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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中国古代生物战争的起源及社会与文化后果 
作者:[何新] 来源:[] 201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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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名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则很可能也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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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当另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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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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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由西汉全盛时期的5000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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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征,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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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未已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则始于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开始流行崇信佛教。当时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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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割据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在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瑀的“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民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晤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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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充满中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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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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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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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三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5世纪间流行到罗马,10世纪前后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洲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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