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尚武的武士等级是统治阶级。布洛赫说，“即使极为粗略的比较研究也将表明，封建社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首领等级与职业武士等级事实上的一致性”，或者说体面风光的武装职业等级是领主阶级，也是统治阶级。中国始终不存在职业武士，也没有首领等级与武士等级的一致性。雷海宗推断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成语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汉时即开始发生。”[6](pp.24-28)在西欧，享有佩剑权是贵族的象征。法国大革命以前，有着古老血统的贵族为了与公职贵族相区别，仍称自己为“佩剑贵族”。布洛赫说：从军“对于职业武士的作用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这种态度对其他的社会如中国社会，是非常陌生的。”[4](p．712)

　　其四，领主附庸关系中的原始契约因素。在体面风光的武士等级中，依附关系最初曾经表现为一种契约形式，是两个面对面的活生生的人之间自由签订的。布洛赫指出：“附庸的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因为国王的主要臣民同时也是他的附庸，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移植到政治领域时，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偶然性的起义，其实基于一条传统深厚的原则：“一个人在他的国王逆法律而行时，可以抗拒国王和法官，甚至可以参与发动对他的战争……他并不由此而违背其效忠义务。”这就是《萨克森法鉴》中的话[4](p.713)。这一著名的“反抗权”的萌芽，在公元843年《斯特拉斯堡誓言》及秃头查理与其附庸签订的协定中已经出现，13和14世纪又重现于整个西欧世界的大量文件中。这些文件包括：1215年《英国大宪章》；1222年《匈牙利黄金诏书》；《耶路撒冷王国条令》；《勃兰登堡贵族特权法》；1287年《阿拉冈统一法案》；《布拉邦特的科登勃格宪章》；1341年《多菲内法规》；1356年《朗格多克公社宣言》。布洛赫继而强调说，在这里，“西欧封建主义获得了它的最原始的特征之一”[4](p.702)。

　　领主与附庸关系中的契约观念，同样不可避免的进入教权与王权的关系。教皇革命后，教权与俗权谁也没有吃掉谁，而是达成一种妥协，出现教权与俗权的并立、教权法律体系与俗权法律体系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等，伯尔曼认为这是非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或不能同时具备的，”。而这也正是西欧封建制的基本特征之一。除王权与贵族、王权与教会外，王权与“第三等级”之间，领主与佃户之间，包括与农奴佃户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所谓原始契约关系的因素。

　　中国传统社会几乎不存在西欧那样的原始契约关系因素。中国的皇权与官僚士大夫不比西欧王权与贵族。官吏有权力，但在帝王面前却缺乏最基本的个人权利，说到底，中国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官僚是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一个附属物，归结为中国一条传统的伦理原则，就是“君为臣纲”。当臣民个人利益受到来自上面侵害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抵抗和自卫的手段，除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所以，中国虽有举世罕见的农民大起义，却没有英国《大宪章》，也没有法国《朗格多克公社宣言》。在社会结构上，既没有出现与王权抗衡的教会组织，也没有生长出新的阶级力量如“第三等级”以及以后的市民阶级。显然，历史分析表明中国的传统社会与西欧的feudalism相距甚远。

三、理论寻踪

　　封建概念的普遍性问题势必联系到五种生产方式说。近二十年来“五种生产方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诘问，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仍然莫衷一是，焦点似乎还是在经典作家关于该问题观点的解释上。坚持者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说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解释，不容改变；反对者则认为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斯大林所为。笔者以为，实事求是的解释是，马克思关于前近代社会性质认识存在着不同的两种倾向。

　　生长于19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恩格斯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他们早年共同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谈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时，依次提到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8](p.83)。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论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又提到“大体说来”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feudal)和现代资产阶级的[9](pp.26-3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阐述的东西方两半球的技术发展过程，也具有相似的思想倾向。当然，他们从未把几种社会形式视为历史研究的公式，更没有奉为每个民族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一书中写道：“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他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8](p.31)可惜，斯大林教条化的处理，恰恰将其变为“修剪”历史的“药方”。

