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造反夺了秦始皇的江山，为了让自己合法就要让秦始皇无道。于是自汉代以后，几千年来人们都在说“秦法细密，百姓动辄触法”，而刘邦的“约法三章”则被认为是在施仁政。王立群教授借助百家讲坛这个媒体大喇叭，又把这种错误的论调广播了一遍。然而，正确的结论正好相反，法越细密百姓越不容易触法，执法者随意性越小。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正是从无法到有法，从粗法再到细法的进步过程。刘邦的“约法三章”比细密的秦法更残暴。

　　很多网友也许没有看过《真秦始皇•仁定四海》，鉴于此，我把书中有有关文字照录如下，以供各位朋友分析批判：

　　法律越细密具体，百姓触犯法律的可能性越小，而官员的执法难度越大;越粗放笼统，百姓触犯法律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官员执法难度越小。

　　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同意我的这个结论，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最能说明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开始。有一个村子里一对农民夫妇闹矛盾，妻子一气之下提出离婚，丈夫不答应。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丈夫试图用强力和妻子性交。妻子不干挣脱往外跑，丈夫紧追。

　　结果是跑出村子很远之后，丈夫终于追上了妻子，并在附近一个没有建成的民宅内，强行发生了性关系。

　　夫妻打架，自然会引来许多人围观，再加上女方哭喊呼救，因此，当这个男性农民和自己妻子性交时，也就有很多人围观。据说男女老少有100多人。

　　有人报了案，公安局逮捕了男性农民。

　　这个案子在当地影响很大，报上去之后各方人士都很气愤。一位主管政法的领导一拍桌子，要法院判处死刑。

　　应该说，这位领导的这个指示是有问题的。不能以权代法，不能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

　　然而，这位领导的这个指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80年代初的中国，当众接吻还会被批评为有伤风化。留长发，穿包屁股的裤子甚至可能被开除公职。当众性交，那该是多大的罪过?

　　还有一点，由于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两人是夫妻，以为是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这不严惩怎么能行?

　　于是，法院按照领导的意见，把这个男性农民按照强奸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案件报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看，不行，夫妻间发生性关系，不能认定强奸罪。强奸罪如果不是轮奸，没有伤及性命，也不能判处死刑。法律也没规定，夫妻如果在公共场合性交就要判处死刑。

　　于是，最高法院把这个案子发回重审。

　　当地法院作难了。一面是主管领导要判死刑，当地民众也义愤填膺要严惩罪犯，一面是最高法院不同意，说量刑不当。

　　当时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开始，司法独立还没有彻底形成，很多法院审理重大案件，还要请示主管政法的领导。

　　怎么办呢?

　　后来，法院找到了一个办法，改以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判处这个农民死刑。

　　流氓罪的最高刑罚可以判死刑。流氓罪又是一个很笼统的罪名。打架斗殴，污辱妇女，不正当性行为，都可以定为流氓罪。当时司法界就曾流传一句顺口溜：“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后来司法界意识到这个问题，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中，流氓罪就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细分的强制猥亵罪、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

　　上述这个案例，可以很有代表性地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法律细密具体，比粗放笼统好。

　　法律粗放笼统，有利于司法者、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处置百姓，而不利于百姓守法抗辩。

　　而法律细密具体，则增加了司法者、统治者处置百姓的难度，有利于百姓依据法律为自己据理力争。

　　如果那个农民是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公布实施之后，犯下上述罪行，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

　　第二个结论：学者说《秦律》细密具体，导致百姓动则触法，其实是对法律无知的表现。

　　法律定得越细，百姓触法的可能性越小。

　　举个例子：

　　如果法律甲规定，乱扔废物罚款100元。

　　那会怎么样?可能人人都会犯法。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难免不会随手扔掉无用的东西。

　　法律乙细化了：往道路上乱扔废物罚款100元。

　　犯法的人就会大幅减少。为什么呀?我只要不把废弃物扔在路上，我扔在墙角，仍在草坪上，便不违法。

　　法律丙更细化具体了：往路上乱扔废纸，罚款10元;乱扔果皮，罚款50元;乱扔灰土，罚款100元。

　　触犯法律的人就会进一步减少。往路上扔废纸、果皮、灰土违法，我扔个破布你不能说我违法吧?我有一台旧电脑不要了，我扔在路上你也不能说我违法。

　　即使有人把废纸扔在路上，触犯了法律，其得到的处罚也会轻于法律乙。按照法律乙要罚款100元，而进一步细化具体的法律丙只罚款10元。

　　(3)刘邦“约法三章”和秦律繁复细密，谁更合理?

　　刘邦原来是秦始皇的臣民，后来造反，攻进咸阳之后，刘邦曾经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同样伤害的处罚，偷盗者处以相同财产的罚款。其余秦法一律废除。“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对于上述约法，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认识是：刘邦废除了秦帝国的细密法律，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法律宽松了，处罚减轻了，老百姓犯法的可能性小了。

　　可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别分析。

　　第一种情况，“约法三章”之外的犯罪如何处罚?

