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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管子》一书 
作者:[冯友兰] 来源:[] 2006-03-04

    创建齐国霸业的是齐桓公。他的事业是和管仲分不开的。他在齐国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都是出于管仲的建议。本章也以《管子》中某些部分,作为讲述齐国改革的资料。其中哪些是桓公所实际推行的,哪些是尚未实际推行,这个问题本书就不深考了。因为即使尚未推行,也是管仲的建议,足以说明当时的历史趋势。就本章的目的说,这就够了。

不过《管子》和管仲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定论,这倒需要考证。

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名夷吾,仲是他的字,颖上(今安徽颖上县)人。他原来很穷,曾作过小商人。后来成为齐国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子纠不胜身死。小白立为齐君,就是齐桓公。桓公用管仲为相,(《史记·管晏列传》)在齐国推行封建制的改革。由于封建制在当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齐国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强大的诸侯国,齐桓公成为当时诸侯国的霸主。

先秦的书,称为某子、某子的很多,例如《孟子》、《荀子》等。但是《管子》这部书,同《孟子》、《荀子》等书,有两点显著的不同。第一点,它的内容比较复杂。《孟子》、《荀子》等书,虽然都不一定是一个人写的,但是它们都各自有一个一贯的中心思想,在文字上也有各自的风格,有各自的精神面貌。这说明它只包括一个学派的思想。但是《管子》这部书就不是这样。它的内容比较复杂。其中法家思想、黄老思想占主要地位,但也有别家思想,还有儒家思想。例如《弟子职》这一篇,就是后来的《弟子规》那一类的东西。

第二个显著的不同是它的内容虽然是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个有系统的形式。从形式上看,《管子》是很整齐的。在全书之中先有十篇,称为“经言”。其次有八篇称为“外言”。其次有九篇称为“内言”,其次有十八篇称为“短语”。其次有五篇称为“区言”,其次有十三篇称为“杂篇”,其次有五篇称为“管子解”,最后十八篇称为“管子轻重”。

可见《管子》是经过一番有计划的编辑工作的。这个编辑工作,可能不是刘向、刘歆作的。因为先秦称为某子、某子的书,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他们父子二人整理、编辑的,可是除《管子》外,都没有这种形式。

全书八十六篇,分为八类。有些类的名称的意义也不很清楚,例如“区言”。哪一篇归到哪一类,以什么为标准,都不甚清楚。

在这八十六篇之中,有些篇已经遗失了。可是在目录中还有它们的题目,下边注个“亡”字。这个“亡”字,是谁注的?如果是刘向、刘歆注的,那就说明在他们以前已经有了一个《管子》全书的目录。没有材料可以作为这样说法的根据,但也不排斥有这样的可能。

从这两点上看,《管子》和《孟子》、《荀子》等书有显著的不同,但是也就是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管子》和先秦有一部书有显著的相同,那就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这部书内容很复杂,但是在形式上它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从形式上看,它是一个有完整系统的书。这部书是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照这个形式上的系统编辑而成的。

由此可以推论,《管子》这部书的形式上的体系也是由某些人编辑而成的。这些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专把像《管子》所包含的那些文章收集在一起成为一部书?为什么又把这部书称为“管子”?所有这些问题,都需研究解决。

司马迁说:“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史记集解》引)这里说“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可见稷下讲学是以前早就有的。

在齐国的这样一个学术中心,现在一般称之为稷下学宫。这个学宫是当时的一个思想斗争的场所,因此也是一个各学派辩论的讲坛。《盐铁论·论儒》篇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子、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如果这个说法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孟轲也是“稷下先生”之一。

从《管子》这部书称为“管子”这一点看,《管子》这部书必定是和齐国有关的。因为管仲是齐国最大的人物,所以这部齐国的书称为“管子”。而当时能够写出这么多文章的人才聚集的组织,只有稷下学宫。因此可以推论,《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当时“稷下先生”们写的。他们不是来自一家一派,所以内容比较复杂。因为齐国是最先出现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的,所以思想虽比较复杂,而法家、黄老思想还是占主要地位。稷下的人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加以形式上的整理,编辑成为一书,可能如同我们现在某一个大学的学报之类。我们现在称稷下为稷下学宫,有学宫就应该有学报。《管子》就是稷下学宫的“学报”。因为管仲是齐国最有名的人,所以用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学报”的名字。

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管子》所收的文章,其写作的时代不能早于稷下学宫的成立,也不能晚于这个学宫的消失。这个学宫到战国末期还很兴盛,荀况还主持过这个学宫。可是到秦始皇统一以后,这个学宫随着齐国的灭亡而消失了。《管子》这部书应该是在稷下学宫消失以前编辑出来的。它在战国末期就很流行。韩非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它成书的时代和《吕氏春秋》成书的时代可能差不多。

《管子》里面没有管仲亲笔写的文章,但是其中也有可以作为讲管仲本人思想和活动的材料。《论语》里面并没有孔丘亲自写的文章,但它是讲孔丘本人思想和活动的主要材料。不过《管子》内容相当复杂,称引管仲的地方也很多,各篇的时代的早晚也相差很大。究竟哪些可以作为讲管仲本人的思想、活动的材料,哪些不可以,这就要选择,选择就得有个标准。

我认为《国语》中的《齐语》就是个标准。《齐语》就是一篇管仲传。这篇传相当完整地记载了管仲的思想、活动及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在齐国所推行的一系列的封建制的改革和措施,也记载了这些改革、措施所取得的成绩。这篇传是讲管仲本人的思想、活动的主要资料。拿这个标准看《管子》,就可以看出,《管子》中的《大匡》、《中匡》、《小匡》三篇所讲的管仲,基本上是同《齐语》相合的。特别是《小匡》简直是照抄《齐语》。可以推论,《齐语》和这三篇是关于管仲本人的思想、活动的最早的记述。《齐语》本是齐国的国史。《管子》中的这三篇,至少《小匡》这一篇是从齐国国史里面摘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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