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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国:中国古代通货膨胀启示录(中) 
作者:[余治国] 来源:[作者惠寄] 2011-09-21

四、从货币到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经济  

    唐高祖上台后,废除了流通700余年的五铢钱,铸造开元通宝,并规定每10文重1两,每1文的重量称为1钱,相当于现在的4克左右。开元通宝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但开元通宝在唐代早期流通并不广泛。经过隋末大乱,中原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甚至到唐太宗时代都没有恢复元气。唐太宗在平定突厥后,曾打算到泰山封禅,魏征却谏言道:“现在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大海和泰山之间,荒草芦苇丛生,沼泽遍布,茫茫千里,人烟断绝,听不到鸡犬的声音,道路萧条,来往艰难。怎么能把蛮夷引到这里,暴露我们的虚弱?就是竭尽财力赏赐,也满足不了蛮夷的欲望。”由魏征的话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

    当时实物交易盛行,货币经济落后。官员俸禄与政府其他开支主要采用米、绢等实物形式发放。一直到唐玄宗时代,官员俸禄才开始用铜钱。当时货币的购买力极高,贞观年间的米价每石仅30-50文,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最高才不过100多文。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将盛唐打入地狱。唐王朝分崩离析,无力平叛,只好用金钱赎买回纥等少数民族帮助平叛。西北边境的重兵皆调入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西域随之全部丢失。中晚唐时期,吐蕃咄咄逼人,把唐朝打得无还手之力,长安都好几次沦陷于吐蕃。

    连年的战争开支浩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公元758年,唐肃宗实行通货贬值政策,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1文当开元通宝10文。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重量为开元通宝的3倍,却作价开元通宝50文。结果物价普遍上涨,酒价从每斗10钱涨到300多钱,绢价从每匹110钱涨到1万钱,米价最高时每石涨至7万钱,以至于饿死者相枕于道。在格雷欣法则的作用下,价值较高的开元通宝被人们收藏起来,而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价值较低的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结果通胀的势头更为猛烈。  
 
    战乱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破坏,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大量北人南渡,中国的经济重点逐渐南移。安史之乱后,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扬州等东南地区和“行尽青山到益州,锦城楼下二江流”的四川地区,俗称“扬一益二”。东南与四川的商人将各种商品贩卖到北方。华北物资匮乏,南方商人难以采购到合适的货物贩运回本地。此外,唐朝中后期,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藩镇割据,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商人要将赚取的金银与铜钱运回本地,易在途中遭到抢劫。华南、河北以及大部分河南地区的藩镇完全不听唐朝中央政府的号令。东南与四川的地方政权却一直心向朝廷,他们每年都按时向长安缴纳租税,供养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汇兑信用工具,也是最早的纸币雏形——飞钱。

    飞钱又称便换,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商人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双方所持纸券相合,核对无误,即能拿到现钱。最早的飞钱出现于四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通过飞钱,四川商人与四川地方政府就不必艰难地在四川与长安之间转运铜钱,只要运输四川出产的实物到长安即可完成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循环。

    中原王朝的军事与经济一向脱节。中晚唐时的经济发展迅猛,铜钱不敷使用,钱荒在各地频繁发生,飞钱迅速扩张到全国。806年,唐宪宗规定:天下各道(唐朝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省)商贾贩运货物至京师后的所得款项只能使用飞钱。所谓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各省驻京办,是藩镇在长安设立的办事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请示汇报。私人钱商也办理飞钱。他们在长安开设总店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建立起遍布全国的汇兑网络,向商人发放票据,只要将票据在分店核对无误后便可领取现钱。

    飞钱本身不在市场上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票据,并不是真正的纸币。但由飞钱发展到纸币仅有一步之遥。唐末与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割据,战乱纷繁,飞钱遗憾地始终未得到进突破性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顶峰,宋朝工商业的繁荣空前绝后,在北宋时期,农业税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工商税却高达70%,南宋则更甚。当时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官窑等。和现代一样,厂中的工人按期领取薪水。在城市,各种店铺星罗棋布。从北宋保存至今的清明上河图,我们能看到当时汴梁的繁荣举世无双,而南宋的临安与汴梁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农村中,小贩、货郎走街窜巷,各地集市人潮汹涌,农村商品经济之发达亘古未有。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市民文化的形成。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市民阶层。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朝的城市居民善于消费,敢于消费,这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店、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每当夜幕降临后,宋朝的城市灯火通明,摊贩的叫卖声直到天明,娱乐场所中百戏竞演,市民欣然前往观看。无怪乎很多当代人梦回宋朝。  

