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只有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做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历史的研究方面，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上的对外关系的思想与与实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有必要挖掘中国思想家们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许多问题也有必要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视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中国现在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国家，中国必须处理和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不断扩大，这自然就产生了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与如何处理中国的国家利益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一个如何从国际关系视野来处理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我们做中国问题的研究一定要有国际背景，反过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也一定要有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观点和中国的视野。这里有一个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的问题，只有国际关系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特点何在，不知道中国的利益有何特殊要求，就无法很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反过来，如果不知道国际关系的情况，就无法适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不能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处理对外关系有机结合起来,也同样不能很好地争取和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如何把国际关系与中国视野结合起来，实在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一、 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中国视野
在中国，一般讲国际关系史，都是从1648年讲起。为什么，因为1648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产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史，我认为有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西方人从1648年讲起?这首先跟欧洲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呢，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在1648年以前的欧洲没有比较标准的独立主权国家。欧洲很长时间之内，有一个罗马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有一个所谓的“上层结构”，有上层结构，就没有主权独立国家的存在。从1648年以后，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慢慢就开始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从一个受罗马教皇控制影响下的政权变成一个比较标准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欧洲的国际关系史从1648开始没有错。但把这一说法适用于它整个国际社会，说国际关系都是从1648年开始的，可能就有问题。至少，从中国的视野来看，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历史，用欧洲的这个历史来解释我们中国的历史，我认为解释不通。
实际上，在欧洲体系形成之前，存在着另外一个比它要早得多的地区性国际体系。首先是华夏体系的存在，然后是东亚体系的存在。这两个体系是存在的。当然，这首先会产生一些问题，即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诸侯国能视为国家吗？不是当时有一个周王朝的存在吗？周王朝不是一个诸侯国之上的上层结构吗？春秋时期的这些诸侯国与1648年后的欧洲主权独立国家能相提并论吗？
我认为，即使从严格意义的主权国家、国际体系的欧洲标准来看，华夏体系和东亚体系都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与1648年前后的欧洲体系没有什么两样。我这个观点可有许多中国的学人都不太同意。
但是，一些美国有名的学者，比如被人们称为新现实主义大师的沃尔兹就认为，所谓的1648年有国家观念这样一个说法是仅就欧洲而言，不包括欧洲以外的国家，他甚至还说，中国战国时期那样一些离我们现实生活好像很遥远的一个东西，它里边包括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它的形式，而这个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是惊人地未变。
因此 ，我认为，在中国研究国际关系史，应当首先明白，中国的外交起源在哪里？或者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起点在那里？我认为，这个起源就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标准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这就是华夏体系。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明白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和周王朝的性质。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周王朝和诸侯国的性质》，2005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政治研究》第一期杂志上。
