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缭为商君学”——尉缭与商鞅之学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兵家之兵形势家又有《尉缭》三十一篇。在杂家《尉缭》二十九篇下，有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由于今本《尉缭子》书本身还存在着争议，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讲清。
关于《尉缭子》书的分歧，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杂家《尉缭子》与兵家《尉缭子》本就是一部书，为什么在《汉书·艺文志》中既见于兵家，又见于杂家，是由于《汉书·艺文志》用了互著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兵家《尉缭子》与杂家《尉缭子》本就是两部书，仅仅是同名而已。但是这一派在认为传本《尉缭子》是兵家还是杂家《尉缭子》的问题上，则是有分歧的。一说是杂家《尉缭》；一说兵家《尉缭》。有人则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认为现存的二十四篇本《尉缭子》，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的合编[1]。
今本《尉缭子》共二十四篇，通书讲述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训练、号令赏罚等治军作战的内容，只有《原官》、《治国》两篇论政，似与此无关，其余内容皆当是“禽将立胜”的兵学著作。有人仅仅根据《原官》、《治国》等处的证据，认为今本《尉缭子》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杂家《尉缭》，因此并不能使人信服。综观今本《尉缭子》，讲的主要还是军队的编制、训练与作战，使军队“前如雷霆，动如风雨”[2]、可以“百胜”的战术论[3]。此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兵形势家“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的特色正相符合，宋人归其于《武经七书》是有理的。反过来，今本《尉缭子》与《汉书·艺文志》中属于杂家的另外十九种著作如《吕氏春秋》决然不类，我们当然不可遽归其入杂家。也不能因为书中有少量并非直接谈兵的内容，就否定它的兵书性质。战国诸子多言兵，在著作中多有反映，如《商君书》、《荀子》、《管子》等，岂可因此谓这些著作皆属兵家？
这样，我们首先肯定了今本《尉缭子》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兵形势家《尉缭》，今本二十四篇，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兵家《尉缭子》的残本。还有证据说明，这个尉缭应是梁惠王时的大梁人尉缭，今本《尉缭子》是魏国作品，这可以尉缭与吴起兵学的关系来说明。
《尉缭子》的作者，对于吴起推崇备至，这在《尉缭子》的《制谈》、《武议》等篇已有反映。吴起乃战国兵学之祖，是三晋兵学的代表人物。今本《吴子》，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中晚期，但是，若把《吴子》书的内容与文献所载的吴起事迹相比照，可知今本《吴子》还是基本反映了吴起的兵学思想。尉缭身处魏国，对于吴起兵学的学习，有着先天的条件。
有学者把吴起兵学的特点总结为四条[4]：
第一，强调政治与军事的密切联系，认为政治与军事密不可分。提出要“内修文德，外修武备”的观点。强调治国须以道、义、礼、仁“四德”。在《史记·吴起列传》中，吴起读魏文侯对话中，吴起强调国家之守卫，“在德不在险”，与此义近。
第二，吴起有“以治为胜”、“教戒为先”[5]的治军思想。认为取胜的关键，不在于军队的多寡，而在于军队的素质。在这种观点下，强调的是军队的组织训练与整体战力。还有将领的军事素养，将要“总文武”、“知刚柔”[6]。
第三，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
第四，朴素的军事哲学。
吴起兵学的特点，在《尉缭子》一书中也有明显反映。
例如第一条，强调的是军事与政治的联系与统一， 在今本《尉缭子》中，大部分是讲治军作战的，但是也有许多内容是讲治国的，甚至有一些篇章是全部讲政治的，如《原官》、《治本》两篇。这是许多人认为今本《尉缭子》属《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杂家《尉缭》的理由。其实，《尉缭子》的这个特点，正是自吴起以来魏国兵学的传统。在重视政治与军事联系的魏国兵学著作中，出现一些讲述政治的内容，实在是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可因此把今本《尉缭子》看作兵学著作。
又如第二条。《吴子》一书，强调军队之“治”。如《吴子》一书有专门的讲述治军的《治兵》一篇。篇中认为军队的强弱“不在众寡”，“以治为胜”。什么是“治”呢？《治兵》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即军队训练、作战中的阵列队形的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其实就是军队的整体素质与战力。为了达到“治”的目的，又讲究“教戒为先”，重视“教战之令”[7]即号令赏罚的作用。《尉缭子·武议》记载的一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吴起治军的思想。《武议》记载：
“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
这个故事不但讲了吴起在作战中号令严明的特点，还阐明了吴起治军的核心——“治”，即步调一致、训练有素。