    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货币经济的大发展。飞钱终于在北宋演化成了纸币。无独不有偶,纸币又诞生于四川地区。宋代四川流通的是铁钱。铁钱价值较低,10文铁钱才抵得上1文铜钱,交易时非常不便。当时四川的一匹丝罗要卖铁钱2万文,重约130斤。宋朝的1斤相当于现在的0.598公斤,约合现在的77.74公斤 !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便于交易,四川老百姓发明了交子。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铁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存款人把铁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把存款人存放铁钱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纸质票据上,再交给存款人,存款人凭票提款时要付3%的保管费。这时的交子不能在交易中流通,还不是纸币,而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相当于现在的支票。

    由于交子使用轻便,迅速受到青睐。商人之间的交易,干脆直接用交子代替铁钱。交子铺在经营中发现,只要不是所有客户同时取款,交子发行数量超过实际寄存的铁钱数量不会伤害交子的信用。于是,实际流通的交子数量开始超过了能兑换的铁钱数量。这样,交子演变成了代表铁钱价值的符号,开始真正成为信用货币,即可兑换成铁钱的纸币。

    作为纸币的交子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铁钱做准备金,其本身就变得一文不值。交子流通功能的实现在于人们相信它能兑换为有实际价值的铁钱。但在经营中,很多钱商惟利是图,贪得无厌,滥发交子,恶意欺诈,甚至挪用客户存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天有不测风云,做生意总有风险。一旦生意失败,交子便无法兑换成铁钱,从而激发了社会矛盾,制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引起宋朝政府的重视。

    为了保证交子的币值,政府精心遴选了信用与财力俱佳的16户富商,作为发行交子的特许经营商。为保证交子的自由交换和随时兑现,政府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发行和经营。当时还出现了纸币防伪技术:“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些富商仍然挪用存款来经营商业店铺、田产等其他生意。时间一长,由于经营不善,他们发行的交子经常不能兑现。交子信用一落千丈。

    与其让私人经营,不如政府直接发行。公元1023年,宋仁宗禁止交子铺发行交子,已流通的交子全部回收,同时设立官营交子机构——益州交子务。交子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政府手中。为了保持币值的稳定,政府规定了兑界,交子每用2周年,就统一以旧换新,全部更新。每界发行1256340贯,准备金是36万贯铁钱,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就像现在的人民币分各种不同面额一样,交子面额分别是500文、1-10贯。到宋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钱引和交子类似,只是流通区域比交子更广一些。

    宋朝政府对纸币的信用特征和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有着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有50多年的时间都很严格地按照规定控制发行量,绝不滥印、滥发。直到宋神宗时,为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将每界交子的流通时间延长到4年,两界并用相当于交子多发行一倍,即2512680贯。这引起交子的轻微贬值,交子币值下降不到10%。总的来说,交子的币值稳定大约维持了70多年的时间。

    和私商一样,政府一样不能保证纸币的购买力。一旦政府需要筹措巨额款项,将不得不滥用政府信用,过量发行纸币,最终必然造成通胀。宋哲宗时代,为了给陕西边防军购买粮食和募兵,政府将每界交子发行量增至1406340贯,由于两界并行,相当于每界发行2812680贯。后来又将每界发行量增至1886340贯,仍因两界并行,相当于每界发行3772680贯,这是宋神宗以前发行量的3倍。交子随之贬值。到宋徽宗时代,钱引(交子)滥发的情况更为严重,总共发行了53112680贯,为宋神宗以前的42倍。交子从流通工具变成了朝廷敛财的工具,通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随之而来。到北宋末年,面额1000文的钱引只能换十几文。北宋这座看似豪华的大厦已摇摇欲坠,女真蛮族的南下只是提前结束这个腐朽政权的生命而已。