那么周王朝是个什么性质的实体呢？可能许多人会有一个印象，似乎周王朝是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国家。我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对的。西周王朝在前期是个比较有强大影响力的、对周边很多的部族、部落或方国有影响力的力量中心，但是它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第二，周王朝的性质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对很多地区和诸侯国有很大影响，但是后来，它的影响就没有了。到什么时候没有了呢？中国的史书记载，春秋中期以后，几乎就不再有周王朝的军事力量存在的记载，以前的西周有强大的军队，如果诸侯国不听话，不进贡，不老实，周王朝可以派军队去攻打这些诸侯国。但是到春秋的中期以后，周王朝的军队没有了，它的军队衰退了，下降了，没有了，消失了。没有军队，它还能是一个权力中心吗？还能是一个上层结构吗?这是第一个。从政治方面的情况来看，按照当时的规定，诸侯国应该定期向周王朝进贡，但是后来，到了东周时期诸侯国大部分不向周王朝进贡了，相反，小的诸侯国它们进贡，不是向周朝进贡，而是向大诸侯国进贡。比如当时的郑国，它原是个非常遵守规定的小诸侯国，但是后来有人统计说，在一个时间段中，它向周天子只进贡了两次，而向晋国进贡了二十次，就是说周王朝的影响大大下降。再从经济方面来看，周王朝在西周时期有很强大的经济，它还可以给很多诸侯国提供一些赠品，可是到了后来，周王朝衰落得很厉害。周王死了，做一个象样的仪式，要找诸侯国要东西去；周朝交通工具没有了，也找诸侯国要去。按照以前的礼制，马车只能够由周王朝去给那些诸侯国，现在反过来了，周王朝去找它们要，这个制度已经不行了。历史学家批评得最厉害的是说，要马车，要粮食都可以，但不可以公开地去要钱，去要钱是很丢面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后来周王朝已经下贱到这样的程度，去跟他们要钱。这就标志着周王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它的军事力量没有了，它的政治影响力下降了，它的经济力量下降了，因此它从一个有影响的中心，变成一个与一般的国家没什么两样的实体。当然如果说它与别的诸侯国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它文化上的影响不一样，它还是个文化中心，它的文化对诸侯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文化中心，但是不一定对很多的诸侯国有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就是说，周王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就好像罗马教皇，性质差不多。罗马教皇是一个宗教中心，但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中心。所以周王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如欧洲的罗马教会权力的变化。
第二，诸侯国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周王朝衰退的结果，很多诸侯国不仅不再把周王朝当一回事，而且还骑在了周王朝的上面，对它发号施令，甚至控制它、利用它。当时诸侯国的国家里面也有几种不同性质的国家。第一是所谓传统的诸侯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些的诸侯国都是由周王朝分封建立起来的，比如说齐国，晋国、鲁国等。这些诸侯国的权力的合法性都来自周王朝，它的土地是周王朝的，国君是由周王朝策封的，但是到后来，这些诸侯国先后摆脱了周王朝的控制和影响，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它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类国家，就像楚国、秦国、越国、吴国这样的国家。楚国从一开始就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国家，与周王朝的关系没有齐国、鲁国那样密切，很早就开始自称为王，试图与周王并列。而且在许多华夏国家眼中，楚、吴、越这些国家都是一些蛮夷之邦，不在所谓“中国”（即中原国家）之列。像这样的国家，它的周朝意识就更加的淡薄。所以我们说，不要笼统的讲，诸侯国是不是独立主权国家，要看它有没有独立主权国家这样一个本质。所以我认为，到春秋的末期，很多的诸侯国已经具有了相当于欧洲近代的那些所谓的独立主权国家的一样的一些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作标准呢，就是欧洲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谓的国家，无非是说它有比较确定的领土，有比较确定的人民，它的政权能够独立地处理国内外的事务，而且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相互建立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奉行一定的行为准则。如果你从这几个意义来衡量的话，我认为春秋中后期的许多国家，更不用说战国时期的国家，都是标准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它们有比较确定的领土、版图，尽管这种版图没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边界条约能确定说哪一寸土地是你的，但是大致上，哪一个城池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片领域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是确定的。否则的话就无所谓“分疆裂土”这么一个说法了。同样，尽管当时居民的流动性很大，你可以在这个国家做官，也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官，但是大部分的居民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固定的领土上。所以，你是哪国人的这种观念还是比较强烈的。比如说你是秦国人，你是郑国人、楚国人等，这种观念是越来越突出。第三，这些国家政权的更迭，也是由本国来决定的，受外国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它的官员的任命，也是内政问题，政权也是比较独立的。第四，从国际关系的意义上讲，这些诸侯国之间都是相互承认的。也就是说，按照以前周朝的体制，诸侯国之间不能够直接交往，只有周天子有权力，有合法性和诸侯国打交道。但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大量地、直接地、普遍地来往，而且成为一种惯例，你承认我，我也承认你。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国际关系的体系。
所以我认为，到春秋的末期和战国时期，在华夏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华夏体系，相当于一个小的联合国。在这个体系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国际法准则。比如有一些条约规定，第一，要维护周王室的存在，周王室就相当于一个联合国的旗号，所有国家都是联合国里的一个成员国；第二，这些国家相互之间要尊重主权，内部的主权是比较完整的，互相之间不能够干涉内政，第三，相互之间要提供帮助，包括发生饥荒或发生水灾了，别的国家有义务提供援助；第四，如果体系内成员碰到外部敌人的入侵，就是所谓的周边野蛮民族的入侵，那么这个联合国的成员有义务互相帮助。因此像这样一些基本的所谓的国际法准则，它是存在的。所以我说，从近代意义上的欧洲标准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我认为是标准意义上的国家。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存在过至少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欧洲1648年以后形成的欧洲体系，还有一个体系是华夏体系以及后来演变出来的东亚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