吴起的治军思想，对于魏的影响可能是较大的。如《吴子·料敌》虽然贬低三晋军队“治而不用”（就是训练有素而不实用），但还是肯定了三晋军队之“治”的特点，这不能说与吴起无关。这个兵学理论，我们甚至可以在祖籍为赵国的荀子的兵学中找到。如《荀子·议兵》中也讲究军队的“和传而一”——团结如一，篇中说：“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不难看出《议兵》的这段话与上引《吴子·治兵》的文句与思想间，都有相合的地方。又如《议兵》说：“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在追求步调一致与战功之间，战功被放在第二位，与上引《尉缭子·武议》中吴起斩勇士的记载对比，后者简直就是荀子思想的例说。在《议兵》篇中，荀子还对齐之田单，楚之庄跷，秦之商鞅，燕之缪虮等列国兵家进行了攻讦，称其用兵为“盗兵”，其中单没有吴起，可能也暗合着荀子本人对吴起的推崇。由此看来，吴起兵学的一些特点，不仅被魏国，而且还被三晋它国的论兵者继承下来，从而形成三晋兵学的集体特色。
与魏等三晋兵学相反，秦军的情况，则是“秦阵散而自斗”、“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8]，并不讲究阵列的整齐划一，与魏军的强调步调一致与整体战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差别在《荀子·议兵》所说的魏之武卒与秦之锐士的对比中也曾提到。《议兵》说：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狭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隘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虽然魏军训练有素，可以“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但是秦军由于赏罚严明，以致作战努力，仍可“四世有胜”，二国军队的特点差别，是明显的。
魏国兵学的重视军队的编制与战阵行列、训练的特点，也被尉缭兵学所继承。今本《尉缭子》与《吴子》一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证明。如《吴子·励士》说：
“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尉缭子·制谈》说：
“一贼杖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
这两段话无论从字句与含义上来说，都存在着相似的地方，联系是明显的。这里强调军队整体的作战能力，与“阵散而自斗”的秦军，是有区别的（又《武议》说：“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强调的也是军队步调一致的整体战力）。二书这种相似的情况，还可以找到一些，此不枚举。
又如，对于领兵作战的将领的要求，《吴子》重视将领的军事素养，将要“总文武”、还要“知刚柔”，有专门的篇章如《论将》来阐述对将领的要求。不仅如此，吴起本人也是与士卒同甘苦的典范[9]。这一点与《尉缭子》对于将领个人品德与模范作用、恩威并施、吃苦在前的要求是一致的。
总体看来，今本《尉缭子》一书中，有关军队的编制、训练、行阵以及将领素质等治军的诸方面的特点，是突出的，这与以吴起兵法为代表魏兵学的特点是一致的。从吴起到尉缭，魏国兵学的这个特点，反映的应是魏国以至三晋兵学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从以上几个角度来说，今本《尉缭子》乃魏国作品，当无可疑。
说《尉缭子》乃是魏国作品。与此相应的还有其他证据。《武议》篇记载，《尉缭子》一书作者所在是一个“万乘”的大国，而秦魏是皆可称为“万乘”之国的[10]，但若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是实在没有必要托于尉缭与梁惠王的问答的。另外，在《武议》等篇中，数次提到吴起。在提到吴起与秦战时，都对吴起大加褒誉，而吴起曾是让秦颇为头疼的名将。从避讳的角度来讲，作者所在之国，决非秦国[11]。反过来，吴起虽非魏人，但却是魏赫赫有名的法家与兵学家，他的功业与名分都主要在魏国取得，《尉缭子》的作者对于吴起的的褒誉与仰慕，与《尉缭子》的作者身处魏国应有密切的关系。在《尉缭子》书中，有多处如《制谈》；《武议》；《将理》；《治本》；《兵教下》；《兵令下》等篇中，都出现了“臣”字，证明《尉缭子》各篇，乃是臣下献给国君——具体的说是梁惠王的书奏，后经整理，就成了现今的《尉缭子》一书。
那么，怎样理解“缭为商君学”，以及由此反映的“商君学”与尉缭之学的关系、还有由此所反映的秦、魏的学术联系呢？
我们可从今本《尉缭子》与《商君书》的对比中加以缕析。二书中语词或思想制度的相似，有多处。如下例。
1，“禁舍”、“开塞”。
《兵谈》：“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
《制谈》：“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原官》：“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禁舍”，禁即禁止、禁闭；舍即舍禁、开放。“禁舍”指用刑罚来禁止犯罪，用赏赐来鼓励立功。“开塞”义同“禁舍”，开指开启、开放；塞指堵塞、禁止。在《商君书》中有专门的篇章《禁使》与《开塞》，篇中有“禁使”、“开塞”词语。李解民认为，凡此“禁舍”、“禁使”、“开塞”同义，郑良树认为皆来自《商君书》[12]。笔者按，由此说明《尉缭子》与《商君书》二书之间，不仅语词有联系，而且都强调赏罚的作用。
2，《尉缭子·将理》“虽有尧舜之智，不能开一言；虽有万金，不能用一铢”之语，与《商君书·定分》“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相似。
