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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敏:二十世纪,这是一个十分没出息的世代 
作者:[王尔敏] 来源:[] 2012-08-03

编者按:本文是王尔敏先生为自己《先民的智慧》一书所作的序,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王尔敏(1927~ ),河南周口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历任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生平研治历史,自民国三十九年(1950)起至今已有五十余年。所积有的一点历史认识就是:无论是如何穷蹙落后的国家,即令匮乏贫困,仍然不可没有自信。因为自信才是由弱致强,由贫致富的原始奋斗动力。

    我悲哀近代中国之备受帝国主义者侵陵压迫,也怨愤清廷主政者之无能软弱,更痛恨袁世凯之私心与昏悖无识。其结果造成长期军阀乱局,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者轻视与入侵野心得逞的机会。我如此怨艾,却远不及对于我们国人之信心崩溃来得更为失望。尤其痛恨知识分子的丧心病狂,我认为这是亡国灭种的现象。请相信我做近代史研究的结论看法。中国全民族在何时信心崩溃?我当负责的说,是在光绪庚子(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时期。中国朝野从此死心塌地崇洋媚外,成为一国风气,贯串全部二十世纪,这是一个十分没出息的世代。而我们学界领袖,是所自视的知识分子,却最是丧心病狂,率先攻伐中国自己的过去,包括文化内涵之文学、哲学、史学、宗教、艺术、工艺、科学、政治、社会、法律、经济,无不以攻诋丑化为能事。尤其是最重要的文学,这是一个民族的心性精髓,却被丑化改造,责怪其一无是处。

    我在此不是批评同代文家,而是痛心于表率群伦的知识分子之丧失自信,这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与危殆,被帝国主义打得寒缩畏葸,而又自渎自我的丑诋中国故有的一切遗产,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反映对洋人自卑,对无知同胞优越。此一现象,三十年前我曾写短文「自卑的优越感」,早已发表。

    既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也当完全清楚自己所处是何样时代。我虽平庸鲁钝,却也会正确的感觉出1950年代以来学界的风气和人们追逐的方向是甚么。任何人也多少必会受时代风气所吸引和催迫,极少有人可以超脱时代,可以有遗世独立的眼光能耐。当然,此种人物不能必无,而我自己则只是这一时代中滔滔庸众的一分子。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漫步走来,我自能十足的领略一切,谁也无法躲脱。

    我所当的学界风气,在此可以简略指出:

    其一,我们所当的是泛科学主义时代,这是三十年代大潮流,其势直贯至今日。学者相信科学至上,主张科学万能,有位领袖人物是提倡Science Worship,一定有人知道是谁,但这里却决计不必讲。我相信科学道理,自是决然服从。

    其二,这一时代学风,很重视数字,讲究统计,有数字的论据才有强大说服力,掌握数字,精于统计,立于不败,难被驳倒。延伸为一个信仰,则是奉行纪录主义,此更是今日尤烈的现象。连接吻,甚至性交也要登上健力士大全。虽然如此,这也只怪学术界是始作俑者。

    其三,是流行的信仰与流行的错觉。三十年前,我写杂文,拟定许多题目,要分别申解发挥,这两题想写却长期搁置下去,由于工作环境与发表园地改变,使我多年来放弃至今。今天提到,也并不会多说。

    想想二十世纪这个开新时代,也是千年难得的思想开放时代,文人、知识分子、学者、政治家都能得到机会放言高论。我们后人看那一时代言论,多而不精,杂而不纯,夸大狂肆,目空一切,甚是辜负时代的赋予,和先烈的奋斗牺牲,仍然争抢名位,乌烟瘴气。得了革命成功的好处,却感染革命情绪,所以革命是流行的信仰,天天要打倒这个,推翻那个,抡起板斧,乱杀乱砍。这就是一个流行的错觉。

    革命之后,事事求新,样样求变,求新、求变是流行的信仰。而新则至上,变则至善,就是流行的错觉。

    大力提倡科学,破除迷信是流行的信仰,而砸神,扒庙,赶走和尚,逼夺庙产,则是流行的错觉。

    向慕西洋科技高明,政制优良,是流行的信仰。而断发易服,西装革履,俨然洋人模样,以为脱胎换骨,是流行的错觉。

    我深信此类流行的信仰和流行的错觉实在不胜枚举,多得数不清,这里无法一一陈列,但却表现这一代人的心态精神,敏觉之士自可观察。惟二者对中国上下人心影响深远,我以为我们俱是身陷其中,很难自觉自省。我因研治史料,而从中悟出,这一代的文献在我手中溜过,如若不能发现,那便是太过麻木,愧为学者。

