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朱晓文先生2016年1月23日法兰克福龙天论坛讲稿，作者系德国特里尔大学国家法学在读博士，原题：《龙腾四海——世界文明与人类未来》。

    中西印三大文明类型的差别，完全可以概括世界已有文明的全部特征。将世界文明体系进行这种三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探讨和比较人类思维模式的差异，从而清楚认识和了解世界文明的形成与走向。

    西方龙虎文明

    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德裔美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说：“西方文明由两大元素构成，或者说有两个根源，但这两者却是根本上相抵触的。我们可以像我在其他地方那样称之为耶路撒冷和雅典（Jerusalem and Athens），或者不用比喻的说法而直称之为圣经与希腊哲学。”[4]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西方文明的两个活水源头：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以及它在形成之初就已蕴藏着二元对立紧张的基因。正是启示与理性，信仰与怀疑，律法与哲学，神智（犹太人称为Hokmah）与人智（希腊人称为Sophia），乃至神与人、心与物、生与死、灵与肉的无尽冲突，才使得西方文明诞育出纷繁缭乱的主客二分哲学，直至黑格尔以辩证法建构起庞大巍峨的思想大厦，复被现代哲学颠倒推翻、乃至被后现代哲学离析解构，西方文明从不断的迷信和反复的启蒙中浴火重生，像耶稣一样死去活来，一路可谓龙争虎斗，相战不息。因而大可将之命名为二元紧张的“龙虎文明”。

    龙虎文明的特征是二元冲突和一元独断，二元冲突起源于古希腊人对自然physis的研究和对规律logos的探索，而犹太人的一神教律法决定了冲突必须决出胜负，以形成独断，如同神嘱咐摩西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种冲突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然而独断却从来不是终结性的，它总是在新的冲突之中被新的独断否定。直到这种独断的思维模式被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贴上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标签，这种否定性的传统也依然没有结束。无论宗教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精英与大众，贵族与平民，唯实论与唯名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说整部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冲突、独断和否定的二元紧张史。西方文明是不断否定自身的文明，是具有着“反传统的传统”的文明；相对于一直肯定自身并有着继承传统的传统的中国文明，前者可称为“弑父传统”，后者则为“事父传统”。

    一元独断是一神教的根本特征，世间各种“主义”的本质和渊薮皆可归于犹太教。独断的目的是结束二元冲突，形成安定性的律法，如同以独一真神耶和华否定了蛮族神巴力和财神玛门。然而犹太教作为一神教的关键并不在于“神”而在于“一”，只要同质化的“一”能够统治一切，这个“一”便是神，说得更清楚一点，犹太人才不在乎神是什么，只要它是一样能统一全人类和统一全世界的东西，则它既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法制，还可以是金钱。二十世纪初从俄国散出、遍播世界的《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被认为是犹太人控制世界阴谋论的重要文献，然而可怕的是其中的内容在今天居然一一实现。其实只要人们仍旧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则无论哪一方胜利，都是犹太人的胜利。我无意于指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犹太人发明的，这尚不算重要，关键之处在于，一个普遍同质化的世界的到来，就是犹太人的神的降临见证，就如一美元上所写的：“我们信神为一！（In God We Trust—— One）。

    西方文明的脊柱本是哲学，然而作为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里只能委身于神学作其婢女；而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屈从于科学，被科学排挤到几无容身之地。其实，神学和科学只不过是蕴藏在西方哲学之内不断冲突的神智与人智或启示与理性的消长所出而已。当人的理性逐渐抬头，神的光芒就不断黯淡下去。

    基督教不仅长期迫害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和科学家，即便是教会内部的神学家，因诉诸理性而被斥为异端者更是不胜其数。提出了世界永恒论的奥里根（Origenes Adamantius），启迪了后世唯名论的波爱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thius），靠近了泛神论的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否认圣餐为神血肉的贝伦加尔（Berengar of Tours），指出教会与原罪皆是虚名的罗塞林（Roscellinus Compendiensis，Rucelinus），反对盲目信仰主张理解而后信仰的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信奉阿威洛伊主义并否认创世论的西格尔（Sygerius de Brabantia），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迫使神学本身宣扬唯物主义”[5]的邓斯·司各脱（Blessed John Duns Scotus），亮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锋利剃刀的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高举人的地位并提出“神人合一”的“德国思辨之父”、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反抗教廷的先驱者杨·胡斯（Jan Hus），提出“引信称义说”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宣扬“选民先定论”的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等等。正是因为基督教内部挺拔着无数不肯轻易屈服的理智头颅，这点点星光才将西方人类从黑暗的长夜中一步步带向科学的黎明。高举理性，追求真理，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之中最宝贵的财富。