　　按照逻辑推理，应该是“约法三章”之外的所有犯罪不受惩罚。可是，实际情况会是这样吗?当然不会。

　　韩信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如果按照约法三章，就算韩信谋反，只要没杀人，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约法三章”里没有啊。可是韩信一定会受到惩罚。结果是韩信在没有任何谋反举动的情况下，被斩首并夷灭三族。

　　张三烧了李四的房子，“约法三章”里没有，应该不受惩罚。但实际上张三也一定会受到惩罚。怎么惩罚?“约法三章”里没有，按照族规乡约，双方权势，杀头的可能都有，而且周围的人都会认可。为什么会认可?因为这是明显的犯罪，如果不予惩罚，必然蔓延而殃及自己。

　　所以，第一种情况的结论是，“约法三章”之外的犯罪一样会受到惩罚。由于无法可依，惩罚可能更加暴虐。

　　第二种情况，“约法三章”之内的犯罪，其处罚是重于细密的秦律，还是轻?

　　我们就分析“杀人者死”这一条。

　　我们假设，现在有十个人杀人了。杀人的原因自然会有不同。这十起杀人案件中，有三起是盗窃被事主发现，盗窃犯杀人致死。有两起是婚外情引发杀人致死。还有五起是因琐事争吵互殴致人死亡。

　　如果按照刘邦的“约法三章”，毫无疑问，这十个人都要被判处死刑。“杀人者死”，百分之百被处以极刑。

　　可是，如果按照秦律细密的法律，有人却能活下来。杀人，却没有触法。

　　举一个人们熟悉的案例：西门庆去武大郎家，与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淫乱，武大郎的弟弟武松进门撞见，恼羞成怒的西门庆拔刀刺杀武松，不想却被武松一拳击中要害毙命。按照刘邦“杀人者死”的约法三章，武松就得依法被判处死刑。可是，如果按照秦帝国的法令：“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人到别人家跟人家的女人淫乱，杀死没有过错。西门庆与武大郎的妻子淫乱，武松杀死西门庆不为犯罪。法细了，条文多了，武松杀死西门庆反而不触法了，不用受到死刑处罚。

　　十起杀人案件，按照秦国细密的法律，反而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不会受到死刑的处罚。

　　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刘邦的“约法三章”，更容易造成百姓触法，处罚更严厉。

　　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法律越来越细密具体。细密具体的法律限制了执法者的权利，保障了百姓的人权。

　　批评《秦律》细密导致百姓动则触法，是后世学者想当然的论断，显示出来的是既不懂法，也不负责任。

　　(4)《秦律》细密具体，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利

　　法律的发展，总是由无成文法到成文法，由粗放笼统到细密具体，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无成文法的时候，法律装在统治者的肚子里，统治者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被统治者毫无自救之力。有了成文法，情况便不同了，统治者想要胡作非为，就得想尽办法在成文法里找依据，不能随心所欲了。法定得越细密，找起依据来就越难。所以，出于统治者的利益，是希望法律越粗放越好，没有成文法更好。

　　《秦律》细密具体，其实是限制了统治者的行政权力，有利于保障百姓的权力。

　　举个例子：有个人负责看管仓库，结果仓库漏雨导致一千石粮食霉变不能食用，损失巨大。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上级主管一怒之下，将其斩首，行不行?行。冤不冤?不冤。

　　可是，现在《秦律》细密具体，对于这样的过失有相关规定：“造成这样的严重损失，主管人员罚款一甲。”(19)

　　按照这条法律，仓库保管员就没有杀头的风险了。上级主管想要杀他的头，他就要跟你争一争了，也有据可争了。

　　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秦律》的细密具体，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秦律》的细密具体，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我们对此，应该大力褒扬!

　　历代造反者都会利用老百姓的无知用一些口号来欺骗百姓加入，为他们效死。李自成说“闯王来了不纳粮”，可能吗?洪秀全说“均贫富”，均了吗?他是把别人的财富都均到自己兜里了。但是刘邦“约法三章”司马迁说“秦人大喜”，也许不是妄言。因为即使是今天，如果有一位领导突然宣布，所有的规章制度乃至所有的法律全部作废，大家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欢呼雀跃。为什么会欢呼雀跃呢?因为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无法最好，如果不可能，退而求其次也是粗法比细法好，少法比多法好，包括很多大学者。 刘邦“约法三章”不过是与李自成、洪秀全一样，在利用老百姓的无知。

　　文章至此，从法理上讲，说秦国细密的法律比刘邦的“约法三章”更文明，更仁慈，应该没有问题了。而央视和学者还在散布这种错误的东西，实在是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