    读书治学的最大益处,是助我触类旁通,能启导觉识。我到中央研究院虽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然而接触不少饱学之士,一开始就放开胸怀,涉阅不同领域的学术著作。本来我受了流行错觉的影响相信研究孙中山是太接近当前政治,友人多大加鄙视;惟和徐高阮先生交谈后,学得他的高远识见,从此不敢拒斥孙中山的著作,而能心平气和的去探究,到今我是一个最有贡献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专家,我有专书和多篇论文作证。研究孙中山思想,当世名家自有吴相湘、李云汉、陈锡祺、蒋永敬、金冲及等人,我自分所作,亦不居人后。我怀念徐高阮先生的启迪,这是第七次在论著里提到他。

    泛科学主义时代的流行信仰是鄙夷宗教、反对迷信,扩大延伸之,则是拒斥神话,打破传说,进而动手拉倒偶像,修改戏剧,使之合乎真理。由是古代神话传说、神仙故事,戏剧中鬼鬼怪怪,全遭破坏改造。千年艺术雕塑壁画寺庙建筑,一概遭殃。不过我却偏偏喜爱神话传说,研究院同事前辈凌纯声先生的论文,我几乎每篇必读;和我感情最要好的杨希枚先生,我除向他学京戏,更喜读他的尧舜传说、饕餮神话;同辈文崇一先生论述鸟生传说、河伯传说,另有管东贵先生的十日传说。在此是我第三次着文提到他们。我领悟到中国神话传说有文化史上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我们就是提倡科学,也抹杀不了神话传说、鬼神故事的历史价值。我偏要告诉世人,神话传说之中,也隐含了科学资材,因此请看本书中这篇:〈上古五帝神话及其科学内涵〉。用此表达,使人知道,讲究科学也不能忽视神话。

    我在中央研究院接触不少同事长辈,其中有我的业师两位国学家。王叔岷先生是老、庄、列名家,我是曾修习其校勘学。又有屈万里先生是经学大师,我是在校修习其版本学。二者俱是为了科学治史作铺路,作完善工具。而使我更具兴趣和快速吸收的新知识,则是前辈董作宾、高平子、刘敦桢所作的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这是正牌的中国古老科学。我完全明白河南登封测景台遗址的一切特殊建筑形式与其观测功能,其设计之特别,高度、长度、宽度,以至方孔,各有严格尺寸,与正确方向的要求,看上不起眼,却步步尺寸不苟,有其特殊需要。当地河南人称此台为「没影台」,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古代贤哲掌握观测日影,勘定四时、二分、二至、二十四节气的气候,既简易又精准,令人叹服,引致我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极大兴趣与更深感动。

    在此可以坦白说,我对于那些高嚷科学万能的先进文人,真是十分鄙视讨厌。只要清楚对照,便可知道,科学决非万能,既是科学,就必是各具能力之特点。像这一本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这样一个简单建筑,却最少需要三门科学专家去做调查:高平子是天文学家,董作宾是历算学家,刘敦桢是建筑学家。没有科学万能,要点是科学当由怀疑出发,不是要人们崇信膜拜。

    我之个人兴趣,何以会对天文历算有所爱好,自有一定渊源。我的高中老师是中国天文历算名家曾次亮先生,是在我高三时河南省立睢县高中所受教的老师。不要小看中学老师,他就是在50年代注解王韬所作《春秋历学三种》的名家,他的著作出版于60年代,今日在台湾学界的古史教授均不能望其项背。他在大陆有名,我们学界却无人知晓。我受他的教导,亲见他在课堂上讲述日蚀、月蚀推算方法。除了教我们天文历法,也教我们辨别诗、词、曲的特质与其文学价值。因此在那时已引致我们习读吴梅所作的优美散曲,他的重点特别加深对吴梅的介绍,申述其作品之特色,使我大开眼界。由于受曾次亮老师的影响,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加入了台北天文同好会,作为会员。颇受天文学家蔡璋献的教导,他带我们在中山堂房顶的天文望远镜先后看过土星环和月球表面。使我获得许多实测知识,蔡先生是位醇正科学家,一心向青年人推广天文学,有时也花钱带我们一起吃饭,五十年来我永远怀念这位科学家。今日已是我第二次着于文章,提及他的大名。

    我将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历算所得的知识中引伸撰着〈中国二十四方位观念之传承及应用〉一文,收入本书。我发现中国的方位观念是中国远古以来创造的一套日常实用生活依据,完全来自天文观测的结果,所表现者虽是地理知识,但完全成于简明的天文实测手段。自战国以来,中国天文知识早已丰博而成熟。先秦两汉俱盛行盖天说,自《淮南子》〈天文训〉、〈时则训〉,《史记》〈天官书〉,以至东汉王充的〈谈天〉、〈说日〉两文和张衡的浑天仪,全是本于盖天说。而二十四方位则是专为天上星辰运行而标定的指南,渊源悠久流长,自具特色,参看拙文便知。其后所步步改造的水罗盘、旱罗盘,确可被称为四大发明之一,是卓越的世界文化遗产。