还有一些词语，与《墨子·号令》篇内容相似，如“分职”、“失令”、“伍人”。《将令》：“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号令》：“非其分职而擅取之，若非其所当治而擅治为之，断。”《将令》又说：“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号令》：“失令，若稽留令者，断。”又如“伍人”一词。“伍人”即同伍之人。《尉缭子·兵令下》：“战亡伍人，及伍人战死不得其尸，同伍尽夺其功；得其尸，罪皆赦。”“臣以谓卒逃归者，同舍伍人及吏罚入粮为饶，名为军实，是有一军之名而有二什之出。”同时又见于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守令》简781以及《墨子》的《号令》篇[13]。《墨子》的《号令》篇，乃战国时代秦墨的作品，与“商君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可以作为《尉缭子》与“商君学”有关的间接证据。
3，“农战”思想。在《尉缭子》中也有涉及。《制谈》说：“修吾号令，明吾赏罚，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武议》：“万乘农战，……农战不外索权。”后篇《武议》所说的万乘之国，当是作者所在之国，所以所言的农战，也是针对主国而言的。“农战”，此词始见于《商君书·农战》，如“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又在《壹言》、《靳令》、《君臣》等篇中出现；《弱民》、《慎法》称“耕战”。“农战”[14]思想，实乃商鞅思想的核心，在《商君书》其它篇章中被反复申述，是治国的要务与辨别奸良、赏罚的标准。《尉缭子·制谈》篇中的以农战得食爵的思想，与之一致，无疑是来自《商君书》的。
在叙述农战思想的时候，不仅二者的思想一致，而且一些语句也是相似的。如《商君书·开塞》：“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赏刑》：“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慎法》：“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15]《尉缭子·武议》之语“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与之相似[16]。
4，在战争的胜负方面，《尉缭子》强调的是“人事”，即人的作用，而对于当时非常流行的具有迷信色彩的“天官时日”，即与军事有关的数术，则是反对的。在《天官》、《战威》以及《武议》篇中，有多处论述。如《战威》说：“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武议》：“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乘胜立功，臣以为难。”“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我们在今本《商君书》中，找不到天官时日的片言只语，从传世的商鞅言论与事迹中，也闻不到一点“天官时日”鬼神的气息。对于重视“农战”等“人事”的商鞅来说，对讲求“天官时日”、鬼神的兵阴阳之学的轻淡恐怕是正常的。这可以作为二者联系的证据之一。
5，在《尉缭子》一书中，对于号令赏罚极为重视，贯穿于整个今本《尉缭子》的始终，其例不胜枚举。在第一篇《天官第一》中，开宗明义就讲“刑德”——赏罚等“人事”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又如《制谈》：“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战威》：“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在《尉缭子》中有《踵军令》——《兵令下》共9篇径称作“令”，这固然属于“军令”的范畴，但何尝不是法家的法制主义在军事领域的的延续！如上引《吴子·料敌》评价秦军队时说：“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相反，同篇记载的三晋的军队却非如此，同文说：“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在秦墨作品《墨子·号令》中，有关于守御号令的大量论述，这些守御之令本质上与《尉缭子》主讲军队组织训练之令并无区别，而《号令》篇的产生，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制主义环境，是一个重要的渊源[17]。这也可以作为《尉缭子》与秦有关的证据。总之，《尉缭子》一书与商鞅之学极端的法制主义倾向，是吻合的。
秦本是一个严刑苛法的社会，如果作者本人再向秦君反复申述法制的重要性，显然是不必要的。因此，《尉缭子》的作者身处之国，并非是秦。
6，《原官》篇，讲到官员的委任、分工及职守，与《商君书》之《定分》、《治本》等篇内容相似，读之自可分辨，此不详述。
7，什伍连坐制，这是秦献公时秦国首始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记载，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这个制度可能在商鞅变法时得到进一步细化。《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同书《定法》也记载：“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厚赏而信，刑重而必。”《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引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正义》云：“或为十保，或为伍保。” 秦实行什伍之制，主要是为了“告奸”。秦不但在民户间实行什伍连坐制，秦军中也实行什伍连坐制，如《商君书·境内》记载“五人来（束）薄为伍，一人羽（逃）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五人一屯长”。在云梦秦简与秦人作品《墨子·号令》等篇也有反映。不过，在文献中记载什伍之制最为繁备的还是《尉缭子》一书。在《尉缭子》的《制谈》、《战威》、《攻权》、《伍制令》、《束伍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等篇中，都涉及到了什伍之制，比起今本《商君书》，《尉缭子》的叙述要详备得多，使我们可知什伍之制的另一面。如《尉缭子》中叙述什伍之制，除了可以阻止“干令犯禁”（《尉缭子·伍制令》）的事情发生外，在作战中还可使“吏卒相救”（《兵令下》），即在战斗中互相救助，这也是什伍之制作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与本条相关的有如“束伍”一词，《尉缭子》与《商君书》同时出现。《商君书·境内》有“伍人束薄为伍”[18]、《尉缭子》则有《束伍令》一篇。“束”，本意为捆绑，引申为共同、聚之义。“束伍”，即对同伍之人——“伍人”的约束。