五、通胀由铜钱时代的百倍到纸币时代的亿倍:金朝不稳定的纸币经济  

    公元1127年,女真灭亡北宋,徽、钦二宗被掳到东北,靖康之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穿越记忆的伤疤。金朝建国之初,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女,焚毁房屋产业,四处屠城,以破坏中原经济为己任。史籍记载,当时北到内蒙、南到淮河的中原地区尸积如山,有些地方的尸臭味能传到几百里外。女真蛮族入主中原以后,千方百计将中原人贬为奴隶。一般女真家庭拥有奴隶几人到几百人不等,而大奴隶主则有几千甚上万人。1129年,金朝下令剃发易服,凡不改为女真发型与服饰者,当街处斩,以儆效尤。

    中原在金朝的残暴统治下,货币经济急剧倒退,流通的都是北宋或辽国的旧铜钱。直到女真人逐渐汉化,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中原人民才有了盼头。迁都的第二年,金朝仿效北宋发行自己的第一套纸币——交钞。交钞面额以铜钱为单位,最高面额为10贯,以七年为一界,期满兑现或换新钞,也可缴纳一定手续费在政府制定的地点与铜钱兑换。

    海陵王平生有三大志向:第一,天下大事他说了算;第二要率师攻打敌国,把敌国君主抓来,在他面前问罪;第三,得到天下最美的女人做妻子。要做到这三点,攻灭南宋是必要条件。1161年,海陵王对宋朝发动大规模战争。当时的金朝已经汉化成中原王朝,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以战养战了。女真人当年劫掠的无数财富在海陵王的南征过程中消耗殆尽,铜钱也不例外。当时金政府因缺乏铜钱筹办军衣,只好从国库中拿出1万匹绢在开封以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得衣、袄、穿膝一万件作为军队补给。

    出师未捷身先死,海陵王后死于部将之手。试想海陵王如果灭亡了南宋,是不是也会被后人赞颂为统一中国的一代英主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趁机篡位,自立为帝。金世宗继承的大金帝国,百业待兴却缺少铜钱。中国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藏、辽吉黑东部、西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其中西南和华东占中国铜矿资源储量的60%以上。以当时的技术,金朝开矿铸造铜钱的收益竟然连成本收不回。金世宗即位时,需要1000万贯铜钱,而国库却只有区区200万贯。可见当时在整个金国蔓延的钱荒严重到什么程度。

    金朝对付钱荒的策略有两条:其一,吸收南宋的铜钱;其二,用纸币代替铜钱。为此,金朝在货币制度上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方法。以北京为中心的黄河以北地区使用铜钱,以开封为中心的金朝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以南地区使用纸币。从1154年到1186年的32年间,格雷欣法则起了作用。铜钱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不是河南省)被纸币排挤,退出流通领域,大量流向政府国库。

    在世宗时期,纸币流通期限一旦超过7年都被有规律地赎回,政府也严格坚持着固定的纸币发行额度,币值相当稳定。但是,世宗的货币制度为金朝后期的大通胀以埋下了隐患。世宗时的本位货币仍是铜钱,交钞只是大额铜钱的代用券。交钞由国家保证能随时兑换为铜钱,并且本身方便携带,交钞在河南地区的大额交易中代替铜钱获得了主币的角色。但是,能兑换铜钱才是交钞流通的根本,其支撑条件就是政府手中有足够多的铜钱。一旦政府丧失纸币的承兑能力,纸币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

    金政府走在钢丝绳上。要保持纸币稳定必须要源源不断地把南宋铜钱吸收到河南地区,随后再转移到河北的中枢地区。在河南地区铜钱输入稳定的情况下,金朝纸币经济才能维持,政府财政支出才能保持稳定。一旦情况有变,政府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滥发纸币,最终市场上流通货币量超过市场需求的货币量,政府没有足够的铜钱回收超出货币需求量的交钞;要么政府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政府手中的铜钱大量流失,无力兑换交钞。这两种情况互为因果,一旦出现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不可遏止,最终纸币经济与政府财政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崩溃。

