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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 
作者:[黄纪苏] 来源:[《领导者》杂志2011年12期] 2012-02-28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网上佚名微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
  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
  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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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a/201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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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2-02-28 12:57:08.0)
    工人阶级是由working class翻译而来的,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社会力量。在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不是生活资料)的所有working的人组成的class,即劳动阶级、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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