什伍连坐制，是商鞅在秦首始实行的一项制度，是商鞅变法是核心内容之一。《尉缭子》中的对于这种制度的记述，来源无疑是秦制。
8，军功爵制，这也是商鞅变法以来秦所实行的制度。秦之军功爵制可能与吴起之学有关，不过商鞅更加以细化。秦主张以农战得爵，《商君书·去强》：“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史记·商鞅列传》也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关于军爵的升降及免除，在《商君书·境内》以及《韩非子·定法》有较详细的记述。后者云：“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在云梦秦简中有《军爵律》、秦人作品《墨子》的《号令》篇中也有军功爵的内容。
在《尉缭子》的《制谈》、《战威》、《兵教上》等篇中，军功爵不止一处出现。如《制谈》说“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战威》说：“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礼］，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粮］，乡里相劝，死（生）［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19]《兵教上》：“自尉吏而下，尽有旗。战胜得旗者，各视其所得之爵，以明赏劝之心。”这样的制度，与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制同。
9，在战争中，男女共守。《攻权》：“男女数重”，意思是男女编队按不同层次进行防御。同样的记载在《商君书·兵守》中也有记载：“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另外银雀山汉简《守令》简780以及《墨子》的《备城门》、《备穴》、《旗帜》、《号令》等篇也有男女老弱参加防守的记载。这样的防御手段，其来源当是“商鞅之法”无疑。
10，反对游说。例如《原官》篇认为：“游说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治本》篇也对“说者”——游说之人进行了攻讦。对游说者的攻讦，吴起、商鞅、韩非辈皆有所为，而以商鞅以及商学派最为严厉。在商鞅之前，作为法家的吴起，已经在魏、楚等国对于游说之人加以攻讦，《史记·吴起列传》：“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尉缭子》书中对于游说之人的攻讦，虽仅有两条，但是反映尉缭对于游说者的态度，其实与商鞅是一致的。
以上分析可能嫌于粗略或不准确，有些条目所反映的传承关系也不一定是《尉缭子》抄录《商君书》，如《商君书·定分》与《尉缭子·将理》的关系，由于《定分》篇是《商君书》成书较晚的一篇，在成书年代上要晚于《将理》篇，所以可能是抄录了《将理》篇。但是，上述有关条目已经足可以反映商鞅与尉缭之学的联系。这种联系说明，刘向说“缭为商君学”，是有根据的。
商鞅之学，是秦治国强兵的根本。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时期，通过商鞅变法，使秦成为战国诸侯中最为强大的国家，而使秦强大的法宝——“商君学”，即商鞅在秦所贯彻实行的思想政令、制度等，必然受到人们的青睐，《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见当时 “商君学”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尉缭子研习治国用兵之术，对于当时十分流行的“商君学”的学习，也就变成自然的事情了。
如上提及，从今本《尉缭子》来看，尉缭是一位兵家，他的著作长于军队的组织训练，反映尉缭学术的著作《尉缭子》也应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兵形势家。因此，如果尉缭曾学习商鞅之学，这个“商君学”还有包括商鞅兵学的可能。上述10条，大部分就与兵有关。
“商君学”的核心，实是“农”与“战”。“农”与“战”是商君学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下有《公孙鞅》二十七篇，虽已失传，但即使属于法家的今本《商君书》中，也有《农战》、《战法》、《立本》、《兵守》、《靳令》、《徕民》、《赏刑》、《画策》、《境内》等讲军事的篇章。所以“商君学”当包括有治军作战的内容。治军作战，也是商鞅之所长。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君学”在刑名法术方面的建树自不待言。同时，商鞅在兵学领域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只是由于“商君学”具有的法家特色，以及商鞅兵书的过早失传，使商鞅的兵学成就往往被掩盖。在先秦、秦汉时代，商鞅还是与孙吴齐名的军事家，《荀子·议兵》评价商鞅是“世俗所谓善用兵者”。《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惠王初即位，苏秦言于惠王说：“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其中所赞誉的“兵法之教”，实际上就是商鞅兵法。