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写出此一伟大著作的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敏锐的思想家、卓异的文学家。他以《史记》不屈不挠地抗击了汉朝的暴政，始终坚持代人民立言、在忍辱负重中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世界史上的奇葩——《史记》。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政府和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重视，在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为全世界所景仰。司马迁不为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所能容忍，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自汉以后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不遗余力地詆毁司马迁及其《史记》。汉武帝刘彻腐刑了司马迁又封杀了《史记》，又因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毁弃了其中的《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直到司马迁的外甥杨恽成年后，才将司马迁“藏之名山”’的副本，私刻传世。以后杨恽之被统治者按上了一个罪名，被处于腰斩，妻子儿女被流放酒泉，怕也不是与此无关吧。司马迁的在陕西韩城老家的族人，为了逃避统治者残暴的灭族之灾，不得不改换掉司马的姓，一半人在司的右边加一竖，姓同，另一半人在马的右边，加两点姓冯。现在这个村里还立着一块“同冯不婚”的石碑，因为他们原本都是“司马”一个姓。司马迁的死，据五国维等人的考证，是与武帝同年。这不会是巧合，很大的可能是为垂死中的刘彻所杀害。在这两千多年里，除了王莽时被封为有名无实的“史通子”及为历代一些进步正派的文人所肯定以外，自西汉的武帝，到东汉的班氏父子、王允，南北朝刘宋的裴駰，直到北宋后期的宋神宗宋哲宗，金人王若虚等，无不认为司马迁及其《史记》，是“是非颇谬于圣人”、是“谤书”，定司马迁是千古罪人“罪不容诛”。是与封建统治者对抗的书。到了宋哲宗元祐年间，更遭受到了“焚《史记》于国子”的刧难。这些都证明了司马迁及其《史记》，不是如李国文所说的是“巴结”“讨好”统治者，而是严厉地揭露和抨击了统治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巴结”“讨好”“献媚”于西汉统治者的；这种“巴结”说的始创时间，恐怕是起自五十年代的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专家先生了，前面所提的作家先生，也不过是拾人唾余而已。不过，这位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先生在《司马迁》中的“巴结”说，到了1979年的再版本里已经删除，只保留了司马迁“专心一意地钻研自己的工作，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与信任”。这个“以求得到”“欢心与信任”，也只不过是比“巴结”雅一点点儿罢了，实质上还是说司马迁的写《史记》是为了“巴结”“讨好”汉武帝。大约是到了八十年代，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司马迁研究的讨论会以后，“巴结”说就不大有人再提及了。至于李国文的仍然如是说，就只能算是“巴结”说的回光返照了。 “巴结”说的主要依据，可能是源于司马迁五十三岁时写的《报任安书》。下面就着重具体分析这篇“无韵之《离骚》”，看看里面是否有他们所诟病的“巴结”“讨好”“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和信任”的痕迹。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篇主旨就是“抒愤懑”，是对汉朝统治者愤怒的控诉和抨击，是讨伐汉朝统治者的檄文，它突出而又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司马迁与汉朝统治者的绝裂。全文分为七段。一、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对汉朝统治者的态度：1、断然拒绝任安要求他为汉朝统治者“推贤进士为务”的要求（这本是司马迁所憎恶的中书令的份内工作）；2、强调“士为知己者用”的古训，汉武帝不是知己，当然也就不会为其所用，重申了自己对汉朝统治者“终身不复鼓琴”的决心，绝不再为统治者复进一言。二、确定《报任安书》的全篇主旨是“以晓左右”的“抒愤懑”。三、以说明拒绝“推贤进士”的理由来“抒愤懑”：自己是“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是“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 ”，故尔“朝庭虽乏人”，自己也不能以“刀锯之余”，去“荐天下豪俊”。话说白了：你汉朝统治者如此残酷地待我，现在我虽在中书令的可以“推贤进士”的位置上，也知道你“乏人”，我就是明知有“豪俊”，也绝不推荐。四、以陈述冤曲受刑的本末来“舒愤懑”，表达了对汉朝统治者强烈的愤怒和谴责。司马迁原同所有忠臣良将一样孜孜矻矻，恪尽职守的。后来“陵败书闻”又“见主上惨怆怛悼”，同时又忿于“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此时恰又“适会召问”，便坦诚“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不料“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陵游说遂下于理”。这年司马迁是４７岁，御史是王卿，第二年便换来了著名酷吏杜周。此人是“上欲挤者，因而陷之”，是“专以人主意旨为狱”，且每每“以笞掠定之”。被武帝亲自“下于理”的司马迁落在这样的杜周手里，其狱中刑讯之惨烈酷毒，是可想而知的了。也就在这一年，司马迁受了腐刑，是年４８岁。