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黄老道家学者推天道、察人性，既倡导无为而治，又标榜顺应人性。他们立足于时代的形势和趋利避害、仰慕礼义的人性论，建构起德法相辅的政治论。教育总是基于人性论，并反映政治的要求且为之服务的。因此，(管子)黄老学者提出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其“不言之教”的意义在于德教注重榜样感化，培养道德情操；法教强调无形约束，形成道德习惯。
《管子》一书原有389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 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顾颉刚先生认为“是一部稷下丛书”， 冯友兰先生认为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
《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水地》、《形势》、《宙合》、 《枢言》、《九守》、《正》、《形势解》、《版法解》、《势》等文章侧重于用道家哲学来阐释 法家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作品。它集中地反映了黄老道家道法结合，兼容并 包的学术特点，是黄老之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我们即以上面所列篇目为主要原始 资料，对《管子》书中黄老道家德刑相辅的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讨论。
《管子》中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符合其政治论要求并为其服务。
一、趋利避害、仰慕礼义的人性论
教育以人为对象，人的心理特征是施行教化的基础。《管子》黄老学者非常注意对人性的探讨，他们认为：“自知曰稽，知人曰济。知苟适，可为天下周。内固之，一可为长久，论而用之，可以为天下王。”(《管子·白心》)意即准确地把握人心，政治就可以通行天下，牢记百姓意愿，就可以长久不败，研究民心而且利用之，就可以成为天下 的帝王。因此，把握和得到民心是为政治国、施行教化的头等大事和终极目标。
黄老学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和自私自利的。“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管子·形势解》)。并且通过对人际关系的观察得出“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 (《管子·枢言》)的结论，颇有认为人心险恶的意味。然而，极其可贵的是《管子》黄老学者对人性的认识并没有仅止于此，而是进一步认定人的本性与动物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就是人能“虑事定物，辨明礼义”(《管子·形势解》)。即人是社会的人，人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道德认识的能力和道德情感的需求。人不仅追求物质利益，更渴望精神需求的满足和人格尊严的维护。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认同和景仰“道”和“德”， 并且能克制私欲付出努力去追求之。人心所向往的也是能用道、用德、用义来对待自己 的人，这种人才能为万民所推崇。《形势解》曰：“常以言翘明，其与人也，其爱人也， 其有德于人也，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于人则不报。故曰：‘见 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 也。”’心行即以诚心行德，“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管子·形势解》)。事实 上，这说明人性既有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自然性的一面，又有辨明礼义、仰幕道德的 社会性的一面。
正是这种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分析使得黄老学者认定“民情可得而御也”(《管子· 权修》)。因为人的以利为本的自然本性决定了“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管子·版 法解》)。法律的威严和刑法的残酷会使百姓免于为一己之私利而作乱，这种“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的特征，导致了人的自然本性完全可以通过外部的赏惩来引导和控制。而人们皆具分辨善恶、向往道德之本性，又使得完全可以通 过德教来感化民众。统治者如果抛弃表面上的小恩小惠，假仁假义，空话大话，切实 “以心行德”，以身作则来推行道德教育，深入人心地施行教化，就会引起百姓内心的情感共鸣，真心诚意地服从教育。
二、德法相辅的政治论
《管子》中的黄老道家学者依循着道家一贯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将其关于为政治国的思想牢固地建立在关于天道的哲学认识上。
“道”是道家的最高哲学范畴。《管子》黄老学者同样崇尚天道，认为“虚无无形谓 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心术上》)。“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 命者也”(《管子·形势解》)。而且更强调天道的规律性，认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 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天地、四时具有稳定的运行规律， 这就使得人类完全有可能去认识和把握天道，用以指导人事。《形势》曰：“天之道也，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即疑今可察 宙而解惑，知来可视往而不忧。因为，道，纵贯从“无”到“有”的世界里，绵延从古 至今的时代中，有其一以贯之的规律。这种规律与人世息息相关，是人们治世立身的依 靠，是人们现实行动的指南。黄老学者认为道一旦为人认识和把握，将对人类产生巨大 的作用，“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 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管子·白心》)。事实上，道的作用远不止 于此，只要掌握了道，就完全可以兴家国、安天下，“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 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 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国家顺天道则兴旺，虽小必大，逆天道则衰竭，虽成必 败。因此，《管子》谆谆告诫人们一定要遵道而行。
遵循天道的思想决定了《管子》黄老学派必然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他们 认为“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 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管子·形势解》)他们主张“君出令逸”，“臣任力劳” 的施政模式，认为人君如同人心，百官好似九窍。必须心正才能指挥九窍，否则如“心 不处其道，九窍亦不循其理”一样，会“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管子·心术上》)。因 此，要求人君治国“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 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管子·心术上》)。这与老子“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 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的思想一脉相承。 但是，时代的发展使得时刻着眼于现实的黄老道家学者们提出了新时期的“无为” 观念，即德刑相须、礼法相辅的统治思想。