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2014年1月21日），与人民银行一位高级经理吃饭。在座有报纸资深编辑、政府高级顾问及中国社科院的博导等等，可谓人才济济。

    晚宴下午六点开始，我早来一步，于是同这位人民银行高管闲聊起来，不知怎地他聊起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话题。我说这个制度是中国人的发明，中国当在这方面更有所建树才对。

    这位仁兄听后很是惊讶，连声说：“是这样吗？”我正好带着刚刚出版的《国富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干脆为这位没有带上老花镜的先生读了起来：

    “除了农业政策，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的金融政策，最重要的当属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的建立。作为美国国会建立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接管倒闭机构，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信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最初制度原型是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通过将连带责任制度应用到经济领域，这些行商不仅承担约束外商、保证关税上缴等责任，还在行商之间有连带责任，假如一行倒闭，全体行商都要共同分担其债务，包括对外商的债务……”

    我还没有读完，人民银行的这位先生就站了起来，说：“你把这书就送我了！一会人就多了！”说完便将书装进自己的包里。

    我无语。客随主便，只好随他去了。

    一个中国人发明的制度，中国人自己都不知其源头。我们在金融等一切领域都对“现代化”的西方亦步亦趋——这样邯郸学步，早晚会被带入沟里，会出大问题。因为一个制度的兴起、发展与消失都有复杂的历史因缘，不可能脱离现实硬从别人那里搬来。即使学习别人，也要按实际情况因革损益，否则，是极为危险的。那种生搬硬套移入的东西有时仅会在中国文化中留下概念外壳，而缺乏实际的生命力——从佛教的唯识宗到西方的议会制度都是这样。

    席间，议题五花八门，但一个主题却十分明显，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专制遗毒太深，要民主、要自由。座中一位深得辩证法精髓的电监会干部实在坐不住，不禁问：“中国就没有优点吗？”

    大哉是问！这一问不消说，大家一时哑口无言。还是那位报纸编辑聪明，反应快，他说：“有，中国文化唯一的优点就是——活着！”

    对于这一“伟大”的学术发现，在座诸君几乎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看到有人这样解读中国文化，我简直愤怒了。我说：“你们说中国历史上专制，你们看过那些实际接触中国明清政府的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描述吗？如果明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他也会站起来反驳你们这样妄下断语，中国传统政治哪里是什么专制——中国文化极其复杂精微，哪里是你们所说的‘活着’，论生命力强，蚂蚁的生命力最强，最能活着，中国的内圣外王之学就是‘活着’……”

    看我这样激烈地讲下去，人民银行的那位高级经理赶快阻止我说：“翟兄，打住、打住，我们回到主题。”

    于是大家开始进入下一个段子——一会儿义愤填膺，一会儿怨天尤人，一会儿回顾牛津之岁月，一会儿憧憬剧变之未来——好不热闹。

    我之所以要记下这次宴会的一些内容，不是要抨击在座的学者。相反，我倒认为他们是一群有学历、有阅历的长者，且在道德上大都是十分真诚的人。但这些人如中国学界许多人一样，受西方现代蒙昧主义影响太深，不知道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本质，习惯于将西方普通人的精神面貌与其精英集团的思想观念混同起来，一味以“西是中非”的逻辑看待一切——反正西方宣传的大体都是好的，都要引入。中国历史和现实是什么都不重要，按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的口径，中国文化基本是坏的，就要否定之，以西方文化替代之！

    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在学识上，参加这个晚宴的人都是中国的精英，但这个阶层深深陷入西方的文化殖民中不能自拔——多年以来，此乃我感到最为痛苦的事。而改变这种西式教育铸就的体制性现实，简直是一人与万人敌，太难！

    但我只能前行，前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人也生活在那样的思维定势中，被一种无形的思想枷锁禁锢终生——在西方文化亮丽的幻影之中，在“现代”有名无实的口号之下，一个人会永远失去真正的自在（孔颜乐处）！一个民族会永远失去真正的自由（现代史上西方“老师”似乎最爱欺负“徒弟”）！

    这是多么恐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