    1190年,新登基的金章宗全面废除了纸币的流通期限限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接着,他又向全国推行纸币。纸币由河南地区的地方货币变成了全国性货币。章宗初期,北方连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流民日增,土地荒芜,税收减少。北方蒙古蛮族不时侵扰边境,铁木真的崛起也隐隐可现。南宋韩侂胄倡议兴兵灭金,不断出兵攻扰金朝边境。金朝虽依仗军事上的强大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均获得胜利,但损失也非常惨重,军费开支用掉银70万两,绢5万匹,铜钱100万贯。尤其是战端一开,河南难以吸收到南宋铜钱,纸币经济的稳定性基础动摇了。同时由于连年的灾害与战争,金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把国家只好大量发行纸币。纸币贬值随之而来,货币流通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军队的官兵俸给与军需成了难以应付的问题。金政府随即发行20和100贯面值的纸币,很快,200和1000贯的纸币也开始流通。由于纸币币值急剧下降,民间开始用白银做货币,拒收纸币。

    为了抑制纸币贬值的速度,金政府招数迭出。1192年,颁布法令规定流通中的纸币不能超越可兑换的铜钱量,但随着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最终不了了之。1193年,一些先前用铜钱来缴纳的税种改为用纸币来支付,扩大纸币的流通量。由于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市场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为了让民间藏钱进入市场,一面限制民间蓄钱,一面提高税收吸收民间铜钱。为此,1194年,规定汉人最高只能蓄钱2万贯,女真人最高1万贯,但当时的人都不遵守限钱法,收效甚微。1197年,铸造银币,规定28克银等同于2贯铜钱。大量发行以银币为本位货币的小钞,希望借此取代铜钱的地位。在全国规定官俸、兵饷、军需的支付一半用银币,一半用纸币。在东北地区,规定了所有涉及到超过1贯铜钱的交易都必须用银币或纸币来支付。但相对于铜钱,银币与纸币的价值都被高估了,格雷欣法再次生效,铜钱均被收藏,而银币被大量盗铸,银币与纸币的信用大跌。

    所有措施都是为了维持纸币经济,提高社会对纸币的需求量。不过这远远无法抵消滥发纸币造成的后果。不管怎样,增发纸币是金朝皇帝们迫不得已的举措,他们并非不知道币值稳定的重要性。1206年,政府努力回收了最大面额的纸币;1207年,政府下令某些税种的1/3可以用大面额纸币来支付,以后这个比例被放宽到了2/3。全国范围内超过1贯铜钱的商业交易被勒令用纸币支付,小额纸币也被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纸币全面替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

    实际上,章宗时代的纸币正在变成不可兑换纸币。而章宗对稳定纸币经济做出的种种尝试,始终无法突破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一个铜钱本位制的纸币系统。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211年,40万金国主力部队与9万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在河北野狐岭决战。金军人心涣散,一战即溃,纷纷逃走。蒙古军穷追不舍,直追击到河北万全县的会河堡,杀得金军伏尸百里,战死30余万人。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波斯人拉施德说:“金兵被杀戮之多,致使尸体到后来还使草原散发出很大的臭气。”

    金朝当兵打仗主要是猛安谋克,猛安谋克是女真人组成的军户。在1191年之前,金政府规定,严禁猛安谋克与汉人通婚。这40万金军集结了当时猛克谋安几乎所有的精兵强将。野狐岭一败,金军精锐皆没于此。女真人南迁中原,侵占土地,与中原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数十万辽国遗民在金国受到最为严重的歧视与民族压迫。他们都趁金国丧乱之际蠢蠢欲动。外有蒙古,内有叛乱,金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败。

    一边是军事上的失利,一边是纸币经济的摇摇欲坠。纸币泛滥,一发不可收拾。1210年,整整84车的纸币被运往陕西前线慰劳士兵。到1214年金宣宗迁都开封时,先前发行的纸币几乎已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币值跌到面值的千分之一以下。

    1215年,蒙古军攻灭北京,黄河以北地区与陕西陷入战乱。同年,金朝政府废除旧纸币,发行新纸币——贞佑宝券,同时禁止了铜钱的流通。由于战事的不利与生产的破坏,财政亏空日益暴涨,纸币难以控制过量发行,新纸币迅速贬值,第二年面额1贯的纸币暴跌到连铜钱1文都不值,连工本费都收不回来。1217年,这些纸币以1000:1的兑换率被更换成另一种新的纸币——贞佑通宝钞。

