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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 
作者:[欧立德] 来源:[豆瓣网2016年6月27日] 2016-07-15

  编者按: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责任是要在正确的语境中理解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对于那些看上去很熟悉、意思也很相近的术语要谨慎使用。我们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做出判断,应该始终批判性地去思考这个满洲人统治的天下是怎样的一个天下,他们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

  传统的欧洲知识分子历时甚久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拥有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过去”,而是像法国、德国或英国那样拥有自己的“历史”。19世纪和20世纪的史学家之所以会普遍认为中国缺乏变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也没有工业革命。兰克(Leopold von Ranke)总结道,中国是一个陷于“永久停滞”的国家。虽然史学家们对于中国这种不变的特性存有某种程度上的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几乎都认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来实现所谓的进步和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直到西方列强到来后,中国才开始了这一进程;它被动地从长达数世纪的蛰伏中苏醒过来,卷入到了世界事务的浪潮中,从此才真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种源自于黑格尔影响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达到高峰,对中国也具有同样深刻的影响:今天中国的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影响,认为中国是在19世纪中期,当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打开其“封建主义”大门的时候才开始发生变化,赶上所谓的历史潮流。不过,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新趋向,就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特点,而不是用从欧洲的历史经验所建构出来的叙事标准来看待中国历史。受此冲击,黑格尔历史观的影响开始削弱。也就是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益明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学术趋势开始在学术界稳步确立,有效地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历史经验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的普遍认知。当然,在美国,对中国史的学习还远未完全融入美国的比较史课程中,一般的学生还不一定熟悉诸如朱元璋和乾隆皇帝这样的名字。但与此同时,除非中国能够以某种形式被包括到比较的视野中,否则宏大的历史推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被接受。换言之,至少在北美史学家们的眼里,中国终于拥有了历史。

  然而吊诡的是,当西方人在中国发现了历史时,“中国”却开始从历史中消失。但或许这“消失”也正揭示出中国自身历史经验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在功力。

  一、“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符号

  我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将中国看做一个不断变化的符号并不是要否定曾经存在,或是现在还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各种政体这个历史现实。中国当然不会真正地消失,而且也没有消失的危险。相反,我说的“从历史中消失”,指的是没有一个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可以被认定为是单一的、统一的,包括今天我们所指的“中国”的政治实体。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国旗、国歌以及联合国席位的国家。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则应该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中国和人们所称的“中国的概念”予以区分,因为这种中国概念只是一种设想或一个过程。在过去的三千多年里,这种中国概念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战国时期的“中国梦”,正如现代埃及不是法老时期的“埃及”,现代希腊不是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一样。

  众所周知,“中国”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世纪;当时带有这种含义的术语不止这一个,但它可能是最为常用的一个。作为一个持久使用的符号,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之所指代也是不同的。在周代,“中国”包括周朝中部的诸多诸侯国,其疆域频繁变化,后来逐渐占据了北部和西部边疆的部分“外国”领土。在自宋(960~1279)至清(1644~1911)各代被称为“中国”的地图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疆域的变化。换言之,我们所谓的“中国之消失”,只是在强调这样的观点:“中国”一词的含义不是唯一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应当承认,历史上“中国”的名称、意义和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它的地理、人口组成和文化都在不断变动,把它们凝聚在一起并不是自然而然或轻而易举的,而是常常需要通过军事征服等多种手段才能够实现。

