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喜欢甘地并关心过印度独立运动的人，多半对他那张半裸着上身，摇动着原始纺纱机的照片有印象。那时候甘地正号召印度人民只穿印度生产的土布，抵制英国进口的洋布。这项运动是印度独立运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但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而且意在拯救因英国洋布之进口而被摧毁的印度家庭手工业，让所有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人们增加收入。这是一场印度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联合起来，进行政治自治和经济自救的浩大运动。甘地因为在运动中成为印度的精神领袖而被尊为“圣雄”。直到1947年，他们的自救自立获得成功，印度摆脱英国殖民者的控制而获得独立。
甘地在领导民族自治和独立的运动中，始终关注底层群体的利益，始终跟底层群体站在一起。这一点对中国的精英人物应该有所启示。下面我们对比一下甘地在独立运动中的作为和当时中国精英人物的作为，看看两者有何异同。
1915年，也就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那一年，甘地从南非回印度游历全国，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并在阿赫梅达巴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1916年，甘地继续旅行全国各地，在贝奈勒斯和马德拉斯大声疾呼，反对不可接触者制度，主张经济自主。
1917年，也就是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并发起白话文运动的那一年，甘地赴三巴朗调查靛青工人受剥削与折磨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
1918年，也就是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那一年，甘地赴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甘地并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阿赫梅达巴罢工结束之后，甘地又赴凯达县组织农民进行抗税运动，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
1919年，也就是中国学生举行五四大游行，主张抵制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之侵犯的那一年，甘地在德里主持基拉法会议，第一次提出抵制英国的“不合作”主张。
1920年，也就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中国精英主张打倒孔家店和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认同西方文化体系、形成“全盘西化”发展思路的那个时代，甘地发动了一次不合作运动，号召抵制英国的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甘地还在阿赫梅达巴创办古遮拉特国民学院，宗旨是保存印度固有文化，谋求印度统一和独立。
1921年，也就是中国市场日益被西方工业产品所占领，从而导致中国家庭手工业体系崩溃、民不聊生，中国精英依然义无反顾地主张向西方工业文明看齐、模仿西方产业体系的那个时代，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按照甘地的思想主张，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纺织和服用土布，抵制英国布。甘地削发，上身裸露，并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甘地的此一装束和造型从此保持终生，成为印度民族精神和利益的象征性符号，甘地因此被英国政客丘吉尔讥为“半裸体的游方僧”。
在民族英雄甘地看来，民族利益和底层群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民族领袖的利益，也就体现在民族利益和底层群体利益之中。假如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精英群体看作中国的民族英雄，似乎他们主要属意于民族整体利益，而对底层群体的利益顾及甚少。或者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民族整体利益中与精英群体利益重合的那一部分。所以他们只谈论文化问题，主要兴趣一直停留在作为学术概念和书本知识的“民主”、“科学”、“个性自由”、“工业文明”等等。
至于民族整体利益中与底层群体利益重合的那一部分，很可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就在他们提出“全盘西化”的过程中，中国日用品市场越来越多地被西方军舰所送来的工业产品所占领，中国的手工业遭遇全面的产业崩溃，中国农民和手工人因此民不聊生，大量的劳动者因为没有起码的经济条件抵挡各种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而成群死去。
在五四精英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后，这些继承五四衣钵的后来者，不断强化和完善五四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极为主潮的意识形态，就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全盘西化”的主张虽然是针对文化领域而言，可是在中国精英的理解之中，有一种表述角度比较典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就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区别。我们学习西方，就是要学习他们的工业生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五四之子毛泽东掌握政权之后，工业化不只是作为经济目标，而是作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看待。就像改革本来只是手段后来却被错误地看作价值一样，工业化也欣逢同样的际遇。本来工业化是用来富民强国的手段，一旦升格为价值目标，它在国家生活中就拥有了至高的地位。为了实现工业化之价值追求，国家的资源和民众的生命都可以作为代价填充进去。在所谓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森林在盲目炼钢中大量毁灭。在接下来的大饥荒中，中国的底层民众大量饿死。可是中国的精英群体几乎不为所动，甚至认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借此缩短了与工业化的距离。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精英群体将“工业化意识形态”升级为“现代化意识形态”、“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我们将那些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被西方世界淘汰的低端产业大量引进中国，而将中国高端产品的市场尽数向西方产品开放。我们满怀激情地一头扎进西方经济体系之中，以为从此就是他们一伙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全球化”。实际上他们只对我们的资源、劳力、市场和金钱感兴趣。