    1218年,南宋军队配合蒙古军发动了对金朝的战略进攻。金朝陷入蒙古军、宋军与北方汉族起义军的多重打击中。金政府为调拨军需,不得不饮鸩止渴,打死增发纸币。既要加大纸币发行量,又要控制物价,金政府处于两难境地之中。他们希望通过提高税率,来大量回收纸币,缩小纸币流通量,提高民众对纸币的需求量,从而保证纸币的价值。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衰败、军事不利、人为回收纸币的方法是无效的。因为纸币的信用是国家背书的,但由于连年战争的失败,国家信用正在趋于崩溃,即使纸币流通量降低,纸币信用也毫无保证,其币值仍会下降。

    到了1222年,1贯贞佑通宝钞的价值就跌至相当于1文铜钱,金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行新纸币——兴定宝泉,以1:400的兑换率更换了贞佑通宝钞。但很快在第二年,兴定宝泉的价值就跌至面值的千分之六左右。同年,金政府最后一次更换纸币,以1:50的兑换率更换兴定宝泉。如果用白银来计算,从金章宗初年到1223年,金朝物价以纸币来计算涨了30亿倍!在铜钱为主币的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只有在纸币经济中,才有以亿计算的通胀率!

    在金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政府财政窘迫到连印刷纸币的材料和费用都不足的程度了,纸币经济与政府财政已经完全崩溃。1232年,拖雷率蒙古军在河南三峰山与金朝最后的主力部队决战,金军35万人战死。金政府再也无力组织力量抵抗蒙古军。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金朝宣告灭亡。在蒙金战争中,整个中原死亡3000万人,减损85%,女真人也遭遇了灭族之难,仅在河南遗存数千户。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啊!

六、面对纸币,南宋皇帝难以安眠  

    现代人看古代史,总觉得古人的种种决策与行为非常愚笨。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古人的角度,想其所想,行其所为,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古人所面对的问题,若让现代人取而代之并不一定做得更好。南宋政府的纸币膨胀政策便是这样看似荒谬,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与金国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斗争。从军事上看,西至川陕、东到江淮的广大地区,宋金两国展开了打打、谈谈、停停的长期的军事拉锯战。从经济上看,由于古人都将铜钱视为财富本身,金朝采用各种策略从南宋吸引了大量铜钱,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地也大量吸收南宋铜钱。13世纪上半叶,日本镰仓幕府政权名义上最高长官太政大臣西园寺公经,曾派遣船只以超低价倾销日本产品,一次就带走10万贯南宋铜钱,相当于南宋全国一年的铸币量。在这种情况下,纸币的推行无疑成了维持南宋小朝廷的强心针。

    南宋纸币经济条块分割,极为复杂。虽然南宋偏安于中国南方,但它狭小的国土上却分成不同的纸币流通区域。在四川地区,继承于北宋的钱引仍然通行。为了阻止铜钱流到金国,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陕西东南,推行不兑换纸币——湖北会子,在江淮地区,采用以铁钱为本位货币的地方性纸币——淮南交子,并严禁湖北会子与淮南交子用于长江以南。这种条块分割的纸币经济目的无非有两点:其一,保证边防军的军需;其二,维持南宋统治核心地区的经济稳定。

    南宋统治核心地区是经济最发达的以杭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多取之于东南。东南地区的货币需求量很大,但铜钱量却极为不足,本身钱荒就非常严重。1149年,富有扩张野心的海陵王称帝,他营建开封,征调并整训各路兵马,准备吞并南宋统一中国。风声鹤唳的宋高宗政权秣兵厉马以应对金国的战争。

    打仗就必须要有财政支持。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南宋政权于1161年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两宋流通量最大的纸币——江南会子。行在的意思是天子巡行之处。南宋政权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在杭州设立临安府,称之为行在,京师永远是汴梁开封。和长安的长治久安之意正好相反,临安为临时安顿之意。金亡之后,南宋甚至派遣军队进入中原,意图恢复故都。直到元代,杭州仍被人们称为行在。可见在古人心中,杭州从未做过首都。