首先，《管子》黄老学者认为整个社会应该 是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对每一个人都有符合其等级名分、身份地位的道德要求，认为 “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 (《管子·形势解》)。具体言之，每一个人都有其行为规则和道德义务，“主，牧万民，治 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以义，终而复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 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 (同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各自的“常道”， 并应将之作为最高的道德目标而追求不懈，努力修养，终身服膺。果能如此，那么“主 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 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子妇 者，亲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顺亲，则当于亲”(同上)。假如违背这种常道，“主苛而无 厚则万民不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臣下随而不忠则卑辱困穷，子妇不安亲则祸 忧至”(同上)。社会上互相怨恨，纷争四起，一片混乱。
其次，要求统治者制定出一套符合天道和人心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而其“无为”的意义，就体现在这些制度一经确定，统治者就利用这种社会制度来施行 教化，引导和教育百姓，《白心》一言蔽之曰：“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 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 (既夸众) [饩廪众]矣。”君主依成法不枉徇私意，像穆穆苍天运载化育万物一样， 功业伟大却静默无语。
此外，确定严格的名分，也是达成无为而治的一个重要措施。《枢言》曰：“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又曰：“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 显然，名分的确定关乎国家存亡。这种定名分的政治措施，共“无为”的意义在于“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管子·宙合》)。使百姓名分不混乱，各处其位，各行其事，国家就稳定和有序了。
这样一来，“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予·白心》)，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就 被确立起来。
“遵道而行”的天道观决定了《管子》黄老道家的教育方式是“不言之教”，而“德 法相辅”的政治论决定了《管子》黄老道家的教育内容和手段是“德刑相辅”。
三、德刑相辅的教育观
黄老学者主张“先德后刑”(《管子·势》)，因而更为重视德治和德教的作用，认为法律和等级名分的约束和控制应处于辅助教化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提出了德刑、礼法相辅的文教政策，并从理论上对德治和刑罚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加以阐述。
(一)道德教育论
1．道德教育的作用
首先，《管子》黄老学者认为道德教育是维护整个社会体系稳定运转的重要机制。 需要通过德育“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 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管子·版法解》)。道德教育的作用在于 维护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使民众服从其位，各守其职，安分守己，不可僭越。
其次，道德教育的作用还在于能得民心。《管子》黄老学者具有民本思想，非常重 视民心向背对于治国安邦的重大意义。认为“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 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入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管子·形势解》)。君与 民的关系如鱼与水，有民则有君，失民何来君?因此，告诫君主一定要牢记“王主积于 民，霸主积于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管子·枢 言》)的教训，要想得民心，就必须针对人皆有向往仁德和喜欢财利的双重特性，对百 姓采取“爱之，利之，益之，安之”(《管子·枢言》)的政策。正如《形势》所云：“莫 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君使民安乐则民为君分忧， 君使民发育则民为君牺牲，君对民施恩不厚则民对君有所保留。
2．道德教育的实施对于道德教育的具体落实就要靠统治者推行德教来完成。由于道家重不言之教的一 贯作风基于对百姓心理特征的认识，使得《管子》黄老学者强调道德教育是一种从上到 下的榜样感化过程，是“不言”的德教方式。要求统治者以心行德从而引导百姓共同行 德。但黄老学者认识到行德决不能够伪装出来，因为“全心在中，不可蔽匿， (和) [知]于形容，见于肤色”(《管子·内业》)。人内心的修养达到何种程度，自会表露于 外在的言行之上，不可掩饰，做作不得。另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管 子·形势》)的观念决定了推行教化者必须自身行为首先符合道德要求和规范，才能引起 百姓产生同样的道德情感共鸣，从而衷心服膺，服从教化。
因此，《管子》黄老学者建构的德育论包括两个层次：
其一，强调通过德教对统治者进行教育。
具体来说，通过德教，统治者自身要做到：
(1)无私寡欲。《管子》黄老学者认为君主执政的目的在于安定国家、富足百姓、 教化民众，因此就要象天地化育万物一样，无私无欲。《宙合》曰：“故君出令，正其国 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君主发布命令，目的 在于安定国家而不是满足私欲，能与民同爱而不独行其是，公正施德而不杂私心，海内 百姓就会宾服。因此，《心术下》告诫君王说：“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 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私心是祸乱天下的罪魁，无私就意味着寡欲，只有一己的 欲望减少，才会做到行事出于大公。否则，就会“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 (《管子·枢言》)。多欲必定会导致身亡国破，居上位者必须做到无私寡欲，才能使百姓 没有压迫剥削之感从而心中推崇之。
(2)内心笃厚，耳目平正。《管子》黄老学者认为：“中正者，治之本也。”(《管子 ·宙合》)切不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 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 (同上)。居上者全凭一己私 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必定会自取灭亡。因此，君王要谦柔，守雌，不可骄横自 满，要做到勤于修养，不断提醒自己“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 (《管子·正》)时刻考虑自己能否以诚信推行政令，自身的品德能否做到“日日新，苟日 新，又日新”。君王能心正则百姓安宁，“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 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 民从，则百姓治矣”(《管子·心术下》)。尽管这里夸大了统治者的一己作用，但在古代 人治社会里，统治者的德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的定危。当 然，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强调榜样模范作用的身教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强调通过德教引导和感化百姓。