西方人在殖民时代就着力垄断全球市场并建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所有殖民地成为由他们随意提取原材料、廉价劳力的库房，和倾销产品的市场，他们只要多派军舰加强管理、多派税务官加紧收钱即可。在军舰和铁蹄维持的显性殖民时代结束以后，他们以“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完成了对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卖矛诱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穷国纷纷加入到他们的经济体系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隐性殖民体系。跟显性殖民时代相比，他们节省了大量的军舰开支，因为他们只要派出收银员，全世界的财富就会乖乖集中到他们的腰包里了。
在中国精英群体建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底层群体是如何付出代价的？在今天我们已经充分实现“工业化”目标之后，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于事无补，然而未必是多余的。
在西方势力介入中国社会之前，中国人一直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种农业和手工业相互补充的经济模式，从秦汉延续到清末，长达两千多年没有大的变化。
这种生活模式不但给中国人带来了大致的温饱，同时给全世界人民送去了无数日用品和手工奢侈品。据美国学者罗伯特?B?马克斯研究，直到1775年，亚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生产着世界上80%（也就是五分之四）的产品。其中仅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就占全世界三分之二。而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欧洲人、非洲人、大洋洲人、美洲人，加起来仅仅生产了五分之一的产品。亚洲文明的发达是任何其他文明望尘莫及的。（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112页，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
那时候的“全球化”由印度和中国所主导，印度的棉织品、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茶叶远销世界各地。那时候欧洲各国所能做的不是学习和模仿亚洲的先进产业，而是彼此争夺与亚洲的贸易优先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等国家经常为此刀枪相向，直杀得尸横遍野。那时候英国市场上，中国丝织品的价格，只有英国本地丝织品价格的八分之一，以至于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最后禁止进口中国丝织品。由此可见中国手工业的繁荣程度和工艺水平。出口业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传播的优势，那时候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既不是印第安服装也不是西班牙服装，而是“中国袍”。（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113页，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很显然，中国制造业引领着那个时代的世界时尚。
西方殖民势力凭借军舰和枪炮侵入中国之后，这种世界格局逐步产生变化。殖民者无休无止的掠夺，榨干了中国的经济机体。特别是西方的工业文明诞生以后，所有东方国家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并且日益沦落到国贫民穷之中。
五四时贤无暇追索中国沦落过程中的细节。后起之秀费孝通在这方面有所补充。
1938年盛夏，即将去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先生，利用行前养伤的机会，到太湖地区一个村庄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后来在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将这些考察材料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出身于绅士家庭的费孝通无疑也是精英群体的一员，但是他的学科背景引导他把眼光投向底层社会。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空洞地提倡“工业文明意识形态”，而是悉心研究在工业文明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业和其他产业究竟会受到何种影响，中国的底层群体究竟会受到何种冲击，以及付出何种代价。
中国人是如何创造如此丰富的财富的？费孝通《江村经济》提供了某种解释。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乡村居民一直是农业与蚕桑业并重。也只有两种产业并重才能，乡村居民才能维持温饱生活。
（江村）平均一户拥有土地约10亩。在正常年景每亩每年可生产6蒲式耳的稻米。对拥有平均土地量的农户来说，总生产量是60.36蒲式耳。平均一家四口，直接消费需米33蒲式耳，所以有27.36蒲式耳余粮。新米上市后，每蒲式耳米价约2.5元，如把余粮出卖约可得68.4元。但一个家庭目前的开支需要至少200元。显然，单靠农业，不能维持生活。每年家庭亏空约为131.6元。佃农情况更为悲惨，而村民中大多数是佃农。佃农按平均土地拥有量，必须向地主交付相当于总生产量的40%，即24蒲式耳米作为地租。剩余36蒲式耳仅仅够一户食用。
因此，很明显，为维持正常生活所需，包括日常必需品、礼节性费用、税和地租以及再生产所需资金等，辅助企业是必不可少的。缫丝工业兴旺时，生产生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盈余250元。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水平要比上述预期最低水平高得多。这样，农民便有了一些钱可以开展各种文娱和礼节性活动。（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二卷145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西方殖民势力及其工业产品介入中国之前，中国乡村比较普遍的生产生活情景。它以个案的形式为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一书的描述提供了证明。