    然而，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本身，仍旧难以脱逃一神教的桎梏，所以西方不得不经历伽达默尔（Gadamer）所说的“第三次启蒙”，即“反启蒙”的启蒙，藉以破除对“启蒙本身的迷信”（亦即西方现代启蒙所导致的种种现代迷信：对技术的迷信，对理性本身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迷信，对人掠夺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的迷信，对宏大话语和普遍主义的迷信，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等等），[6]当然这些功绩不得不仍归于可贵的理性。

    印度龙象文明

    与西方文明不同，印度文明并不强调二元紧张和冲突，而是呈现出多元分立、互不干涉的包容性特点。《大智度论三》曰：「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龙象并行，分别力大，水陆两判，各行其道，故可以“龙象”来揭橥印度文明多元包容之真谛。印度文明的主体由种姓制度和各种印度宗教构成，种姓制度是一种基于分工体系逐渐形成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显现出特别昭著的多元分立特征。印度历史有接近百分之八十时间处于分裂即诸小国对峙状态，彼此之间即便偶有冲突亦多相安无事，而各地人民皆按照三千多个不同种姓各自划定的地域生活，人口流动极少，可谓老死不相往来。

    种姓制度：种姓集团之间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和社会隔离[7]：

    1，物理隔离：印度几乎所有村落皆有一共同特点即种姓分居不混。各村皆由印度教徒为主体的主村及不可触民为主体的附属村构成，两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互不接触。主村内部又按照不同种姓划分为若干小区，称之为Thola或Pana，且多以该小区内种姓直接命名。而各种姓皆以各自所在Thola为居住社交的生活场所，形成封闭稳定的圈子，克服了隔离带来的诸多不便，所以即便是地位最低的不可触民，由于有圈子的保护，也不感觉种姓制度有何不好。

    2，社会隔离：在社会生活方面，有许多细致的规定来区分种姓。相同种姓共同构成一个共食集团，高种姓不能接受低种姓的食物。服饰则是更加明显的种姓区别标识，低种姓的人常常不许穿鞋甚至腰部以上不能穿衣，无论男女。住房则严格按照种姓级别来划定建筑材料和居住区域。而日常接触方面，不可触民的影子甚至都不能叠加在其他种姓的影子之上，所以很多地方规定他们不能在下午三点以后到晚上九点之前出入城门，以免投射过长的影子玷污其他人群。

    印度教与种姓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离散社会的强力胶结剂。由于对业报（Karma）和轮回（Samsara）的共同信仰，使得各个种姓阶层的人们都坚信此生所受一切皆为前生的果报，而此生做作一切又将造成来生的果报，为了减轻此生的痛苦和增加来生的幸福，就应当坚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职业继承，种姓制度因而得以牢牢固定。印度教本身也派别繁多，主要有毗湿奴派和湿婆派，还有性力派，各派之间亦如种姓一样是分立隔离互不相犯的，不像基督教那样指斥其他宗派为异端，而是承认大家都是印度教不同的分支，就像神表现出的不同形态。

    或许是由于热带地理气侯的原因，造成印度物产丰饶景象多变，而且事物腐败变化的过程也极为迅速，而现象的速朽也启迪了印度的智慧。印度的宗教几乎都认定整个现象世界是一种假象或幻影，所谓摩耶（maya）。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个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的行程，是一个没有边际的海洋，是一个连情节都没有的影子战。”[8]他们相信变化本身是一种邪恶，因此不愿为行动而行动，他们最高的抱负几乎都是要摆脱反复生死的迷宫人生和变化无常的幻象世界。而灵魂的解脱之道主要依靠知识或证悟，因为既然一切都是幻觉，只要灵魂能够意识到自我的真实性质与现象无关，生死轮回就会终止乃至消失。无论释迦（?ākyamuni）所创的佛教还是大雄（Mahavīra）所创的耆那教，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解脱。印度教徒要达到梵我合一，耆那教徒要达到止灭离系，佛教徒要达到无住涅盘，全靠证悟。可以说，印度人都是以知为行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相对来说，西方人则是以行为知的，而中国人是知行合一。

    多种姓，多宗教，多民族，多语言，南亚次大陆孕育了丰富多元、无限包容的独特文明。道德无非有两种：正义和宽容。西方人强调前者，印度人强调后者（如圣雄甘地所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而黑人英雄曼德拉所说的宽恕仇敌亦是此德），而中国人则将二者融为仁义两字，齐收并举，形成中国人中庸而高明的道德观。