这则资料的年代，由于苏秦活动年代的争论，或许还可以往下顺延，但此主要指商鞅兵法，却没有问题。它不但说明，战国时代，商鞅兵法不但存在，而且是相当的有名。《汉书·刑法志》记载：“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将立胜，垂著篇籍”，或本于此。不仅如此，商鞅还亲自将兵打仗，并且多次取胜，如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20]；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又“击魏，虏魏公子卬”[21]。可以想象，若没有商鞅在军事方面的改革成就，凭借重“农”致国富以及纵横家等客卿的谋略，但治军无方使兵不强，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在战场上想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蒙文通先生曾说，《汉志》中虽把法家、兵家、农家、纵横家分为四家，实际上“兵农纵横三者只是法家对具体问题的工具。法家讲富、强，励耕、战，耕是为了富，战是为了强，纵横家也是法家的外交术”，认为法家学说本身涵盖有兵、农、纵横等方面内容。用蒙先生的说法可与商鞅事迹相比较。例如，《商君书》中，有兵学内容，已如前举；重农如《垦令》。关于商鞅之为纵横、说诸侯，《战国策·齐策》中苏秦就举了一个例子：商鞅为秦说魏惠王，结果秦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商鞅作为纵横家，连苏秦也是佩服的。贾谊《过秦论》，最可概括商鞅之学：“商君内立法度（法家）、务耕织（农家）、修守战之备（兵家）、外连衡而斗诸侯（纵横家）。”如此，尉缭所学的“商君学”，其中应自是具有兵学内容的。[22]
商鞅兵学的核心，当还是法制主义在军事领域的贯彻和推行，并对秦军力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前引《荀子·议兵》篇中已有评价。清人姚鼐《读司马法六韬》说：“《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刑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23]他认为《尉缭子》不能论兵形势，是错误的。但是说《尉缭子》书“杂商鞅刑名之说”，却是十分有见地。云梦秦简中的《敦（屯）表律》、《军爵律》、《戍律》等法律条文，就与商鞅兵学有渊源关系。以《吴子》为代表的魏国兵学，也重视“爵列之等”以及“刑赏”的作用。在《料敌》、《治兵》、《励士》等篇中都有所论及。例如《料敌》说：“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论将》认为：“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但是，吴起固然认为“刑赏”很重要，却并不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还须通过内心的感化、激励等手段，使将士勇于作战。如《图国》说：
“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同文又说：
“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不但要显示国君的爱心，还要唤醒将士的羞耻之心，使之“知耻近乎勇”。
又如，在对待将士家属的态度上，《吴子》认为应采取安抚的态度，以取人心。如《料敌》说对于军中的虎贲之士等，要“厚其父母妻子”。《励士》记载，除了对有功的将士宴飨外，还要“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被）[谴]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
《励士》篇的记载，最能反映《吴子》兵学对于“刑赏”的态度：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对于何以达到人君所恃的三个方面，又采取犒劳、慰问赏赐等办法，通过彰著人君对属下的爱心，来激励将士。
这些重视对于将士内心的感化、激励，使之勇于作战的手段，与商鞅的极端的法制主义政策，有着明显的区别。
商鞅兵学对于法制主义的贯彻，在军事领域的具体的表现主要为军功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与之相关的还有上下极连坐与亲属连坐制等）。军功爵制，在《吴子》书中虽有提及，但申用之最为详尽的则是商鞅。什伍连坐制如上文言，也是商鞅变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在《尉缭子》一书的多处被继承和发挥。
上引荀子之言，当赵孝成王十三年（前253年），在秦当秦昭王五十四年。说明此时的秦国，它的军队的组织、训练已经是卓有成效的，秦国的军队作战能力，已超然他国之上。此时虽已距商鞅的时代八十余年，但《议兵》下文又说，由于如此，使秦“四世有胜”。“四世”，即秦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四世，说明秦军训练有素、锐不可挡的情况是商鞅以来就形成的，实际上肯定了商鞅变法对秦军事力量提升的决定作用。具体的说就是上述苏秦所说的“兵法之教”，即商鞅兵法。是商鞅兵法使秦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军队勇猛无敌而“四世有胜”。上引《议兵》篇分析说：“秦人其生民狭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隘阸，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隘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即由于驱民归战以及严厉的赏罚制度，这些赏罚制度，就是以军功爵制与什伍连坐制为核心的。秦“四世有胜”，乃这些“便从事”的制度实施的结果。