在长三角之外的其他中国地区，只要将蚕丝纺织业替换为棉纺织业就可以了，经济结构和手工业规模与费孝通描述的“江村”基本一致。
可是，自从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直到今天，西方的眼光一直紧紧盯着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人口最多，又一直是前工业时代最富庶的社会，市场潜力非常可观。英国的资本家曾经说过，“我们哪怕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衬衫增加一英寸，就能让曼彻斯特的工厂永远运转下去。”（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194页，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这就是西方用军舰和刀剑逼迫中国开放市场的目的。
印度由于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当局可以随意支配之。他们甚至千方百计遏制印度手工业的发展，摧毁他们的制造和销售体系，任由英国的洋布涌进印度。印度人被迫消费英国洋布，以至于这里消化了英国纺织品的三分之一。作为前工业时代全球经济领袖之一的印度，其手工制造业因此逐渐崩溃。今天的历史学家将印度的这种悲惨命运命名为“逆工业化”过程。由此可知，甘地亲自架起纺车，带领印度人民纺织土布，抵制英国布，这既是一项旨在摆脱殖民统治，谋求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真真切切地为印度底层劳动者夺回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的产业运动。
西方殖民者标榜自己给全世界传播文明，造福于各国民人。工业文明及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就是他们所着力传播的文明之重要内容。实际上他们的作为和效果，与此种宣传完全相反。中国的丝织品受到全世界民人的青睐，英国消费者也钟情于此，可是英国政府立法禁止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织品进口，同时还禁止印度的棉织品进入英国市场。这种贸易壁垒跟他们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精神明显对立。他们逼迫印度社会放弃自己的手工业文明，按照他们的意志步入“逆工业化”的地狱之路，事实上是对文明的毁灭。他们在美洲的作为，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以及整个印第安文明实施毁灭工程。
由印度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的悲惨命运，可以稍稍推知中国社会在殖民时代是如何危机重重。为了维持中国社会延续千年的男耕女织产业模式，为了维护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稳定和生活安定，以及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国当时所能想到的应对策略，就是防止外来因素破坏中国的产业格局和社会结构。
这种外来因素借助军舰和枪炮介入，不可能引导中国手工业产业按照渐进的、内生的方式进行工业化升级，只欲用疾风暴雨方式予以毁灭性打击。这样一来，受害国家就越是需要坚决抵制这种外来因素的强行进入。清末统治集团对于西方殖民者的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封闭，抵制外侵，底层社会也较为普遍地保持抵制姿态，这都是十分简单也十分合理的选择，可以称之为第一选择。这种选择势必导致中西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是我们被迫承受的后果。
也有一种轻松安全的选择，可以称之为第二选择。那就是甘心沦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老老实实地做他们的工蚁和奴隶。可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甘心接受这种奴隶命运。
应对殖民者的技术优势和贸易优势，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主动学习他们的技术，壮大自己在产业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免长期处于被动的、失败的境地。可以称之为第三选择。可是，这样的主动学习和调整过程一定十分漫长，无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尤其是，在西方殖民者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而且完全以强盗态度对待东方世界的情势下，所有主动的学习和调整，都在他们的打击之列，就因为他们需要我们成为他们经济体系中的配角和附庸。印度早就成为殖民者的属地，殖民者对他们也没有一点仁慈和照顾，而是残酷地给他们推进“逆工业化”。对于中国通过工业化进程实现自强的企图，他们岂可容忍之。实际上，西方世界从政治家到商人到传教士，几乎人人都在声讨中国人的自救自强愿望。
在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中，中国的命运只能进退维谷。我们如果闭关锁国，就天天挨打。如果我们奋力进行产业变革以图自强，短期内也无法摆脱他们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干预。所以，在西方殖民者介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发展之路注定了是一条流血之路。
清王朝权贵集团和文人集团，一直在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之间跳来跳去，缺乏成熟的战略眼光和相关路径。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第一次拥有了反抗殖民、振兴国家、应对全球化趋势的成熟战略思路和实施这一思路的相关模式，光绪皇帝理解并接受了这一战略思想。可是他们以及晚于他们的孙中山革命集团，空有战略思想而无力付诸实施。这就形成了催生五四激进思潮的历史土壤。
五四精英群体的发展战略，显然属于第三种选择。这种选择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可是，如果需要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广大底层群体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现实的回答就只能是饿殍遍野，因为明天的面包救不了今天的饥饿。即使是代表了民族长远利益的主张，也不能天然地拥有道德豁免权，不能将底层群体或任何其他群体的利益当作代价填充进去。
