导家庭生活是成功的，指导国家生活是错误的，那么指导国际事务则是灾难性的！

儒家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国家内部是有效的，不得不大量篡改历史事实，这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以至于今天我们不得不用考古文献了解真正的中国史，特别是孔子以前的真实历史。

第一个揭开儒家历史体系谎言的是1700多年前的考古文献是《竹书纪年》。晋太康二年（公元281），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人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竹书纪年》凡13篇。《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儒家经典大异，但有的却与甲骨文、金文符合，足见其真实性。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到宋代竟亡佚了，怎么会这样呢？清代学者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语道破其中奥秘：“ 秦政燔书，三代事迹泯焉。越五百岁，《古文纪年》出于汲县冢中，而三代事迹复约略可观。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原来《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实际情况是，《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精心编造的古代历史体系。让我们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但禅让却是孔子编造的。《竹书纪年》上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舜，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

除了凭空编造历史事实，儒家还树立了许多虚伪的政治榜样。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便是其中之一。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 ，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

但在儒家伪造的史料中，故事变成了这样：太甲继承王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起来，太甲被伊尹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伊尹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则回答：“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礼记·缁衣》）。”由是，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王位的伊尹一下子成了大公无私的圣人。

如果说儒家谎言只是混淆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视听，那也就罢了，随着包括《睡虎地秦简》在内的考古文献的出土，历史真实面目早晚要显露出来。关键是，靠谎言支撑的儒家成为中国正统治国理念后，华夏文明便衰落了。

大家想一想，自西晋以后，中华民族总是处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族入侵之中——西晋后是五胡十六国，唐人汲取了少数民族大量新鲜血液才重新造就了一代历史辉煌；然后是五代十国，经历弱宋后，又是元、清的外族统治——毛泽东晚年称“孔学名高实秕糠”，是很有历史见地的。

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再度抬头，今天有人还要学生读经成立儒教。他们将儒学几乎等同于中华文明，甚至将国家推广汉语教学项目也定名为“孔子学院”——孔子学院项目是国家“汉语桥工程”９大项目之一，初步计划将在全球开办１００所孔子学院。首批选拔南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１０多所院校在国外开办１６所孔子学院，让汉语走向世界——就在孔子学院在全球一个个建立起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完成并在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包围！中国的战略环境再度恶化！

将政治和家庭伦理混合起来是错误的。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道德治国曾大唱赞歌，但走上法治轨道的西方人十九世纪就已经意识到儒化的中华帝国内部已经腐朽了，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儒化。

我曾告诉那些主张中国儒化的人说，我不反对儒家伦理原则，我只反对将儒家家庭伦理应用到政治领域。儒家与法治是对立的，比如“亲亲相隐”，老子杀人了儿子就不能去告吗？这些人竟说回答说“亲亲相隐”原则不可能存在于中国法律之中——他们也和孔子、孟子一样喜欢自欺欺人，他们没有一丝科学精神！

由于中国没有陷入欧洲那样长期的分裂状态和儒家对中国政治精英数千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以儒家思想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仍在今天中国外交战略中时隐时现。问题是“和为贵”、“以德报怨”等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根本不适用于当代国际外交事务，用儒家思想处理国际关系将是灾难性的。

18世纪英国外交大臣帕克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一直指导着西方外交。美国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也曾说，美国外交不论是“多边主义、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它们都是被利用的功利主义的工具，就像刀、叉和勺。而隐藏于它们后面的哲学上的计算方法要视其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以家庭伦理道德逻辑指导中国外交，其结果是我们已经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早在1999年，美国《华盛顿季刊》在分析中国的外交时就曾将之比喻成“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 疲于奔命，十分被动。这家刊物接着说：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国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国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他们看不到，外中国在海外有5000万华侨，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极其宝贵的巨额财富。

二战结束后，由于当时蒋介石政府忙于内战，中国没有能够派军队进驻日本，结果是什么？美国人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很强大，已经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当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有客观原因，但日本对华援助的主动权在日方，今天他们在谈到终止对日援助时，总是趾高气扬地指责中国，企图为他们将历史债务一笔勾销寻找借口——中国则又拿起了大家长式的“开阔心胸”！

还有印尼华侨问题，从1965年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大海啸，多少印尼同胞惨死。有一个统计数字说，仅1965年和1998年，印尼共有约50万华裔在排华浪潮中受难。1998年5 月印尼发生排华骚乱，在印尼军方的纵容和唆使下，约有1000多名印尼华人被屠杀、100 多名华人妇女被强暴，年轻女子被暴徒活活扔进火堆烧死；此次印度洋大海啸，在受灾严重的亚齐省许多华人又被印尼人掠劫一空。而我们则一味强调和印尼友好，大量给印尼政府援助；同胞们，我们不要忘记，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和抗日战争中，印尼华侨为祖国作出了多大的贡献。我不知道下次印尼人对华人的大屠杀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我知道，我们愧对他们——而我们得到的只是西方外交家的夸奖——他们在背后一定笑中国是大傻瓜，因为他们自己绝对不会那样作！

我们一直反对西方弱肉强食，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这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再坚持道德外交，儒化外交，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恢复到血与土地的外交原则，那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基础。

有人问我，土地的统一不就意味着战争吗？我的回答是，如果各民族能够自然地完成血与土地的融合，那战争就是没有多余的和没有必要的，因为战争总是导致一个民族大量精英的非正常死亡和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问题是，西方一直坚持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我们反对一切排华法案和排华行动。如果我们不能用和平手段阻止这些行为，我们就将选择土地统一的战争形式并随之配合以血液融合的民族政策。

进一步说，如果美日用武力保持中国台湾现状，人为地将中华民族一分为二，我们就将进行血与火的战争；如果印尼人不立即停止对华人的种族屠杀，我们就将出兵干预；另外，我们还希望恢复历史上和外蒙古、中南半岛各国及周边民族的自由交流，我们反对阻碍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有机体最终实现的所有种族主义！

最后，我们必须警告美国，当它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口号下已经完成对中国军事战略包围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大国，有理由用战争手段实现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统一、安全与和平——美国人必须懂得：美国的家在西半球，中国的家在东半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