对比《秦本纪》所记载商鞅劝孝公“外劝战死之赏罚”，以及《商君书》、《商君列传》[24]的记载，《荀子·议兵》的说法是中肯的，此应是商鞅兵学的核心。若没有这些东西，单凭秦军在战场上“自斗”，而非“政严、赏罚信”[25]，也就是严厉的军法，是不可能“四世有胜”的。在今本即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兵形势家《尉缭子》书中，尉缭主张“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26]，即借用天下的制度来为己所用，他所研习的“商君学”，应包含有此方面的内容。今本《尉缭子》书中大量论及治军作战的内容，都是以赏罚制度作为保证。体现商鞅兵学的军功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在《尉缭子》一书中也有着多处记述，从而成为尉缭兵学的一大特点，与吴起兵学已经有明显的区别。我们认为，这既是尉缭兵学对商鞅兵学继承的结果，也是魏国兵学的进步的表现。今本《尉缭子》的后十二篇，与秦的联系最为密切，很可能就是从已经失传的兵书《公孙鞅》承继而来的[27]。
商鞅之学，源于三晋，其中也包括商鞅兵学。但商鞅兵学在秦却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使秦军迅速成为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屡战屡胜，“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28]。而魏惠王后期的魏国的情况，却与之正好相反。《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魏惠王对孟子说魏“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梁惠王所说的就是此前的桂陵（公元前353年）与马陵之战（公元前343年）等重要战役，都以齐胜魏败而告终。“惠王数败于军旅”，感到非常耻辱，因此“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29]惠王招贤纳士的目的是询问治国强兵之术，所招纳的邹衍等人，都是当时齐稷下学宫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今本《尉缭子》内容表明，作者身处的魏国，也已不是全盛的文侯、武侯时代，而是江河日下，对外屡战屡败。作者对魏国矛盾重重、百业凋敝、军队有名无实的形势十分担心[30]。这样的情况，正是作者对于魏惠王以来魏国国情的真实写照！所以此时的魏国最为需要的，恐怕还是可以使魏国力复振的治国强兵之术。魏惠王所接受的，除了类似于淳于髡、孟子、邹衍等论政的著作外，谈兵的一类，应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今本《尉缭子》几乎通篇谈兵，正是这个情况的表现。
今本《尉缭子》一书，对于吴起兵学的继承，是无疑的，如吴起兵学的讲求将领仁爱、重视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强调整体战力等。有些东西则与吴起兵学不同，特别是刑赏等法制原则在军事活动中的应用，这是三晋兵学发展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方面，则往往与商鞅兵学相同，例如上举关于军功爵、刑赏、反迷信诸方面即是证明。尉缭献书惠王，当魏惠王晚年，距离商鞅在秦的成功，已经二、三十年，秦对外作战已是屡战屡胜的，尉缭要“制天下之制以为制”，对于如日中天的商鞅兵学，自然在其所采用之列，成为《尉缭子》一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缭为商君学”，孰能无商鞅兵学？
今本《尉缭子》一书，乃是截取各家之说而成的，拼凑的痕迹非常明显。其中既有“古者”所代表的理想的成分，也有商鞅之学。这样，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今本《尉缭子》与《商君书》关系密切；为什么《尉缭子》全书、特别是后十二篇，与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等问题。这些正是尉缭子“制天下之制以为制”、汲取商鞅兵学的结果！《尉缭子》全书贯彻着强烈的法制主义精神，以及一些被反复申述的重要制度如军功爵制、什伍连坐制等，如果作者身处秦国，还有什么必要去向国君推荐？反过来，作者所在之国，必在这些方面存在欠缺，所以作者才向梁惠王推荐。作者依据的来源，也必是魏国之外的某个国家，以《尉缭子》与秦的关系来推测，这个国家也只能是秦。从这个角度来说，《尉缭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看作秦国作品的。
综上所述，刘向所谓“缭为商君学”，反映的可能还有秦、魏兵学之间的一种联系。颜师古说乃是杂家《尉缭》对商鞅之学有所继承，以及有人说乃是单对商鞅法家之学的继承[31]，都是不妥帖的。尉缭所研习与继承的，不仅仅是商鞅极端的法制主义精神，还有更加具体的兵学内容。“缭为商君学”，反映了秦与三晋的学术联系：商鞅之学源于三晋，反过来又作用于三晋学术。这种互动的学术联系，同样可以《韩非子》与秦的联系来说明。
二，《韩非子》与秦的关系
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秦。韩非是韩国人，也是在秦王政时入秦的。入秦前他的著作《韩非子》当已成书，因此秦王政才得以见《说难》、《孤愤》等篇章。韩非入秦不久即被杀，但他的学说，却被以各种方式得以实行。
韩非学说与著作对秦的影响，我们从李斯的言论与政策对韩非的取法中可以说明。
一是“以吏为师”。这是秦始皇时期在李斯的建议下，实行的一项著名的文化政策。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公元前213年的咸阳宫大会上，李斯建议秦始皇道：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反对“厚招游学”，实行“以吏为师”的方法，实际上是商鞅变法以来禁止私学政策的延续。具体的措施“以吏为师”，有证据说明，是出自于韩非的。《韩非子·五蠹》说：