很遗憾的是，很多中国的学者，从这个视野来观察国际关系史的人不多。反而倒是有一些日本人、韩国人，还有一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史的中国视野”。韩国一个有名大学的教授到北大找我，告诉我，他想在中国研究所谓“小中华”的概念。我问他什么是“小中华”，他说，在韩国人看来，清朝是一个野蛮民族入主中华的政权，所以很长期间内，韩国不把清王朝视为中国，后来他们才承认。所以他要研究明朝和清朝初年流传到韩国日本的中国文化，跟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的中国文化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而且他们也认为中国所谓的“朝贡”体制，是影响东亚很长时间的一个东西，也是国际关系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认为，有必要好好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时候才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体系？我认为，从中国的视野看这个问题，可以形成三点意见：第一，在2000多年前，存在过一个华夏体系，它后来演化成东亚体系；第二，这样一个体系与1646年以后的欧洲体系，曾经有一个２００多年的并行期，同时存在；第三，1840年以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崩溃了，中国本身也被拖入到西方体系为中心的体系中来，东亚体系与欧洲体系开始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所谓国际体系不是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开始，而是从1840年后开始，到这个时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
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视野
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比较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东西是成体系成理论的东西，我们的很多观念比较落后，而且我们的很多观念是停留在1648年欧洲的那个观念水平上。而当欧洲的观念不断更新发展、西方世界不断更新发展的时候，我们跟不上。我们还在抱着欧洲以前的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准则，还在把它的一些理论作为处理我们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基本的依据。我们看不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发展，更谈不上中国自己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创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完全赞成要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但是，第一，即使是西方著作中好的东西，也应该有一个把它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应该用中国老百姓可以理解的可以听懂的语言，来解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翻译西方理论，不能只是翻译介绍引进，你还要研究它要怎样被大家吸收接受。我们的翻译成果有许多不错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翻译作品语言非常艰涩，谁也看不懂。
第二，我们在引进西方这些理论时，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来进行演绎，不能形成一个定性思维，似乎所有的理论和思想都必须要从西方讲起，或者一概都是什么概念只有在西方什么时候之后才产生。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比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国家利益”这个概念，许多人都会说只有在1648年或者说1949年以后，中国人才有国家利益这个概念。这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比如，春秋时期，鲁襄公要去拜见楚康王，走在半路上听闻楚康王去世，就问身边大臣说我还要不要去楚国。大臣说你不是为了楚康王去的，而是为了“国家之利”。这已经有国家利益的概念了。但后来有人说这不是国家之利是王朝之利。但是古代中国很早就已经有王朝、社稷、民众的概念了。它们是分开的，不是我们有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国家就是指的王朝。我们这个社稷是什么概念？社稷是高于君主的。天下是什么概念？天下是高于社稷和君王的。这里面的概念我们一直没搞清楚。温家宝总理曾经引用过林则徐的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大家知道这是林则徐的诗。那林则徐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春秋时期的子产那里来的。子产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可见在子产那个时期，国家利益已经非常突出了。而且当郑国的国君死了以后，有人就劝他说，你跑吧，要不然就危险了。你不是为郑国的国君服务吗？现在郑国的国君死了，你还为谁服务啊？但子产告诉他：我不完全是为郑国的国君服务的，我还要为郑国的社稷着想。你说，王朝和国家是一回事吗？还有人说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国家利益只有王朝利益。那么反过来问：当年清王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那这个利益是谁的利益呢？完全是清王朝的利益吗？没有老百姓的利益在里面吗？所以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主要是受西方观念影响较深引起的，从中国的视野来看不一定合适。即使是王朝的国家，其中也会包括“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都是统治阶级和国王的利益。马克思就讲过：什么叫国家？国家的功能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公共统治的管理的职能，是没有阶级性的和超阶级的。所以马克思说国家是一个总资本家，是一个总管家。它的那些交通警察的职能，对外防御的职能都不完全是为统治阶级个人的利益。这两种职能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就是说，在一个王朝里面既包含了王朝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但同时也包含了国家的利益在里面。