  这种对中国的多元化理解并非一种全新的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不同来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中国史学家的研究与此有着紧密的关联。傅斯年、姚从吾、顾颉刚和陈寅恪等学者,自觉运用了他们在欧洲学到的史料批评方法,并依据田野考察、考古和各种档案,而不只是古典文献,推翻了公认的中华文明乃统一的、线性发展的各种理论。他们在对历史记载进行解读时,强调的是历史的中断。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具有不同形式、实践和理念的合成体一直在发生进化。他们认为,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在这些学者中,姚从吾和陈寅恪的研究与此最为相关。他们专门研究七百至一千年前的历史,那时北方诸强大民族如契丹、女真和蒙古等通过武力侵入中原,分别建立起了辽、金和元朝。通过强调中国文化的多种起源,这些历史学家对过于简单化的中华民族连续性的、“古往今来,从来如是”(always-already)的叙述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其他只看到一个中国,他们则发现了多种不同定义的“中国”。他们认为历史是发展的,而非静止的,而且认为历史是多样性的,而非一贯统一的。不过,他们这种多元化的阐释最终湮没于一个统一国家的声音中。

  在追溯了20世纪前半叶的这种学术趋势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出发点截然不同,二战前日本的史学家也同样关注相同历史时期以及清朝(由另一个北方民族满洲建立)的异族统治。白鸟库吉和稻叶岩吉等学者都强调指出,这些政权统治了整个中原或是中原部分地区很长时间,事实上,几乎是公元一千至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有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所在是使草原民族的各项制度习俗适应了管理定居农耕人口之所需,同时,他们也吸纳了所征服民族的部分文化习俗。由此而合成的政体在吸收了以前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后,推出了新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尽管人们已经不再普通视这些统治者为“夷狄”,但他们也没有同化为中国人。当然,一般认为,一旦夷狄进入中原,就不可避免地、也不可逆转地被汉化了,被吸收和融入了永恒的、无差别的中国人之中。

  总之,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这一史学潮流的基本假定是,所谓“中国”和“中国性”是历史的产物,是不同人群、不同观念以及物质技术的结合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具有弹性,极易发生变化的一种历史建构。人们之所以难以接受这种历史阐释,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观点与20世结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的主流论述是不一致的,尤其是与大一统的、永恒不变的中国传就思想相冲突。不论是学术著述还是通俗历史读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陈寅恪等人的论述与那些更为简化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方法论都格格不入。

  二、征服与同化

  在欧洲学者当中,有几位杰出的学者与陈寅恪(或者孟森)的看法相当一致,如伯希和(Paul Pelliot)、魏特夫(Karl Wittfogel)、傅吾康(Wolfram Eberhard)和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傅吾康在其出版于1952年的《征服者与统治者》中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譬如“什么是中国?谁是中国人?”他之所以提出这问题,是因为他拒绝套用当代的整合社会(integrated society)的概念去理解现代以前的历史。傅吾康带有批判性的研究方法与目前新出现的评论非常吻合。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外部、从“他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内部来寻求这挫问题的答案;毕竟,是这些“他者”当初促进了整个认同的形成过程,正如南宋的陈亮(1143~1194)所言:“圣人以常典卫中国,以封疆限夷狄,有中国必有夷狄。”这些研究领域各异的学者都对边疆民族和非汉民族的历史感兴趣,这就导致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单一的、永恒的中国”这种叙事逐渐遭到削弱,人们对这一叙事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并且希望探究这些边疆民族的地位、历史和形象是如何与这个多元化的、今天称之为“中国”的政体相联系的。

  这一研究趋势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对于被称之为“征服王朝”历史的新探索。在涵盖辽(907~1125)、西夏(982~1227)、金(1115~1234)以及元朝(1206~1368)历史的《剑桥中国史》第六卷中,傅海波(Herbert Franke)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指出了这些朝代所拥有的共同特征,其中包括:

  (1)借助军事优势,联合地方士大夫精英阶层,共同获取权力并确保权力的安全;

  (2)建有多个首都并且在它们之间进行季节性迁移;

  (3)在经济、法律、社会和政治方面区分不同族群的地位;

  (4)领土跨越农业和畜牧业区域;

  (5)使用多种宫廷语言;

  (6)宫廷文化的混合性;

  (7)各种政府职位主要由非汉人担任;