　　另一方面，人们同样难以否认或磨灭马克思恩格斯的多线历史发展观，这在他们大部分作品尤其晚年成熟的作品中有相当明确的表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种种概念，包括feudalism在内，都给予了严格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定。实际上，在马克思笔下，feudalism一词几乎未见用于西欧之外。马克思对下列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一些人将印度的村社制贴上西欧封建主义标签，将奥斯曼土耳其、波斯等社会与西欧社会混为一谈。英国学者约翰·菲尔将孟加拉和锡兰社会纳入西方模式，马克思说：“菲尔这头蠢驴把村社结构叫做封建结构!”最确凿的证据来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在那里，西欧中世纪被概括“日耳曼的”，并且与东方“亚细亚”和古代的希腊罗马等其他社会形式相对应。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依次演进的“逻辑公式”，也不存在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差异，否定了那种抹煞差异、人为的归并于单线图式的做法。按照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路，Feudalism仅是前资本主义诸种形式中的一种，而且只属于西欧。同理，按此思路，也不存在西欧是封建社会，其他是亚封建社会、准封建社会，或者说惟有西欧才是正常的，其他是不正常、发育不良的那种西欧中心主义的观念。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的不同使然。由于原始村社残余相当惊人的坚韧性和持久性，所以它们对各自不同的文明社会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之前，不同社会模式的发生和发展基本是封闭的、分散的，它们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偶然的、有限的，所以社会形式的独特性就格外突出，所以，日耳曼人的Feu- dalism不能说明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正如后者不能涵盖前者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几种主要社会形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实，即使大体相同类型的内部也存在差别：古典类型的希腊与罗马不同，亚细亚社会也不是一模一样，例如中国与印度就大不相同，更遑论东西方明显不同的社会发展形式。所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混为一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西欧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随后他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且反对把西欧的历史发展进程“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否则，“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污辱"BoI(P’”o)。马克思的这一郑重声明，应当也适用于前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式的分析，包括对西欧与东方的分析。应该说，人类社会历史是非线性发展与线性发展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至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这里不予展开。

四、应 对

　　如果上述认识成立，可有如下两种选择：

　　其一，循名责实，各归其位。A.先秦方面：真正实行过“封邦建国”的先秦时代应恢复“封建社会”的称谓，而无须称“奴隶社会”和其他什么称谓。先秦的“封建”仅发生于先秦，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封建亲戚”制度，在西欧从未发生过，所以遇有“封建”或“封建制”字眼，不应译为英文的 feudal或feudalism，而应直接表述本义。必要时则音译，“封建制”即为"fengjian"(汉语拼音)。B．秦代至清代：秦汉以后“废封建置郡县”，不应再称封建社会，至于哪一种称谓更确切，学界须深入探讨逐渐达成共识。王亚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把该时期称为“专制官僚社会”[11]。摩尔说：“无论如何，使用‘封建主义’(指feudalism——引者注)并没有使用‘官僚主义’来得更贴切。”[12](pp.129-130)刘泽华提出“王权主义”概念””。C．西欧方面：西欧的Feudal原本来自通俗拉丁语“采邑”(feodum)，直译似为“采邑制度”或“采邑社会”，译为“封建”，容易与先秦“封建制”混淆，不妥。应当寻求一个更合适的对译词，也可退回一百年前严复曾经使用的音译(“拂特制”)。试想，依照澄清后的概念研究和讲解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是何等的清爽!

　　其二，淡化“封建”概念，以时段称谓代替之。远离庸俗化的误读，从严肃的历史学家、专业历史学教师和学者做起，严守学术标准，暂且避免使用“封建”一词，而用“古代社会”、“中古社会”等时段称谓宋代替。其实不少学者已经付诸实践，例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把从秦代到清代的这一长时段称为“中古时代”。不仅中国和欧洲，世界其他地区大多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历史分期：上古、中古、近现代、当代等。其实西方早有避免使用定性分析概念而用时段称谓替代的先例，例如广为学界称道的萨瑟恩《中世纪的形成》[14]一书，就完全没有出现"Feudalism"字眼。

　　本文的结论希望有助于说明两点：一是西欧的 Feudalism不能涵盖中国的传统社会；二是中文“封建”与西文"feudal"等对应属误译。总之，循名责实清源，势必免去中西历史的双重误读，有利于学术概念的规范。

[作者简介]侯建新(1951—)，男，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及西欧经济—社会史，农村现代化比较，史学理论研究。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