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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佚名] 来源:[洞见2016-01-29] 2016-08-17

    问过不少朋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国家受到了侵略,你会拿起枪走上战场么?得到的答案大多数是——想,但是不敢,也可能会当逃兵。

    不过,我还是坚信,如果他们真的赶上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非常勇敢地战死沙场,只是这份勇气,藏在了一个他们自己都无法窥探的角落。这份勇气的内核,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华人,所共同认可的那四个字“中华民族”。

1.抗战与抗金的故事

    抗战期间,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一个中国底层军官:你觉得中日之战,最后我们能赢吗?

    军官回答说:我们中华民族必胜。

    记者又问,那战争胜利后你准备做什么呢。

    军官回答说:胜利后我肯定已经死了,这场战争军人肯定是要死光的。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这是全民的抗日。历史回倒千年……

    “迎回二圣,还我河山”这是岳飞的抗金。两句话同样气壮山河,但其中却有着莫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个叫做“国家意识”的东西。

    什么事国家意识?解释这个概念之前,我们讲一讲有关抗金的故事。

    南宋抗金期间,曾经有人问岳飞:“什么样的士兵算是好兵。”岳飞回答说:“执抢不抖,口中有唾。”这个要求好低呀,是不是?要知道,就是为了一群这样的士兵,当年宋高宗自己紧衣缩食,省下钱送到岳飞的前线。因为高宗知道,即便有岳飞这样忠君的将领坐镇,一旦断了饷,那军队是要崩盘的。

    为什么会崩盘?因为在那些南宋士兵眼里,我们保的是皇上家的江山,而不是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一个国家。因此,当兵吃饷才是他们战斗的底层逻辑,其他所有堂而皇之的理由,不过都是锦上添花罢了。

    这些士兵与那个抗战军官之间,就差着一个“国家意识”的距离。

2.两个花木兰的故事

    在南洋华侨机工纪念馆的纪念墙上,镌刻着3000多名华侨机工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而这3000多个故事共同写就了一段“滇缅公路”的故事。

    滇缅公路,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于1938年开始紧急修建的。它从中国昆明通往缅甸腊戍,再与那里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当时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都已经被日本占领。中国抗战的所有物资几乎全靠这一条公路。

    由于中国当时会开车的人很少,在国内根本找不到足够的司机组织起运输队伍。于是,南洋华侨自发组织数万人回国开车。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驾驶员几乎都是归国支持抗战的华侨,他们在腊戍可以领一部车开回国内,参加抗战军用物资的运输行列,这批爱国华侨就是“南洋机工队”。

    而这些回国抗战的司机当中,不少都是家境殷实的热血青年年,甚至还有很多富家子弟。他们冒着敌人飞机的枪林弹雨,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由于道路艰险,每一趟运输都有十几辆车滚下山去……

    这个运输队中,有一个名叫李月美的华侨。她女扮男装,从新加坡回国参加
抗战的华侨机工队,被誉为“当代花木兰”。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花木兰从军是为了顶替年事已高的父亲,虽然建功立业,但一开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李月美却是放下安稳的生活,一心回到祖国冒死抗战。

    这自愿与不得已之间,也差了一个“国家意识”的距离。

国家意识,塑造于一个词汇和一场战争

    在清末民初以前,其实大家是没有在一起是一个国家的概念的。

    千百年来,在老百姓的概念里都是:我管他谁做皇帝,还不都是纳粮?这在本质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长期以来老百姓只认家天下,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所谓国家,应该是所有国民想象中的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包括了土地,更包括了对我们这个群体的集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一旦被侵害,每一个人都会弹射出一个巨大的能量——拼命。

    我们是如何开始萌生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认识呢?一个词汇的启蒙和一场战争的催生。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华民族”并不是古而有之。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是梁启超先生。

    “民族”一词,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在19世纪末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至此,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

    中华民族虽然由梁启超先生提出,但它真正印在每一个华人心里,却是因为八年抗战。

    日本侵华,让每一中国人更加清楚地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整体,让每一个华人都清楚地感觉到,我和祖国是一个整体。全球华人的心,历史性地第一次被凝聚在一起。

    慢慢地,我们才真正形成了意识里的国家概念,一个被所有人认同的整体,它不容侵犯。

    因为有了在一起的认同感,中华民族才真正在疆域概念和抽象意识里同时存在。八年抗战,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在一起的力量。

    木兰上战场不再是因为“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好士兵的标准也不再是岳飞说的“执抢不抖,口中有唾”。

    因为有了在一起的认同感,1949年建国后,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回来建设祖国。

    从1899年梁启超先生第一次使用“中国民族”的概念,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人用了46年,找到了凝聚在一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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