    会子以铜钱10万贯为发行准备金,不设定发行限额,也没有到期以旧换新的设界制度。会子上印有兑换铜钱的地点,每次兑现收取2%的手续费。但金国吞并南宋的企图虽被阻遏,但南宋为了解决军费,却在会子发行之处滥印滥发,自1161年到1166年,共发行2800多万贯会子,纸币严重贬值。宋孝宗即位后,多次表示,时机成熟时一定要废除纸币的流通。他极为担心纸币大幅贬值所带来的经济崩溃与政权不稳定的后果,史书记载,宋孝宗面对纸币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朕以会子十年睡不着”。

    孝宗以皇帝私产银钱200万两,回收近500万贯纸币,然后当众焚烧,以恢复了会子的信用。为了限制会子发行量,孝宗又于1168年宣布纸币定界发行,每3年一界,每界1000万贯,每界交子使用6年,这相当于北宋交子发行额的6倍以上。同时,规定会子可用于除四川外的南宋全境。就在这一年,宋孝宗还做出了一个世界金融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壮举——会子不再与铜钱兑换,成为与现代人使用的纸币几乎没有差别的不可兑换纸币。北宋发行的纸币是一种可兑换纸币,它以铜钱和铁钱为本位货币。而南宋的不可兑换纸币是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受金、银、铜或铁准备金的限制,成为纯粹的货币符号。

    但纸币由可兑换纸币变成不兑换纸币,也为南宋中后的通胀埋下伏笔。锐意进取的孝宗处在那样一个战争频繁、铜钱匮乏的时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宋政权所面临的财政与军费问题,唯有依靠纸币发行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是因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失去了价值之锚,政府发行纸币变成了一种向老百姓转嫁财政危机的变相税收。

    孝宗皇帝与当时的大臣们十分清楚,要想让老百姓接受不可兑换纸币,必须要维持会子的价值。会子本身是几乎没有价值的废纸,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收取会子。或者说,不可兑换纸币的流通是建立在政府税收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南宋政府自然非常希望财政收入中的铜钱能多于会子,财政支出中的铜钱少于会子。但是,一旦财政收入中的会子比例降低而支出中的会子比例提高,会子的信用大幅下降,通胀将随之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政府采用了钱会中半制。所谓钱会中半,是指国家对铜钱、对会子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政府财政赋入与支出实行铜钱与会子数量对等的制度与原则。换而言之,政府将铜钱和会子视为地位平等的法偿货币,这样才能提高会子得到老百姓的接受。从此,南宋的本位货币从铜钱逐渐转变为纸币会子。

    会子发行早期,南宋政府采用了各种维持会子货币信用的措施。1174-1189年,世面上流通的纸币高达2400多万贯,会子贬值,物价疯涨。孝宗动用金银回收了过多的会子,恢复了纸币的价值。会子币值在孝宗时代虽有一些振荡,但大体上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物价上涨的幅度不大。在孝宗时代后期,浙江、湖南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军民不要铜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到了12世纪90年代,由于蒙古部落的崛起,宋金之间战端又开。宋宁宗乘蒙古攻金之机决意收复北宋旧土。1206年,韩侂胄贸然举兵伐金,但被金国打得大败而归。1208年,宋金签订和约停战。金国被蒙古打得节节败退,竟然采用北退南进的政策。金政府认为,金军虽然不低蒙古军,但对付南宋军尚绰绰有余,因此北方虽然丧土割地于蒙古,但可以通过占领南宋获得补偿。1217年开始,金国向南宋川陕、湖北、江淮地区发起线进攻,被宋击败。一直到1224年,金国才停止对南宋的战争,全力阻止蒙古南下。

    战争的进行产生了大量军费需求,南宋政权疯狂发行纸币,流通的纸币竟有1.4亿贯,不过会子购买力只有轻微的下降,东南地区只下降了10%,其他地区下降了15%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内会子流通范围的扩大与南宋货币政策的改弦更张。会子从东南地区覆盖到整个南宋国土,纸币在南宋第一次全面替代了铜钱的主币地位,纸币流通量的扩大部分抵消了纸币贬值的压力。而南宋政权也不再以金、银、铜钱回收过剩纸币来恢复会子价值,而是直接承认会子贬值。通过印造新会子以1:2的兑换率兑换旧会子,再以新会子向富户强行征购粮食以充军饷。实质上这仍是变相地增发纸币,无非是让货币贬值被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以暂时保持纸币经济依的稳定。