“名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成敌国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这里的“书简之文”乃是指诸子著作，即是李斯语中的“百家语”。所谓的“先王之语”，指的是儒家著作。儒家传习儒家经典，言称先王，以古非今，法家认为儒家破坏法制，故对儒家经典与言论加以攻讦。如果说《五蠹》中对于儒家与诸子的攻讦还仅限于言辞的话，那么，李斯的建议则是切实的政策与实践了。李斯虽然以谗言害死韩非，但是他的“以吏为师”的建议袭自韩非，则是无庸置疑的。
还须说明，在《商君书·定分》中，也有“以吏为师”的主张，如“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等等。但是，如上文所述，由于《定分》篇的成书在秦统一前后，是晚于《韩非子·五蠹》篇的成书的，因此，“以吏为师”的主张来自韩非，固无可疑。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
这一段话又见于《韩非子·五蠹》：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蔾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32]
这个例证说明，韩非之书，已经被秦朝野传诵，影响是广泛的。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韩非虽死秦，但他的政治主张则得到实行，著作得广泛流传。虽然《韩非子》一书不是作于秦国，但是本书对于秦的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
韩非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曾祖述商鞅的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子》书也多引《商君书》[33]。但是反过来，他的学术思想与著作又对秦发生着影响。这又一次印证着我们上面的论点。
三，结论
战国时代的三晋学术，与秦关系十分密切。由于地理上的靠近，三晋与秦的联系，体现在许多方面。秦之儒学，可能与子夏一派有关[34]。秦之有墨，也可能是魏国相里氏之墨的影响[35]。那商鞅就是携着一本李悝的《法经》入了秦的[36]，兵学也是如此。三晋与秦的学术联系，法家之学与兵学是两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在研究战国时代的秦与三晋学术的时候，十分需要把二者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是三晋与秦之间，列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应有一定的密切度。文中所说的《尉缭子》一书，就与齐国学术也存在有着联系。当时，《韩非子·五蠹》所说的商、管与孙、吴之书所代表的谈论治国用兵之术的著作，可能是最为流行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学术交流的情况。只有弄清了列国之间的学术联系与流变，才可以对战国学术作客观的评价。例如，对于作为秦学术代表的商鞅之学影响的评价，上引《韩非子·五蠹》篇早已指出，战国后期商鞅之书是家喻户晓的，在列国的影响不容小视。我们认为，毕竟在战国时代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商鞅的改革是最为成功的，秦也是最为强大的国家，作为成功经验的商鞅之学，必定在会受列国注目。文中所说商鞅之学对魏兵学的影响仅是一个方面，就是长期作为学术中心的齐国，商鞅之学的影响也是存在的。齐国的稷下学者在为齐王制定统一天下的制度时候，就参考了商鞅之制[37]。但是人们在谈论齐学术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只片面地谈论齐学术对于秦的影响，在研究齐文化的著作中，这个倾向的存在是广泛的。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正视和纠正。因为今天的学者不能像稷下先生一样，由于面子问题，就把一切都归于管仲，从而掩盖了学术的真正源流。
以上仅是笔者研习战国学术的初步感想，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注释：
[1]关于《尉缭子》书的争论，可参看郑良树《近代学者关于〈尉缭子〉的争论述评》，郑著《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9月；徐勇《先秦兵书通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
[2]《尉缭子·经卒令》。又如《制谈》：“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战威》“止如堵墙，动如风雨”、《兵教上》“轻者若霆，奋敌若惊”等皆是。就是在属于兵权谋家的今本《吴子》的《应变》篇中，也有类似的语句：“武侯问曰：‘有师甚重，既武且勇，背大险阻，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驽，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这种“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的军队，是“既武且勇”的军队，与《经卒令》等语义合。
[3]参[日]大庭修《汉简研究》（徐世虹译）第二篇第一章第四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在《尉缭子》书中，有许多讲的是关于军队训练的行列、战阵、编制等内容，实际上，训练与实战性质是同一的，因此这些内容也当属战术论，属于兵形势家。