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叫国家？有些东西是从西方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比如西方认为国家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叫做主权独立国家，就是符合国家三个要素的，领土、人民、一个政权能独立处理国家对内对外事务的都叫做独立主权国家。第二个概念叫做民族独立国家。什么叫民族独立国家？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建立在民族对它的忠诚之上的。是一个民族想象的一个共同体，共同的家园，有着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民俗习惯，共同的信仰，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政治实体。第三个是人民主权国家。什么叫人民主权国家呢？在西方的概念里面有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主权国家就是指实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主权国家。按照西方这个概念，那么在今天联合国192个国家里面，相当大一部分成员不具有国家这个资格的，因为他们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西方的概念不能完全照搬。
第三，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很多思想的内容，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实际上相通的，还有一些则是西方理论中没有的。比如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这个东西。中国人一谈起现实主义，首先会讲到西方的理论讲了些什么。甚至中国的学者言必称马基雅维利、或者摩根索和沃尔兹，大概很少有人会说中国还有个韩非子。其实韩非子讲的现实主义理论很深刻，也很了不起。从现实主义的理论来看，韩非子的所讲的利益冲突，权力谋取利益，当今争于力等思想，其深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利。所以台湾有个学者就特别为韩非子打抱不平，说马基雅维利比韩非子晚2000多年，怎么我们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动不动就要用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韩非子来说明怎么用国家权力来谋取国家利益？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叫《韩叙传》，韩叙是中国现代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原名不叫韩叙，但是他的爸爸让他记住古代中国的圣贤，所以给他改了名字叫叙韩，意思是让他发挥光大韩非子的思想。后来他又把叙韩倒过来，成了韩叙。韩叙后来做了外交官，参与了许多新中国的重大的外交实践，但大概他也没有想过，韩非子的思想与外交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韩非子关于权力与国家、权力与国际关系的论述，在我看来直到今天都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他说：“当今争于力”， “力多则朝人，力寡则朝于人”。短短几句话讲得非常深刻。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应该怎样立足？靠国家实力。然后，什么叫国家实力？我觉得韩非子讲的比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的要深刻的多。国家实力当然要包括军队，包括经济力量等，但韩非子首先强调国家的力量在于一个国家的法制，法制是构成这一国家实力的基础，正所谓奉法都常强。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国家实力里面最缺失的是这一块。我们经常回顾甲午中日战争的悲惨场面，我们经常反思，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如果仅从军备角度去找结论的话，你找错了原因。你仔细去看一看甲午中日海战的历史，你去纪念馆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都向德国学习，购买的同时都是德国的军舰，中国的旗舰装甲的厚度，比日本主力旗舰装甲的厚度还要厚；北洋海军的总吨位，超过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为什么会失败？不在于海军本身，就北洋水师来说，它是东亚最强大的海军之一，起码不输于日本。北洋海军的失败，其实是制度上的失败，没有法制，没有制度上的观念。
我们不要对老祖宗的东西妄自菲薄，我们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人看不起我们中国古代的遗产，觉得它们好像不屑一顾。而恰恰是他们所推崇的西方人的理论大师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充满了尊敬。比如中国人常说，中国是没有地缘政治的，但恰恰是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地缘政治大师的美国的布热津斯基，他引用《孙子兵法》里边的话说：衢地者，诸侯三至， 先到而得天下者。衢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麦金德所谓的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也就是在斯皮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实际上，孙子、麦金德、斯皮克曼的思维逻辑是一样的，谁能控制关键地区，谁就能控制天下和世界，具体结论不同，但这里边的逻辑是一样的。
再比如说，孔子的学说，许多人也认为与国际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孔夫子也很了不起，他的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有意义。在西方的评价里，影响世界最大的十个思想家里面，孔夫子是唯一一个名列其中的非西方的思想家。孔夫子的理论里究竟有没有国际关系的东西？从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你会发现他的学术里有许多和西方理想主义理论相通的东西。什么叫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强调普世观念和普世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么世界和平就差不多了。理想主义都看国际问题，有很多的价值观念的判断在里面。在孔夫子那里，也讲人性善，也讲普世观念。什么是普世观念呢？就是仁义。仁义观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你们去读一读孟子的一些著作，你们会发现他的思想中有深刻的干涉主义的东西。齐国国君问他：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攻打燕国呢？孟子就告诉他，不在你打不打，而在于你为什么打，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假如说，燕国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燕国的国君是一个施行暴政的国君，他不行仁政，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国就有合法性去攻打燕国。当然，不要把孟子的观点与今天的干涉主义做一个简单的类比，认为这就是支持美国的干涉主义。但就其思维逻辑关系来看，孟子的观点与西方的理想主义有共通之处。