  (8)地方分封和议政制与中央集权和等级化的制度之间的张力。

  在这些地区,征服王朝显示出与传统中华帝国模式所不同的特征。这些异族统治在坚持他们本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和实践的同时,还试图统治与其语言、行为方式极为不同的大量定居人群。因此,所有这些异族统治者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即在他们作为族群统治者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和使其统治合法性获得稳定而普遍认可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一合法性必须同时得到游牧民族和汉人精英阶层和平民大众的认可。

  清朝与辽、金、元拥有许多相似特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除了日本学者外,大部分研究者都将清朝与其他征服王朝区分开来,认为除了一些稍具独特性的方面之外,清朝在本质上延续了明朝的统治。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当然有其道理。但是,这种对于清代历史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会使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易于解释在过去的三百年中,中国是如何被非汉民族统治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历史学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因为至少清代在前二百年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当然,前所未有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清朝最后几十年的统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并不能改变清朝统治持续了将近三百年这一事实。学者们为了给推翻满洲统治的民族革命寻找合理的理由,以“华夷之辨”的逻辑宜称满洲人作为“夷狄”没有资格统治汉人居大多数的中国。同时,对于没有资格统治中国的满洲人之所以能够进行长期的统治,学者们提出了“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观点,认为满洲的成功是因为满洲人被汉文化同化了。上自满洲皇上,下至满洲庶民,征服者已经被被征服者同化。中国的民族自豪就这样在明显的屈辱下得以保存。这样一种叙述自然会导致某些后果:将历史上“外来民族”进入中原称为“统一中国”而非“侵路中国”同样会引起一些爱国汉族人士的不满。如果想找证据,只要在网上花五分钟的时间搜索一下“阎崇年事件”一词就足够了。

  直到20世纪末,人们依然普遍认可这样一种关于清朝的观点:满洲人虽然最初是“他者”,但是很快被同化,最终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汉化,成为准汉人(ersatz Chinese)。目前还有一种观点是“满、汉之间并无二致”(持此观点者通常不愿意把满族当做“真正的少数民族”),因此,认为清朝统治与辽、金、元相似的观点被认为是荒谬的;除了少数特例,清朝和其他征服王朝的历史研究是被明显区分开的。正因如此,虽然现代中国和包括清朝在内的征服王朝之间的联系之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联系却被忽视了。[page]

  三、“新清史”

  最近十五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却发生了根本转变,清朝越来越经常地重新与辽、金、元放在一起加以考虑。而这恰好与清人自己当时对清朝历史特质的理解是一致的:清朝的精英们自己便认为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成就是沿袭了辽、金、元的足迹的结果。换言之,清朝与这些朝代之间的平行不但仅是我们历史学家今天的观察;对于17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了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一种取向,避免了大汉族沙文主义的预设,更加注重同样是这段历史不可分除的组成部分的“他者”的观点。简而言之,将现代中国国家的出现和征服王朝联系起来,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唯民族主义的、重新看待历史的途径。具体而言,从满洲的角度重新审视清史,可能会给我们理解现代中国以及中国认同的形成开启新的路径。我个人认为这是有道理的。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在最后一个征服王朝清朝的废墟上建立的,它们也因此继承了清朝的人口、制度和领土遗产。如果我们能够更重视清朝本身具有的满洲特性,以“大清国”(满文为Daicing gurun)为主体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很可能会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现象。

  这种满洲研究视角的转变是具有可行性的,因为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征服王朝,而且它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其中有汉文档案,但是更为特殊的是,它还留下了大量满文史料。利用这些特有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探究“大清”是如何转变成一个“一直以来都被称为‘中国’”的现代国家的。在我看来,一个关键的出发点是,了解满洲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这是理解清代中国这个模糊的历史概念是怎样变成今天的“中国”的重要环节。