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中极为沉痛地提醒国人：“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二卷149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费孝通有意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上了一个道德底线的限制，就因为五四时贤在建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时候，没有余暇考虑这种限制性的条件。这步工作只能等待费孝通这一代来展开。
费孝通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二十世纪初年，西方的产品冲击中国市场，导致中国手工业日益凋敝的历史情景。这时候不但西方的工业体系已经相当成熟，连中国境内也已经具有若干工业化的成就。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苟延残喘。
1909年以前……中国蚕丝出口量比日本大。例如1907年，两国出口量几乎相同。但到1909年，如本蚕丝出口便超过了中国，而且从此以后，日本一直保持优势。事实上近年来，日本的出口量几近中国的三倍。从我国外贸角度来看，自从1909年以来，蚕丝逐年减产。以前，蚕丝通常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0%—30%，而从1909年至1916年的平均数下降至17%。
尽管如此，一直到1923年，蚕丝的产量虽不规则，但一直是在增加的。由于蚕丝价格下跌，出口量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的增加。从1923年以后，出口量便就此一蹶不振。1928年至1930年间，出口量下降率约为20%。1930年至1934年间，下降得更为迅速。1934年下半年，由于日本向美国市场倾销蚕丝，中国蚕丝出口量随之降到最低水平。出口蚕丝量共计仅为1930年的1/5。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蚕丝贸易的不景气。
1934年生丝价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同样质量的似，1934年的价格水平仅为1930年的1/3。
工业革命影响丝织业的力量同样使国内蚕丝市场随之缩小。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二卷12-13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以上这段引文，大多是费孝通援引他同时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费孝通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些描述组织成一幅中国底层社会为工业化进程付出惨重代价的图景，给我们以警醒。
这幅图景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造成的人间悲剧，底层群体为此付出了饥饿、血泪和生命，却养育了民族机体中新崛起的一个精英群体，尤其养肥了几百年来一直从事殖民劫掠的那个庞大而又强悍的种族。也许中国的这种命运确实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五四时贤在诱导我们认同西方文化时，就没有强调过应该防范和避免这样的悲剧。相反，他们对于底层群体在绝望中所出现的庄严而又悲惨的反弹，没有一点理解和同情，却极尽污蔑、诅咒之能事。
一百多年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污蔑和诅咒，一直没有间断过。而那些诅咒义和团运动的知识分子，都是凭着西方的知识在中国社会谋求俸禄的人，也就是西方化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有一种期待，那就是中国的底层群体为了成全西方化运动而默默无语地做出最彻底的牺牲，任何逃避、抱怨和反抗都是邪恶的。底层群体牺牲得越彻底，中国西方化速度就越快。中国西方化程度越高，靠西方知识谋饭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百多年来，这帮精英人物把“义和团”当作恶魔的代名词。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有一位成长于台湾的精英人物对义和团运动有一点入情入理的理解。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首先强调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西方宗教入侵的本能的抵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之一。接着说：“除了风俗、习惯和宗教的原因之外，经济的贫困也助长义和团的蔓延。当时国际贸易渐渐发达。从外洋输入的布匹大增，布匹的花色繁多，价钱也廉，大家乐于购买，于是固有家庭工业遭受摧残。人口增加，失业的人多，生计更感到困难。”（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16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他们在此绝境中，对于破坏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外国殖民势力发起反抗，本系自然反应。殷海光认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精英群体中甚是难得。
在殷海光认可这个道理的三十年前，年轻的费孝通已经在为改变这些底层人的命运而上下求索。他为什么要选择“江村经济”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位年轻学子在书中说：“蚕丝业的传统特点及其近年来的衰落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所分析的开弦弓村（即江村）的经济生活背景。”（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二卷13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可见他是意在给中国社会的蚕丝业改造乃至整个工业化进程寻找一条稳妥的、渐进的、低风险的、低代价的途径。他认为，“一切科学上的发明，应当用来平均的增加一般人的幸福，不应当专为少数人谋利，甚至使多数人受苦。”（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一卷106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就是一个复杂的科学体系，如果我们引进这个体系竟然导致许多人失去温饱的依托，我们就得认真研究什么时候引进、如何引进才是合理的，甚至不得不考虑是不是应该引进。具备这种价值目标，才不会形成对于工业技术体系的简单崇拜，也不会把所谓工业文明看作价值本身。