还有一部分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没有的，很有中国特色。比如老子的思想，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是“不干涉内政”的一个极端表述，极端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没有关系，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这是不干涉内政的极端表述。同时，他既批判所谓的暴力战争，也批判所谓的国际秩序。他认为国际社会这么乱，就是因为国家老打仗，就是有人老想推行自己所谓的国际秩序。这样都不好，什么是最好的国际秩序呢？在老子看来，就是无为，自然，这是最好的秩序。像这样的一个理论，在西方是找不到一个对照的内容的。
还有，我们中国人常常运用的春秋吴越争霸中演变出来的一些理论。从西方的理论来看，无论是理想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也好，他们不能够解释这个东西。比如越国在和吴国争霸过程中的一些主张，我把它概括为“超限制的外交”。在这个思想中，有很垃圾的东西，包括使用一些不应该用的手段，但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在里边，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一些东西，应该具有灵活性。比如说中国人常说的韬光养晦，这一典故出自越国与吴国争霸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用。所以外国人不懂中国历史，就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经常会问：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他们理解了一部分中国历史，也还是不一定明白。
总之，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人，不要对我们的传统不在乎。当然，也不要为了中国特色而突出、夸大、拔高中国传统，不要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西方理论都是不对的，这也不好，是一个极端。但你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即中国什么也没有，要全盘照搬西方理论。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如何去寻找一个结合点是一个重要内容。
三、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中国视野
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学习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怎样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也是我们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我们的做法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史，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还没有到位。第二，我们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自觉很系统的认识。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举多极化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从中国角度怎么解读，从西方视野又怎么解读。多极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应该说是毛泽东、邓小平借鉴西方的一个说法来表述中国外交的基本主张的一个尝试。“多极”并不是中国的表述方法，它是从尼克松的“五大力量中心”这样一个提法衍生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是为了我们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我们可以想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提出这一概念的。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但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但是有一个背景：在美苏两家争霸中，中国有必要保持她的独立性。我们不是美国一极的，也不是苏联一极的，那中国到底应该怎样表述自己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呢？所以就提出来一个多极的概念。在美苏两极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你就很容易接受多极化。从这个角度讲，当时多极化的提出，第一维护和争取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二，它反对了当时的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第三，冷战以后，我们的多极化也主要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些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如：俄罗斯和我们在多极化问题上一度走得非常近。所以，中国提出多极化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在提“多极化”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呢？是否存在把多极化理想化乐观化的问题呢？下面我们不妨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视野来评析一下，看多极化有没有问题。先从西方视野来看。
第一，在西方，多极化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建立在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典型的西方多极化，就是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和约到19世纪末这样一段时间，是欧洲多极化的时代，这个多极化里面的的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还有俄罗斯，这五强，他们的力量基本均衡，谁也没有比谁更强大，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了算，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均衡的基础；而今天我们的基础是欠缺的，我们的这个力量是失衡的，美国一家的力量太大，其他的力量，综合而言也比较弱小，这是和西方不一样的。