  将满洲人看做清帝国的统治民众(imperial people),这种新的视角意味着他们正在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historical subjects)被重新载入各种历史叙事中,而不再是老套路的“夷狄”、反动的封建暴君,或是软弱军队的寄生虫。应该说,这一认知上的转变正是有时被称为“新清史”的学术努力的核心内容。“新清史”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北美学术界开始成为可辨认的学术潮流;我认为它对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阐释的基本观点是,满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因为其适应其他文化的能力(或涵化,acculturation),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作为一个征服民族的特性;不只是因为满洲人以中原人的身份来进行统治(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因为他们也是作为内陆亚洲人来实行统治的。因此,要理解满洲统治的重要意义,至关重要的是理解满洲人是谁,他们的政治、军事、法律机构是如何运转并如何合成为一种帝制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帝制视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的”帝制,而是应当看到它是清朝专有的,与世界其他前现代帝制有类似的政治体制。可以说,这是“新清史”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在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满洲人的活动时,“新清史”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满洲人被单方面地彻底汉化了这种传统观点。尽管支持“新清史”基本观点的史学家承认满洲人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规范,但是他们反对用极为唯我主义的“汉化”概念来探讨这一问题。研究表明,满洲人尽管在中国人中生活了很多世代,他们也一直在吸收中国的文化,但仍然不能说是被“同化”了,只能说是被涵化了。我们还可以发现,有清一代,中原文化一样接受了满洲人以及内亚文化的影响。对清代的这种新的阐述已经使得某些争论发生了变化,即在最后一个王朝,“中国”和“中国人”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傅吾康和陈寅恪所提出的那些关键问题中。

  这一转变又引出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作为研究清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如果我们真正将满洲人视为满洲人,即将其视为真正的“他者”而不是准汉人的话,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充分使用满文文献,但是这种满语文献应该是原文,而非译文。对蒙古语、藏语和察合台语文献也是一样。如此,整个研究条件和环境就必定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发现,满洲特征以及对满洲特征的意识不只是存在于17世纪,还存在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甚至一直到辛亥革命,那么我们应该对我们所讲述的清史做出何种改变呢?如果我们不只是把清朝皇帝作为中国人的皇帝,还把他视为满洲人的大汗,以及蒙古汗的继承人,那么这个皇帝看上去又会有何不同?我们对宫廷政治、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的分析会有什么不同?对清代的军事征服,以及将蒙古、新疆、西藏和台湾纳入到大清国版图的认识又会有什么不同?换言之,如果满洲的历史必须修正和重写,是否要对清史的许多方面都必须重新进行考虑?那样的话,我们同样必须重新考虑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21世纪中国的未来

  总之,通过仔细研究清朝统治下的内陆亚洲地区,“新清史”所寻求的是回归到以前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所建构起来的强调历史之多样性和偶然性的学术话语中。而且,“新清史”还试图将学术探讨延伸到与身份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相关的领域,从而将满洲统治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视角中,并把清朝帝制史研究与世界其他帝制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四、大清皇帝的多面性

  满洲和内陆亚洲在清代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新观点已经重塑了一些历史叙述。由于篇幅有限,这一问题不在此进行全面论述。但是为了增进对“新清史”的理解,我将从两个方面来对此进行探讨:政治和领土。在我看来,满州统治在这两方面对现代中国具有明显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认为,清朝统治者采用了一系列的体制和行政的方式方法;它虽然吸取了明朝的经验,但在很多方面又不同于中国的先例。我们只要看看军机处、理藩院、八旗制度或者总督的设立,就可以看到清朝的明显创新。但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最关键的方面,即皇位体制(emperorship)呢?正统思想中的有道明君理学观念是清帝国政治的核心,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全面反映出清朝皇帝的身份。传统的中国皇帝并不狩猎,至少有几个世纪,围猎并未纳入到宫廷仪式之中;典型的中国皇帝不会说外语;中国皇帝只判秋审,而不裁判摔跤或射箭比赛;他不会亲征到戈壁沙漠(“传统的”中国皇帝最后一次率军远征发生在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遭遇惨败);他少有巡游全国的习惯,在“良民”前露面;他身边没有异域的博学之士;中国的皇帝不会将自己置于喇嘛教密宗大师的监护下,去学习神秘的佛法,更不可能在宫中从事萨满教的活动。