费孝通还注意到，工业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引进，必定会引起一种文化的适应性调整，和一种社会组织模式的相关变革。他转述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有一件事是中国所独有，且足以用来分别于欧洲，俄国及印度的，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古旧的文明而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文明。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的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是一适合而一致的整体的印象。……因为中国的各样事物，像它的职业如是的分工而专门，在悠久的历史中已如是的调和而适合，使中国不能在某一特殊部分加以改变而不同时改变其他部分。”（费孝通《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费孝通文集》一卷122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必须考虑到费孝通所强调的这个道理，五四前贤自然不是不明白。正因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才特意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对与传统手工业生产模式相“适合”的传统文化进行摧毁，以便为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引进开道。他们要从文化上打开一个缺口，促进中国社会启动“文化转型”的艰难而又漫长的途程。
然而正是这种撕裂式的文化引进，导致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出现了群体性的分化和危机。鲁迅小说《孤独者》中对于底层社会葬礼文化的蔑视和否定，已经初步显示了中国社会不同群体在文化上的分裂，这种文化分裂强化了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之间本已存在的群体分裂，被强化的群体分裂又促进了更为激烈的利益矛盾和感情矛盾。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大动荡、大搏斗，跟五四时期对于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崇拜与膨胀恐怕不无关系。
工业文明的引进不但需要文化上的调适，而且需要社会组织模式上的调适。而社会组织模式的调适，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文明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中，整个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都不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而是为资本家的利润服务的。中国自古以来的手工业产业却没有催生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中国对于工业技术体系的引进，为什么不可以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主义倾向接轨，使之用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呢？
费孝通援引一位在江村负责蚕丝产业改造的负责人（即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的话说：“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为了改进技术，引进蒸汽引擎，必然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工厂集体劳动的变革。电力的使用，又可能使生产过程分散，从而需要工业之间复杂得多的协作。在一个集体企业系统下，生产资料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生产，引进新的社会组织，变革力量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在组织新工业中选择社会原则也与变革力量的利益相关。那么工业改革使谁得益呢？变革者的回答是人民。机器用来增添人类的幸福。试图把这些工具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最重要的是，人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二卷148-149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年轻时一直脚踏实地地帮助江村居民进行蚕丝业生产模式和技术的改革，是一个满怀热情的社会改革家，也是费孝通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合作者和支持者。费达生的如上叙述，可以看作是姐弟俩共同的想法。费孝通姐弟俩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明确规定了机器和工业生产必须为人服务的价值目标，而不是将机械化、工业化本身看作价值。他们在这方面一直保持清醒，而不像五四时贤，为了强调工业文明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就不由自主地将其看作价值本身，并移植和建构一个庞大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来跟传统文化、跟底层群体的温饱和生命相对抗。
正因为费孝通和他的姐姐费达生不是将工业文明当作一种价值体系，而是当作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和生产技术体系看待，所以，在五四以来无限放大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一直是清醒的工具论者，而不是价值论者。他们对于改革者最有价值的提醒是：
不要以为工业的发展一定有利于国家及人民的。（费孝通《复兴丝业的先声》，《费孝通文集》一卷240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这是对于建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崇拜的五四前贤的石破天惊式的棒喝。可惜这种后来者的智慧声音无法改变五四前贤的激进主义思潮，尤其不可释怀的悲剧性在于，费孝通的后来者也无法听懂费孝通的呐喊。