[4]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第100-10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
[5]、[7]《吴子·治兵》。
[6]《吴子·论将》。
[8]、[25]《吴子·料敌》。
[9]见《吴子·论将》、《尉缭子·武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等。
[10]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所记载。
[11]这一点华陆综已经注意到了。见华著《尉僚子注释》，中华书局1989年。
[12]李解民《尉缭子译注》第1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刘春生《尉缭子译注》郑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
[13]相关论述见史党社《秦简与〈墨子〉城守诸篇相关内容比较》，西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商君书》或称“耕战”，如《弱民》、《慎法》两篇。
[15]在《商君书》的《去强》和《算地》两篇中，仅有“千乘”之称，在成书年代较后的《开塞》等篇中，才出现了“万乘”之语。这当是因为，《去强》与《算地》成书年代较早，在秦惠王前后，此时秦之国力还未达到“万乘”大国的地步。
[16]在银雀山汉简竹书《要言》“大国事明法制，饬仁义；中国以守战为功；小国以事养为安”、《王法》“大国行仁义，明道德；中国守战；小国事养”与之相似。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下引同。
[17][日]渡边卓《论墨家的兵技巧书》（日文），《东京支那学报》第三号，1957年。译文见秦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第9辑（秦仙梅译）。
[18]据孙诒让《扎迻》校改。
[19]此与《吴子》的《料敌》、《励士》文辞相近。
[20]《史记·商君列传》。
[21]《史记·秦本纪》。
[22]蒙文通《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光明日报》1961年7月24日。
[23]姚鼐《惜抱轩文集》。
[24]在《商君书》的《农战》、《壹言》、《错法》、《禁使》等篇中，多次有“赏罚”的论述；《商君列传》也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26]《尉缭子·制谈》。
[27]令人不解的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兵家《尉缭子》列于兵形势家，而《公孙鞅》则在兵权谋家下。二者一讲战术，一讲战略，侧重有所不同。
我们认为，即使兵家《公孙鞅》被归入兵权谋家，但也不能完全排斥书中有兵形势内容的可能。《汉书·艺文志》来源于刘歆的《七略》。在刘歆《七略》中，与《公孙鞅》一样同归于兵权谋家的，还有《司马法》以及《管子》、《荀子》等谈兵的篇章，这些著作可以为我们推测兵权谋家《公孙鞅》的面貌提供帮助。
例如《司马法》，在《七略》中本属于兵权谋家，后被《汉书·艺文志》归入礼类。《司马法》的内容主要讲“军法”，在《七略》中与之同归兵权谋家的《公孙鞅》一书，因此也有可能存在与“军法”相关的内容。而今本《尉缭子》的后半部分，却讲的都是“军令”——属于“军法”的一种（参李零说，见李零《齐国兵学甲天下》，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辑）。又如，《尉缭子·兵教下》说：“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的司马穰苴之语“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相似。按司马穰苴此语，可能被收入齐威王时成书的《司马法》一书中（《尉缭子》过录之），今已亡佚。这两个例证说明，虽然今本兵形势家《尉缭子》与《司马法》在《七略》中不同类，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仍是有关联的。如此，则今本《尉缭子》与《公孙鞅》有关，也不难想见。
[28]《史记·商君列传》。
[29]《史记·魏世家》。
[30]例可参何法周《〈尉缭子〉初探》一文。《文物》1977年第2期。
[31]后一说如郭沫若，见郭著《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4年。
[32]此条余宗发已经指出。见余著《先秦诸子学说在秦地的发展》第171-17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9月。
[33]例可参罗根泽《商君书探源》。《古史辩》第六册第295-306页。
[34]《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后儒分为四，“文学”以子游、子夏为代表，以熟习儒家经典见长。在《荀子·非十二子》中，子夏之流被称为“贱儒”。子夏曾为魏文候师。
[35]夏增民《秦汉墨学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蒙文通先生认为秦墨乃相夫氏之墨。见蒙著《论墨学源流与儒墨会合》，《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即使按照蒙先生说，也无害于我们的结论。
[36]见《晋书·刑法志》。有人对此提出怀疑，如曹旅宁。见曹著《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37]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田昌五《谈临沂银雀山竹书中的田制问题》，《文物》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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