  然而,上述这些事情,17、18世纪的清朝皇帝却都做过,甚至不止于此。因此,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对于清朝皇帝的身份形象不能仅仅用关于“中国皇帝”的理解方式去思考,我们还应该将皇帝、汗和转轮圣王(chakravartin)集于一身。这样一来,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清朝的统治所建之于上的基础,实际上与传统的正统思想和权威相异甚大。例如,在强调清代皇权的普遍性(或说普世性)时,研究的重点之一就在于达赖喇嘛和清帝之间建立在宗教领袖和宗教庇护者的理念之上的关系。而且,正如当时文献和图像所示,这两者分别是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身:乾隆帝尤其注重这种形象的建立。大清皇帝是藏传佛教的最重要的资助者。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宫殿里,西藏的宗教艺术品、礼器和经卷比比皆是。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政治装饰。我们知道从1745年起,乾隆帝从他的国师三世章嘉活佛那里受到了密教的启蒙,每天都要学习和默念。如果这还不够证明乾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那么再看看乾隆的陵墓,他的地宫到处都是梵文咒语,但却看不到一个汉字。

  从这个角度对大清国的官僚机构展开论述,就会发现用纯粹的“汉族中心观”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在满洲的统治下,帝国体制和皇帝本身既是多样性的,也具有普世性,它借鉴了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各种政治传统,并将它们予以创新、理想化和实用化。在这方面,满洲帝制不太像是理想化的中国帝制类型,倒像是世界历史中诸如奥斯曼或莫卧儿这样的帝制类型。迄今为止,学者们仍在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帝制的含义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却忽略了大清帝国的模式,但对这一模式的讨论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多。[page]

  五、边疆与帝国

  满洲统治的特性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包据“中国”自身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些重要意义。人们早就注意到,现代中国的地理疆域奠定于满洲统治时期。也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对内陆亚洲和中国内地采取不同统治模式的大清帝国给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带来了多么大的挑战。一方面,新民族主义非常强调汉民族要把握自身的命运以及与满洲的差异和自治权;另一方面,除了章炳麟以外大多数思想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会产生地缘政治上的现实结果。因为那样意味着可能将失去一半以上原属于清朝的领土,而新共和国希望拥有全部这些领土。简而言之,汉族革命知识分子面临的尴尬境地是,他们从精神上是明朝的继承人,而在政治上却是清朝的继承人。为了摆脱这一尴尬境地,他们开始重新对“中国人”进行定义,认为这一群体并不局限于汉族,还包括以前他们所痛恨的包括满洲人在内的所有臣服于清帝的民族。于是,除了外蒙古之外,基本上清朝的边疆与内地各省(也就是明代中国的领土)一起,形成了今天所称的中国。

  除少数个例,今天的中国对各地的统治非常成功,对以前的清朝领土拥有主权的法律宣言也很有说服力。不过,现代中国的地图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即万里长城不再是边界的标志。

  众所周知,自宋代到清代,甚至包括清代在内的地图中,长城一直是中国领土的北部地理界线。在许多欧洲地图中也是如此。今天,虽然长城仍是中国的栋志,但它已经失去了作为不同文明间地理界线的历史作用。在“新清史”的语境下,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它的这种作用丧失于清朝。