    不过政府把它的一部分固定支出用增发纸币来满足。尽管纸币在境内的扩散速度也许暂时跟得上纸币的增发速度,然而纸币最终会流通到整个帝国而纸币的增发却不会停止。终会达到这么一个临界点,届时额外增发的纸币就会造成货币价值的降低。这个危险的临界点出现在金国灭亡之后。南宋政权认为,金国灭亡后,中原空虚,可以趁机恢复旧土。1234年,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当时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结果因粮草短缺,十几万宋军精锐被蒙古军歼灭。南宋开始直接面对蒙古铁骑的压力。

    随着战争的失败,会子价值一落千丈。1247年,南宋政权取消了会子流通期限的限制,发行永久性的不可兑换纸币,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南宋初年1石米仅售钱3贯,此时1石米已经卖到了1000贯,货币贬值超过300倍。南宋的纸币经济和政府财政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

    1259年,所谓的“奸臣”贾似道上台,他是南宋杰出军事家孟珙的弟子。孟珙曾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后又多次战胜蒙古侵略军,是南宋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擎天一柱。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将孟珙与二战德军元帅曼施泰因相提并论,称其为13世纪伟大的“机动防御大师”。孟珙认为贾似道之才可大用,极力向南宋政府举荐贾似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贾似道在1238年就针对南宋政治腐败、国家财政被贪官污吏大量吞噬的现状,提出过通过惩治赃吏以改善财政状况的建议。由此可见,贾似道并非天生是个贪赃枉法、苟且偷生之辈。

    贾似道解决纸币贬值与财政亏空的办法与王莽十分相似——打击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贾似道推行起公田法,按各级官员级别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1/3由朝廷买回出租,租金充作军队粮饷。比如某官的田地限额为200亩,而他实际田产为1400亩,那他必须拿出1200亩的1/3即400亩卖给政府。贾似道预计政府可买回公田1000万亩,每年价值600-700百万石米的租金充作军饷,从而达到弥补财政亏空,杜绝纸币滥发,平抑物价的目的。

    贾似道以身作则,交出1万亩充为公田,然后向当时最大的权贵巨富——宋理宗皇弟赵与芮开刀,命他献出1千亩良田,以示改革的决心。公田法在东南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年的试验。试点结果非常成功,朝廷买回约1000万亩的公田,当年收到米600多万石,可以补充军队一年的粮饷。

但是,改革的愿望是好的,改革的过程却十分曲折艰险。无论之前的王莽、王安石,还是之后的张居正,历史上的改革者很少能得善终。贾似道的改革亦然。豪强地主与官僚阶层原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对于这种侵犯自身利益的改革,他们奉行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贾似道规定,无论田地的肥沃程度,政府都以每亩40贯的价格征收。官僚地主们有的是钻空子的方法。他们有的用未开垦的荒地来套取征地费,有的以次充好,有的谎报征收亩数,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僚强迫农民卖田,不愿卖田者将处以极刑。结果大量农民破家败产,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政府财政紧张依旧,无奈的贾似道只有滥发纸币这一条路的选择。物价随之愈加暴涨,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贾似道既得罪了权贵阶层,又得罪了社会中下层,结果两头不讨好。现在通胀不仅没有解决好,反而更加严重。贾似道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阻挡不了改革的失败了。当时,200贯会子还买不到一双草鞋,物价从会子发行之初算起涨了多少万倍以上,纸币经济已土崩瓦解。贾似道对于通胀和财政已无能为力。1274年,蒙古军向南宋发动全线进攻。1275年,贾似道统兵在安徽芜湖鲁港迎战蒙古军。但宋军的范文焕、范文虎等主要将帅均是大地主之出身,因公田法他们早就对贾似道恨之入骨了。他们趁机投降蒙古,倒是贾似道提拔的李庭芝等人以身殉国,宋军此战精锐尽失。不久,南宋王朝便亡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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