在陈述中，司马迁追忆自己是以屈原的“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心情，要求自己“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此处“媚”是古汉语中“爱也亲顺也”意，非“谄也蠱也”意，更非现代汉语中“讨好、巴结、奉承”意。“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应理解为：以尽心尽职尽责的工作，希望得到皇上的信任和重用。如果认为这样就是“巴结”，那么古今中外的工作人员，就没有一个不是“巴结”的了。其中更包括李国文），舒发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愤懑，也揭发了武帝昏聩残暴不辩忠奸的昏庸。又以“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表明心迹，与李陵并无任何私交，以驳斥武帝“为李陵游说”的诬罔。再以“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陈明自己完全是出于公心的仗义执言，驳斥武帝横加给自己的“以为仆沮贰师”，以归罪于武帝宠妃兄李广利的诬陷；同时也以此指出了武帝才是因私废公挟私报复的昏君。五、陈诉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一是“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会使冤沉海底；一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会使冤不能伸。“隐忍”，是为了要塑造出高于武帝的伟大；“苟活”，是要在武帝面前显示自己的巍然屹立。六、陈叙“隐忍苟活”的目的是写出“考其行事，综其终始， 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以究天人这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以“偿前辱之责”。用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硕果，显示出了对暴君及其酷刑的蔑视与抗争。七、回应首段，再以“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私心刺谬乎”，重申对汉朝统治者诀绝的决心。全篇都是倾诉淤积胸中已久的愤懑，以及对汉朝统治者势不两立的绝裂。主张“巴结”说的李国文等 人，怎么能从《报任安书》里，得出了司马迁是在对王公贵族“巴结”“讨好”“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和信任”呢？而李国文又怎么能责备“肠一日而九廻，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中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像曺氏父子那样在文章中表现出 “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李国文还说“像司马迁……文学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司马迁是在三十八岁时任太史令工作，开始着手部分“史记”的起草，四十七岁时便因李陵之祸琅珰入狱，中断了“史记”的写作，四十八岁时念及未完成的巨著《史记》才甘受腐刑，五十岁时出狱改任本由太监担任的中书令工作，此时与写史已经是完全无缘了，汉武帝就是要用这个太监的职位，以继续羞辱迫害折磨摧残司马迁的身心，此后的司马迁只能天天像太监一样时时伺候在汉武帝身边。司马迁是用中书令的工作之余继续完成了《史记》，并修改了以前写的草稿。这与 “谋生”已经是毫无关系。到五十五岁时，《史记》方全部定稿而“藏之”的了。被汉武帝谋杀时约为五十九岁。说司马迁以写《史记》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显然是以自己之心度司马迁之腹了。当然，仅是为了“谋生”而“文学”如李国文，也没有什么不妥，不过要注意的是：一、正式写《史记》时的司马迁吃的是中书令而不是太史令的俸禄，写不写都与“谋生”无关；二、写稿有费，也是在清末民初时才有的吧，司马迁的写《史记》也是有稿无处投，是挣不到稿费的，所以也与“谋生”无关。李国文的“像司马迁……之流，……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谋生手段”，也完全成了无稽之谈。是为了说说俏皮话而使自己显得愚蠢可笑了。

在国际上被奉为珍宝的“无韵之离骚”，为什么却遭受到后世子孙的如此这般的诟辱？这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他们应该都是“学富五车”的作家先生呵！

从司马迁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性格，都不可能有使他去向统治者“巴结”“讨好”“低三下四”的可能。他是舞戈的刑天，填海的精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脊梁骨。在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及对以后国内国际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说“巴结”的，如果仅是因为年青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是有点年纪了的“家”也这么信口雌黄，可就有点黄口老儿的味道了。

司马迁原是期望：“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豈料，在司马迁死后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却竟还是“虽累百世，垢弥甚尔”，这真是“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人言的了！司马迁泉下有知，能不悲愤么！。

附记：此稿原写于1996年，投《文学自由谈》后不见采用，就弃置一边，不再过问。最近又看到李国文发表在《文学自由谈》的《司马迁之死》，那种颠狂的基调和那种洋洋自得的口吻依然甚健，故搜出旧稿，以表“自由谈”圈外还有自由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