  满洲人使得长城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作用是东亚史和世界史中的伟大篇章之一。17~18世纪,俄国和清朝这两个大陆帝国开始将它们的统治向中亚和内陆亚洲扩展,除了极少数地区外,它们将其余一些一向独立的部落、小国家和小汗国都并入了各自的疆域:这对游牧政权的衰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于战略考虑,清朝的建立者在进入中原前,就已经认识到不仅要拥有对各女真部落的权力,而且还要拥有对蒙古东部各部落的统治权。在清朝战胜距其最近的察哈尔蒙古汗国并赢得漠南蒙古诸部效忠之前,先进行了多年的军事、外交以及宗教努力。后来又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征服了统治蒙古高原中部的喀尔喀蒙古。此后清帝所面临的强劲对手是准噶尔。清朝与准噶尔的斗争又历经了雍正和乾隆两代人,最终于1758年打败了这个最后的游牧帝国。至此,清朝完成了对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鄂尔多斯、北面几乎到贝加尔湖的整个蒙古草原的统治。

  为了确保清朝对蒙古和西藏的安全统治,满洲人认为有必要对哈密和吐鲁番的穆斯林进行统治,并对塔里木盆地进行军事干预。集军事力量、行政体系与部落统治为一体的清朝,永久地改变了东亚的历史原动力,内地各省和边疆地区被纳入了一个以北京为帝制中心的稳定的轨道当中。这种帝制的构成并非在清朝才首次出现,早在元代、唐代和更早的汉代就有过类似的成就。但这是最后一次,而且,它的地理形状至少有一部分一直保留至今,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的版图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对于清朝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行使最高统治权和宗主权的历史过程的解读,让我们认识到,从绝对意义上讲,今天地图上的我们所认为的中国是对满洲统治者建立的清帝国的一种现代重构,是一种重新例化(reinstantiation)。毫无疑问,清朝统治者再现了“大一统”,而“大一统”直到今天仍然经常出现在学术演说中。但是像清朝这种前现代帝制的政体与现代国家的政体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尽管清朝与现代中国在人口和地理方面都存在很大程度的重迭,但是这种重叠并不是完全的重合。

  六、重新以清朝为中心

  事实上,我们寻求“真正的中国”是徒劳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自身在不断进行重新构造,这个进程永远都不会终止。人们通过使用那些熟悉而神圣的名词来保持历史虚构的延续性。我在这里想强调,“中国”这一术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词汇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的符号,但绝不是一个空白的符号。毕竟,我们在将法国称为“法国”,不管我们谈到法国时它是一个王国或是帝国,还是一个共和国,它们不一定必须有完全对称或是等同的含义。“法兰西万岁!”指的是法国,而不是任何法国的政体。难道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满洲人本身有时候也将他们管辖的土地称为“中国”,不管是在汉语还是满语中都是这样。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清朝会经常使用“中国”这样的术语,在17世纪清朝对东北和18世纪对回疆的声明中也会发现“中国”这一称谓,但是这些用法并不一致。如果在《大清历朝实录》中进行搜索,可以发现1644~1911年有1088处提到了“中国”。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上汉人居住的中国内地。而在清代的很多地图中,譬如在雍正时期的地图中,所有中国内地以外的领土都是以满文标注的。所以,这些用法中存在着区别。其余三分之二的“中国”指的好像是整个国土,这大多出现在处理对外事务,如俄国、朝鲜和以及葡萄牙以及准噶尔的事务中,或是出现在一种历史或是文化的语境下,如在谈及“中国船舶”或是“中国算术”的时候。因此,总的来说,清代对“中国”的用法是有些模糊不清的。这种不一致可能会让生活在单一民族国家的现代人混淆,在单一的民族国家中,这些定义应该是一清二楚的,但它也似乎并未给时人造成多大的困扰。当皇帝将自己称为“中国之主”时,我们不禁会问,“中国之主”究竟指的是中国内地各省的统治者,还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但也许我们所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很可能是二者兼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理解“中国”概念的不断变化。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的回答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责任是要在正确的语境中理解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对于那些看上去很熟悉、意思也很相近的术语要谨慎使用。我们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做出判断,应该始终批判性地去思考这个满洲人统治的天下是怎样的一个天下,他们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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