第二，西方的多极格局，是建立在势力范围和结盟基础上的。一个国家要和另一些国家抗衡，怎么办呢，它就需要一种结盟政策。比如德国的力量比较强大，英国就要和法国结盟来平衡这种关系。或者相反，英国与德国结盟反对法国。各有各的势力范围，有一圈人，有一帮国家。但中国不搞势力范围，也不搞结盟，这就很难做到多极化。而且我们中国的力量本来就不是很强大。但相反，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却是一个有多个联盟的国家，它和欧洲、日本都是结盟的，此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联盟。其他几个大国家也有结盟关系：俄罗斯有独联体这个结盟；日本，紧靠美国，与美国结盟；欧洲本身是一个联盟，此外也与美国有北约这个联盟。在可能的多极中，只有中国一家是不结盟的，要独自成一个极，这个也很难。
第三，西方历史上的多极格局，既有维护欧洲和平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所以不能推论说：多极化就一定会导致世界和平和维护国际稳定。也可能是维护和平，也可能是引起战争，破坏和平。
第四，我们的这个多极化进程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有一定的矛盾。总的来讲，全球化是指的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割。但是我们的多极化可能会比较强调，你这个极和我这个极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和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呢？这个问题也可以再深入思考。
那从中国的视野来看多极化，又怎么样呢？也有一些问题。第一，它与中国的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什么关系？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含义是什么呢？主要是指国无分大小，一律平等。而多极化则是突出大国和强调大国的作用，多极化就是指世界上的几个大国应该合作，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但是这与我们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有一些矛盾；第二，我们中国外交还在把“韬光养晦”作为一个长期坚持的战略。“韬光养晦”就是你不要去当“头”，不要太突出自己。而多极化呢，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一极”，这叫做“一极”的“头”。成为一个“极”，就是要突出我们自己。第三，我们所谓多极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能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多极化就是要推动除美国以外的那些大国尽快成为一个力量中心。我们希望这些大国要赶快成长，你要赶快独立，你越强大，我们中国越放心。欧洲，成为一极，这个很好；俄罗斯，你不要那么弱，你强一点，对世界和平是一件好事；包括今天的印度，印度你成为一极，好，我们也支持。但是，日本成为一极，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一定很赞成吧。而在多极化的旗号下，我们应该是支持日本的。越早摆脱美国，越早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对我们的多极化格局不是更有利么？但其实未必，也确实未必；第四，和我们的历史也有矛盾。中国有过多极化有这样一个历史：战国就是多极化。多极化的历史的结论是什么？也是两方面：第一，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它有利于维护一个大体的和平；比如说由于苏秦的合纵这样一个战略，一度成功。所以在十几年之内，使秦国没有继续扩张它阻止了秦国的扩张。这是他积极的一面。但是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多极化很难长久的维持。最后的结局大家看到了，多极很难联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目标各不一样，很难相同；齐国有齐国的打算，楚国有楚国的打算，怎么就能够一致联合，听你苏秦的摆布，怎么去对抗秦国，这个很难长久。因此，战国的多极格局也导致了长期的战争。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不要太乐观的估计，那几个成为一极的国家，都会和中国联合起来，抵抗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个是不一定的。相反，像日本这个国家，现在倾向于联合美国，来遏制中国。而看欧洲，不要太夸大欧美之间的矛盾，他们和中国的利益，也未必就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这样一种背景下，你怎么就能够乐观的估计说，未来的多极化就一定是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多极化呢，很难有这样一种乐观的估计。
从我们关于多极化的这样一个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国际关系这样一个角度，还是从我们中国的这个视野来看，多极化都有一些问题，很可能不是像我们大家所设想的那样。第一，多极化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趋势呢？我认为现在是多极化的趋势的确有发展，但是另一个相反的趋势也在发展，美国的单边主义也在发展，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力量，你很难想像它会在短期之内急剧的下降。在未来的10年、15年、20年之内，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多极化是否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还不是很清楚。第二，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这只是一种假设，没有被过去的历史完全验证；第三，多极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不一定一定有利，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有利，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其中包含一些不利的因素。
总之，在中国进行国际关系的研究，进行中国外交的研究，一定要有两个方面的结合，既要有国际关系的视野，也要有中国的视野。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此文根据作者2005年4月6日在外交部青年读书会上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