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钱乘旦先生抓住了西方学术精神的核心：批判精神！只有中国学者敢于批判西方，再充分结合中国历史经验和社会实际，中国本土学术才能建立起来。目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照抄西学话语，套用西学方法，（重复）论证西学结论——与西方接轨，与中国脱钩——这种现象太严重了！真希望中国多一些钱先生这样敢于说实话的人，我们不能再披着西方学术的外衣，自欺欺人了。中国学者吃中国饭，不能没有一点良知；钱乘旦，1949年生，1973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1985年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后，曾赴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

   中国学术史可以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古代”学术延续了几千年，形成一套中国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近代”学术起于西风东渐，到现在已基本纳入西方模板，就连“国学”也差不多放到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中去研究了。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大规模引进西学，开始了中国学术的彻底转型。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学术封闭的状态，让国人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化，对改变国人观念、推动中国转型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一种新的思想定见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落后”的。这种判断固化之后，就成为一种观念崇拜，如宗教一般进入中国人的思想。

　　现在，中国人头脑里装满了“进步”、“发展”、“先进”、“落后”、“规律”、“必然性”这一类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为了不“落后”，因袭照搬西方话语，也就成了中国学术“进步”的一个标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越来越“欧化”、“美化”，其原因就在这里。这不是说，中国学者不是在做中国学术，而是说，有更多的中国学术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器：套用西方方法、论证西方结论、用西方语言说话，甚至直接重复西方话语。

　　从历史背景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以后，中国日趋封闭，其思想与学术也日益僵化，丧失了应有的活力。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给中国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为救亡图存，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将注意力锁定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理性”上，认为这些是西方强盛的基础。对意识到自己的欠缺而急迫盼望摆脱困境的几代中国人来说，汲取西学便成了“进步”之事。这导致近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全面转型，从内容到方法、思维方式、语言，皆以“西”为师，及至今日，“西”师已成定型。

　　以“西”为师经历了几个阶段：19世纪首先“欧化”，20世纪初“欧化”与“美化”交叠，然后是一统“苏化”；经历了“苏化”以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时，人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又脱钩了，再一次进入自我封闭状态。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思想、学术界再次引进外国“产品”，这一次主要是美国“产品”，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西方(以及西方学术)的态度明显和“中国落后”的心态有关，人们希望引进“先进”，改变“落后”。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了解和介绍，我们对西方学术和西方思想已经不再生疏，甚至相当熟悉了——该翻译的差不多都翻译了，现在甚至已开始翻译三流、四流作品；外来成果的权威性已经绝对树立，如一篇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可以是中国学界百谈不倦的经典。西文新出现的词汇立即在中国使用，于是中文就不够用，出现许多新造术语；西文的某个新概念，更不用说“新体系”，一经出现，用不了多久就在中国刊物上被“复制”。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我们的了解多得多。这是决然不错的。总之，中国与西方的接轨很通畅，中国学术已经不封闭了。

　　但问题出在缺乏思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的危机是迷信盲从，而不是封闭无知。无疑，我们对西方学术仍需要关注，抱虚心学习的态度，紧追学术前沿，舍此就不能进行学术交流、不可开展学术对话。但无论是学习借鉴还是交流对话，都意味着“先了解、再吃透、有思考、做分析”。笔者认为，这12个字很重要，做好学问需要这12个字。

　　其实，西方学术中最值得赞赏的是它的独立思考与批评精神，有了批评才有创新，也才有活力。西方人在不断批判自己：康德批判、黑格尔批判、“科学理性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等等；通过批判前人，后人成就出新的理论和新的体系，如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凯恩斯批判国家放任主义，新的“主义”在批评中产生，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发展的。设想哪一天，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例如“哈贝马斯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这样的作品，即便它显得幼稚，也是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到那时，中国就出现“大师”了。

　　学术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评的第一步。中国学术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从了。现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础上的分析与批判，这是当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障碍。现在的中国学术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自信，中国学术应当构筑自己的话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