    中国龙凤文明

    西方人谈到中国人的阴阳总是说Yin and Yang，这仍未脱二元冲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阴阳就是阴阳，是一个阴阳，可以并称为“乾元”，也就是太极，这是一元和谐的。中国人单手拿一双筷子吃饭，可见是二并于一的，这与西人两手刀叉并用的二元冲突和印度人五指抓饭各吮其指的多元分立都不一样。阴阳就如一对夫妇，一双鞋子或者手心手背一样，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一体的，故中国文明可以说是一元和谐的龙凤文明，既非互不相涉的龙象并行，更非彼此不容的龙虎相争，恰如龙凤呈祥一般，焕发着和光同尘之圆融气机。

    中国文明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一不是独断的一，而是二元乃至多元和合谐调后的一，甚至可以说，这一从未分化成二元和多元，而是在不同方面变化显现为多的形态，也就是朱熹所谓的“一本万殊”[9]。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与印度人的梵我合一不同，前者是自然而然的人天一体，正如程子所说的“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0]，后者则是通过修行所能达到的小我与大我的同一。天人合一既可以理解为天理与人欲的合一[11]，也可以理解为天命与人性的合一[12]，还可以理解为天然与人为的合一[13]，这是中国人审美情趣和生活哲学的最高境界。

    中庸之道是天人合一的方法，中庸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折中，而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14]的中和之理，是“执两而用中”[15]的中正之法，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6]的中庸之道。中即不偏，是谓正；庸即不易，是谓常；中庸即是正常的人伦日用，且合乎正常的天道自然。

    中国的宗教情况大与西方不同，西方同为亚伯拉罕系的宗教，也要一分为三，再分为四，复分为五这样地不断分裂下去，而且彼此之间互相指斥为异端，不能互承和共容，诚可谓是“同而不和”。而中国则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明统合之力，起源与宗旨完全大异其趣的三种巨大思潮居然能够完美和谐地熔为一炉，达到和而不同的圆融状态，不得不说是中国文明一元和谐的特性使然。

    西方二元冲突思维中的主奴关系，在中国其实并不适用。如果非要认为纲常是主奴的关系，则这种主奴关系亦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人既是其父之子，同时又是其子之父，何来主奴之辨呢？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7]中国人对二元冲突的消解方式是和解而非独断。

    农耕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文明要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熟人社会，儒家正是由己及彼，从近到远，一圈一圈如涟漪般不断扩大熟人的圈子，乃至如张载所言，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8]甚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9]”的境界。因此，中国人将本无血缘的熟人亦认作有血缘的亲人，如以师为父，以朋友为兄弟，以君臣为父子，皆是如此。将生人变为熟人，只能通过所谓的“礼”来实现，故中国特重之。相对而言，西方的商业文明则造就了生人社会，即便亲人熟人亦一概先“生人化”而后结以契约的关系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中国人将生人不断变成熟人，而西方人则将熟人不断变成生人，甚至希腊神话中常有近亲因陌生不识对方而发生乱伦的故事，而希伯来圣经之中至亲相残乃至互诅后代者亦不乏其例，圣经即与神立约之书，由此即可窥见西方文明契约文化或生人文化之一班。印度人则生熟各别，亲疏分判，保持各自的距离互不干涉来往，皆与中国文明的情况有巨大差异。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先后接受了来自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两次冲击，更加增强了文明的吸纳性和凝聚力。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历经六个世纪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完全融了中国文明的内核，形成了印度所无的大乘佛教和中国特有之禅宗，同时佛教的印度式思维也直接为儒家文化补充了大量营养，从而催生了宋朝的理学。十六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启动了长达四百余年之久的西学东渐历程，至今，中国文明仍在不断吸取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藉以充实自身。而同属中华文明支脉的日本文明，也同样经历过通过中国介绍的佛教文化和自主“脱亚入欧”而充分吸收的西方文明的洗礼，经过变新的日本文化又再度反传入华，广泛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文明，是反复浸淫于东西方文明之后的再生文明，而对传统的暂时疏离并不会妨碍它的复兴。复兴之后的中国文明，将是可以平衡协调西方与印度的中和文明，且是可以适应人类共同未来的伟大文明。

    所以，整个世界文明将是龙的文明，整个人类将是龙的传人。龙到底是什么？龙可以概括为一种精神，即易经乾卦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不仅有“潜龙勿用”和“亢龙有悔”的谨慎与警觉，更亦有“见龙在田”到“飞龙在天”的果断与勇猛。龙的文明，既不废龙与虎的殊死之争，亦保留龙与象的和平共处，更凸现龙与凤的协调配合，它既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亦是未来万世人类赖以维系自身存在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