在费孝通所见证的时代，他反复警示应予避免的悲剧恰恰在他眼前发生，并且伴随他一生。一个“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的“中国工业”体系，在毛泽东时代初步建成。那个时代以所谓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让农民的劳动为工业起步完成原始积累。他们被集中在人民公社，甚至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他们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除了留下口粮其他全部由政府垄断。在若干特殊的关键年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留下口粮，不得不大批大批地饿死——省下粮食供国家出口，以便早日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外汇积累。他们还有十分繁重的徭役，无偿参加铁路、厂房、水库等等工程建设。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低端制造业上突飞猛进，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加工厂。原先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和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成为这些工厂的劳动力。他们每天十几个小时地伺候着不停运转的机器，工资不但十分低廉还常常被黑心老板拖欠或者赖账，其他权利更加得不到保障。管理部门只对工厂的GDP和缴税感兴趣，对于生产者的生存状态无暇顾及。广大底层群体再一次为中国工业的腾飞付出代价，成为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造成底层群体这种悲惨命运的现实因素极为复杂，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五四时贤所建构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在造成这种悲剧局面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它的不正当性缺乏足够的反省，对于它的悲剧性缺乏足够的规避意识。我们几乎是理直气壮地“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来建设中国的工业体系，来成就中国的强国梦想，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却是起源于五四时代建构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崇拜。后来的民族选择，一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延伸。
按照西方人建构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无论是中国清末的闭关锁国还是甘地的纺纱织布运动，都是保守的、反动的、逆历史潮流的。可是，殖民者逼迫印度社会走向“逆工业化”的地狱之路，那不是更为反动、更为逆历史潮流吗？可见那些推销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西方殖民者，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言说当作价值准则。实际上，他们一切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有千千万万种批评，其中排在最前列的两点批评是：封闭、停滞。为什么他们最看重这两条呢？因为中国的封闭不利于他们进来掠夺，因为中国的停滞不利于他们把中国卷入他们设计好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而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所有东方世界的任务就是像工蚁一样世世代代为他们劳动。他们将建立这个经济体系的过程，命名为“全球化”或者“世界化”过程。由于有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做基础，他们推销这个后殖民时代的经济体系极为方便，能够得到殖民地精英群体的倾心拥戴。1934年，胡适指出：
“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文存?四》401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进程扫清了障碍，中国社会“封闭、停滞”状况出现了变机，中国从此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历程。
五四前贤对于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崇拜与推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当时的精英群体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犹有甚者，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早就没有了五四时贤对于殖民掠夺者的痛恨和警惕，于是他们在崇拜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生产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那些工业强国滋生起国家崇拜。
从二十世纪初对于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崇拜，发展到二十世纪末对于体现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的崇拜，中国精英群体的百年历程，是一个精神日渐萎缩的历程。一百年来的民族苦难和血泪，没有让这个群体强健起来，却让他们黯淡下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精英群体跟主要由底层群体承担的民族苦难之间始终留有一丝裂痕。印度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印度精英群体跟民族一起站立起来。当中华民族日后真正崛起时，中国的精英群体很可能只有怀揣着对于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崇拜而一天天趴下。
我说的是日后，而不是当下。因为在当下，中国精英群体对于西方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和西方国家的崇拜依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再一次被中国精英群体赋予价值意义，这种错误的价值观至今还在误导着中国社会的GDP崇拜。
持续百年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崇拜运动，大大加速了中国进入这个以西方殖民强国为利益核心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进程。这个进程怎么看都有一点主动接受掠夺和控制的意味，我们姑且将此理解为一个苦难民族的无奈选择。当我们心甘情愿地完全“融入”那个体系之后，终有民族觉醒、文化觉醒的一天。到了那一天，我们一定会挺直腰杆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文化尊严，一定会放开眼界来制定我们的国际战略和文化战略。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崛起的艰难途程之中，它在文化上、精神上的觉醒和崛起，却还得稍待一些时日。我们虽然心情急切，却只能拭目以待。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之一章，标题有改动；该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