    我在此提示一个普通的数学常识,用以说明中国特色。几何学上的圆,中国和西洋知识背景完全不同,可惜国人完全忽略,已至毫无知晓。我曾在台北多次向博士班研究生讲述,其根本的区别,西方数学上的圆包括圆周割角,俱是单纯概念,而中国的圆是实际的用天上一周作为标准。大家都忘记两者并不相同,西洋把圆画分为三百六十度,中国的圆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按天空上一年日照周期作准,这是出于纪元前二世纪《淮南子》的记载。近二十年又有考古发现实物证据,在纪元前二世纪汝阴侯夏侯灶的墓中有一个天盘,其圆周刻度是三百六十五格。人人知道西洋的直角是九十度,而中国的直角是九十一又十六分之五度,中国的计算,是把天空一周日行躔度是有角度定出来的,不是空想概念。这也是出于《淮南子》的记载,并不是我今日放胆杜撰,可是国人都知道吗?

    流行的信仰是科学至上,流行的错觉是打倒宗教,鄙夷宗教。视为反科学大迷信,相信打倒宗教、科学就会发达。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道教俱遭反对排斥,偏在同一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要研究中国科技史,却专门参考道教经籍,找寻科学。这使我们一代崇洋的学者跌破眼镜。

    拙见向来相信,道教与战国以来的道家密切相关,早前也有真洋人学者力言道家、道教二者各自不同,全无相关,中国学者惊为高论,颇加信奉。本人不然,我相信道教充分接受道家传承,有多方面密切关系,在此不必细说,信不信各自判断。我在本书收入一篇〈道家之重己贵生学派及其养生道术〉,可以知道前期道家的养形、道引,就被道教充分吸收,并延伸更繁复细密的道引术,请参阅拙文。

    提倡科学,追求民主,乃是我们二十世纪以来的流行信仰,自是举国风靡,人人崇信。想想推翻二千年帝王政制,建立中华民国,这一代人是如何的庆幸,如何的醉心,自然可以十分肯定其正面意义。但在反面的作用,则是反对帝王时代的各样思想、各样体制、各样条规、各样习惯,这也是必然现象,都是随着推翻满清而尽量鄙弃古来的这些传承。我们的一些治史前辈、同道朋友,对于某些有关帝王的问题,一概视为陈腐过时,别说研究,提也不愿一提,提起也是诅咒,当做反面的论据。例如正在打倒孔家店,提起圣人就十分厌恶。又像「王道」这一概念,这一古代高尚的政治理想,二十世纪便少有人再能提起,视之为古人的愚民学说,没有人再细究其内涵和意义。但在我仔细读书之后,却自有发现,深信值得向世人申解。经我的研究,认为是内涵丰富,功能多样,意旨深远,决不可只看王道二字,就深闭固拒,各国学者都应深研探讨。

 
    据历史呈现,中国王道思想始于殷商的武丁,而身体力行、步步履践者是周武王,皆有故事一一点明。乃是古代共主维持国际秩序,与各国和平稳定的天下信约,而周武王则是亲身履行,建立起王道实绩。孔子、子思、司马迁、王充都在言谈中一再推崇,那就是兴灭国,继绝祀,举逸民的国际秩序信约,所谓王道之大者也。请参看本书中拙著〈中国古代存祀主义之国际王道思想〉,我写此文有深意在焉。三百年来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始终是强凌弱、大欺小。宣传国际平等正义,全属骗人。三百年来的世界,没有真正的国际和平对等关系,而是帝国主义者更番掌控世界大局,弱小备受欺凌。而战争之酷烈,俱出自强国大国之主动,除欺愚世人,实在没有甚么人道人权可言,看看谁把炸弹丢予别国最多,才是现代真实。今日,世界无不承受战争痛苦,识者无不悲痛。大国领导世界,正需学习中国的国际王道思想,不知学者有信心否?不知强权之国能收敛否?