首先，统治者推行道德教化的关键是要发自内心去施行道德感化，树立光辉的道德形象。这种方式重在引导，“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 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管子·枢言》)。“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 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管子·形势解》)。因此， 居上位者以身作则，树立道德榜样，做道德上的楷模，才能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若君 主“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惰，则臣下轻之” (同上)。君的言行举止是臣民效仿的模式，其导向作用是非常大的。只有做到“正形饰 德”，才会“万物毕得”(《管子·心术下》)。否则“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 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管子·形势》)。居上位者要“欲民之怀 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管子·形势解》)。
其次，要用一片爱心来对待百姓，真诚地亲近百姓，使百姓感受到人格上的尊重和 社会地位的肯定，使他们产生道德情感上的共鸣，衷心向往统治者。黄老学者认为人与 人之间存在一种情感感应作用，“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 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 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管子·内业》)。“明王之爱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 恶天下，故天下可离。故货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货者爱之末也，刑者恶之 末也”(《管子·心术下》)。君王心有内德，就会自然显露出来。以至诚至爱来对待臣下， 这种“不言”的情感感化对人心具有无比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它可以唤起百姓的情感共 鸣，产生极强的依恋和向往，远比施于财货更能招附人心。
因此，君主只有不断地推行道德教化，以亲善仁德之心来爱护百姓，才能使百姓皆 心向往之，正如《形势解》所云： “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 [真]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 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
(二)法制教育论
在《管子》黄老学者看来，为政治国，爱民保民是头等大事，要求君主对百姓“安之，利之，爱之，益之”。但他们又发现，在现实社会中确有“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管子·形势解》)。黄老学者意识到光靠道德感化与引导以及依赖人们自觉服从道德规范显然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缺乏赏罚标准，光凭舆论来调节人们的言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靠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惩戒违背社会规范的人。
对于法的起源和制法的根据，《管子》黄老学者继承黄老道家一贯的“道生法”的思想，认为“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心术上》)，将法建立在道家哲 的最高范畴“道”之上。而且，将法和礼统一起来，“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 道也”(《管予·枢言》)。礼为何物?黄老学者认为“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管予·心术上》)。显然，法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并且是为了维护社会的道德而 设立的。因此，黄老道家就将法建立在真理(“道”)和道德的基础之上，确定其存在的 合理意义。此外，法的作用关键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其符合天道和道德要求，所以 《枢言》曰：“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人故相憎和人之心悍是由于人的本 性趋利避害，一意为我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又是把握人心的特点而设立的， 《形势解》曰：“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又 曰：“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法正是根据人心之好恶而 制定，因此能够起到约束作用。
通过法的教育，“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 则民循正”(《管子·形势解》)。黄老学者将法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概括为“暗 化”，《九守》曰： “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 莫不暗化矣。”百姓长期感受到法制和等级的外在约束力量，就会逐渐形成遵守社会既 定规范的习惯，由道德他律成为道德自律。这样，社会就会成为如《白心》所言“名正 法备，圣人无事”的和谐状态，显示出法“不言之教”的重要意义。
黄老学者还强调法的完备性。《宙合》曰：“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 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人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 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制定成法，必须内容广博而没有偏差。这是治 国之大务。
国家制定了法之后，就要明谕百姓，严加训导，“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 (致)[敬]之”、(《管子·版法解》)。使百姓感到法律的威慑力，做到懂法，守法，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黄老道家要求居上位者严格守法而行，认为“有法不正，有 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同上)。“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 (《管子·枢言》)。
《管子》黄老道家认为德教与法教是相辅相成的，德教重在对人内心的感化，法教 则重在对人外部行为的约束。他们对于这种“不言之教”的教育形式充满信心，认为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此)[化]”(《管子·宙合》)。这种内外相结合 的教育模式的提出，可谓意义深远。
总之，《管子》一书中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本文仅就其黄老道家的德刑相辅教育 思想进行探讨，以期能加深对于道家学术的认识，丰富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宝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