    学界先进轻视古代王道观念,厌恶拒斥,不肯下心参考。我却从中发掘最领先今代进步思想的原质。那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学人所开始讨论的生态环境之保育思想。参阅本书拙文〈先秦两汉之自然生态保育思想〉,可知儒、墨、道以至杂家,均具有此种思想,我在十余年前(1992)发表此文,引起香港浸会大学青年学生们专诚来台,向我访问。我自是最先向学界提示这一问题,或不知我的更重要贡献,乃是指出这是中国古代的王道思想,无论研究古史今史的各样学者,都得肯定我这一识断。你想不到今时的生态保育观念,是中国古代的王道思想,请看拙文便知分晓。我们熟读孟子生态保育言论,尽人皆知,可以不提,但有一处常被忽略,就是他说过善战者服上刑,联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这第三种上刑,不就是要惩罚今日高度开发破坏土壤树木自然生态的先进人士吗?

    当代世界,国际上互通有无,更努力生产,争取销场胜利。最新思潮,则是主张自由贸易,要人开放关市,商旅进出自由。又要建立国际共组公平交易之所谓WTO,各国争相加入,共享地球好处。其实中国古代早有此一思想,儒家讲求最多,我是第一个向你提出证明:这就是古代王道思想的一项内涵。请参阅本书所收拙文〈中国古代之开放关市与自由商旅思想〉。我愿负起学术责任,肯定这是古代的王道思想。

    当世学人不理会前古的王道,以为是腐朽过时的观念,但人弃我取,作一试探,至今能有许多研究开拓,自以为不负身为史家的一分子。

    我作近代史研究,常见前人时人提到中国自大,并信古泥古,拒斥新事物新知识,但我治学五十余年,未尝一言作此主张,但甚鄙其人不作任何细密研究,却要发狂言,像这样概括笼统的论点,不是由研究而得,学者宜慎重一发。拙见以为称谓中国人自大,可以不必计较,任何一国人也都自大,自大不是罪过,不自量力纔是问题。我对此不拟多加争论,至于中国人拒斥外来事物、新思想,我看这话一点也站不住。因为在历史上看,中国人是吸收外来事物,吸收新观念最有史据、最有成果的国家。我早注意此点,并向古代探求,发现古代人也不惮向外吸收新知,战国时代并创生一个学习他人的重要思想。无论儒、墨、道、法,以及杂家、兵家均具有此一思想,尤其杂家鼓吹最甚,这就是先秦的贵因思想。这一思想又在晚清十九世纪变成学习西洋、接受新知的一个共喻的古老渊源,请参看本书拙文〈先秦贵因思想〉。

    在本书的其余数篇文章,也与现时当代流行的信仰和流行的错觉有关。有个文人习见西洋达尔文进化论,就大胆狂肆大言不惭的要在中国开人荒,不读古书,不知古史,鄙夷本国,诋讥同胞,却说古人四千年来不知道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立意粗糙,态度蛮悍,论点鄙俗,文人无耻,莫甚于此。因此我纔写〈中国上古天地人之齐等观念〉这一论文。另外,在现代国民常识中,庶民的职类已经变得复杂,已非二十世纪以前的士、农、工、商四民职类。古代的普通常识,已到了尽头,这虽是人人俱知的小常识,但也要弄清楚过去的渊源背景,因是而写出〈四民名义考〉一文。看来是普通常识,实则我们的学界未必人人能说清楚。参考《考工记》,春秋以上的四民是农耕、工艺、商旅、妇功。根据《周官》记载,西周以来是八民:农、工、商、圃、虞、衡、牧、嫔。自始至春秋,士是贵族,不在庶民之列。

    写印此书,最大希望使人信重中国古老文化,它对我们现代人仍是汲取知识的重要来源。若是能力很强,学养很足,应该对于过去文化有所继承和推进,若是大大超越古人,也可以成为这一代的哲人圣贤。但不是只会指骂中国文化陈腐,就要打倒,要铲除,攻伐古先,丑诋孔孟,纔会大快人心,受人敬重。我是深致反对,也不恭维这类先驱。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生出这类人才,形成这种风气,我深以为是中国的不幸。我还要怨恨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使人误解西方文化之优越,中国文化之腐朽,因而丧失自信,崇洋媚外,孕育这一代没有出息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同胞,以高等华人自居,任意鄙薄嘲笑。我深为痛心,仍相信最大的悲哀是国人丧失自信。我写此书就是要恢复国人自信为宗旨。不知能产生多少效力。

    本书的选辑出版,甚得我的博士班毕业门人的大力协助编刊校对,他们是卢胡彬、张秀蓉、姜仁圭、陈俊华、宋秉仁、吴蕙芳、刘瑞宽、钟艳攸、吴美凤、范纯武、洪健荣等,其中由宋秉仁学棣担任联络事宜,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得以出版问世,系承古史名家王仲孚教授介绍,交由兰台出版公司印行,心甚感念。又封面题额,是特承汪中学长所赐亲笔法书,倍增光辉,实所钦感。

                          太岁在癸未清明节(2003、4、5)写于新大陆之柳谷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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